“左传背景”
文公六年，秦穆公逝世，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即“三良”）作为陪葬，秦国人十分怜悯这三个人的殉葬，为此还传下了《黄鸟》这样的诗歌（见《诗经·秦风》）。君子也批评了秦穆公的残暴行为。
东莱先生不是立足于对秦穆公的评价，而是立足于对三良的评价，推翻了一般人认为的三良很勇敢的观点。
“原文”
三良[1]之殉君，古今之论，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壮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议其忘身之轻也。是非之论虽不一，至论其忘身，则一而已矣。吾独以谓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后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于殉君也。杀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谓不能忘身者，独何欤？殉葬非厚也，是从君于昏也，是纳君于邪也，是陷君于过也。噫！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辞者，为其嫌于爱身也。以爱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则视人如己，视己如人。君欲以他人为殉，吾固争之。所争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为殉，吾亦争之，所争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爱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强认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于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横私天下之身，而横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万世之恶名，岂能置一身之嫌于其间哉？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于胸中，则论己事如论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黾勉[2]而受秦穆之命矣。
“注释”
[1]三良：即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了，秦国人十分哀悼这件事。
[2]黾（mǐn）勉：勤恳。
“译文”
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为国君殉葬，古今的议论，赞赏的有一半，非难的有一半。赞赏的人认为他们不顾一己生命的勇气很悲壮；非难的人认为他们太轻易地捐弃了生命。赞赏和非难的议论虽然是不一样的，至于说他们忘掉个人安危，却是一样的。我惟独认为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正是因为不能忘记个人，所以才为国君殉葬。假如他们忘记了个人，必定不至于为国君殉葬。杀害自己来为国君殉葬，这如果不是忘掉个人，是做不到的。我现在反而说他们不能忘掉个人，独独是为什么呢？因为殉葬没有什么可以厚赞的，这是跟着国君一起昏庸，是把国君纳入邪恶，是让国君陷入罪过。咳！凭着子车氏的三个儿子的智慧，不会不知道这些的，知道而不敢推辞，是为了避免爱惜自己的嫌疑。把爱惜个人当作自己的一种嫌疑，这正是不能忘记个人。如果子车氏的三个儿子能忘记个人，那么他们看待别人也像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也像看待别人。国君如果想要以别人来殉葬，我们本来就要争论，所争论的是殉葬的错误，我们没有去考虑这是别人去殉葬。国君想要我们来殉葬，我们也要争论，所争论的是殉葬的错误，我们没有考虑是自己去殉葬。我们尚且不知道有个人，又怎么会有爱惜个人的嫌疑呢？个人成了天下的个人，道理是天下的道理。如果坚决地认为是有个人，那么凡事涉及到我们个人，我们明明知道天下的正当道理，但为了避免嫌疑而不敢说，这便是把天下的个人蛮横地变为私有，把天下的道理蛮横地变为私有。我本来想把国君从万世的恶名中救助出来，怎么能在这中间有个人的嫌疑呢？这三人果真不把个人的嫌疑放在心中，那么讨论自己的事就像讨论别人的事，居处没有什么疑虑，言语没有什么愧疚，必定不会不折不扣地去接受秦穆公殉葬的命令。
“原文”
其所以宁杀身而不忍犯爱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见三子奋然捐躯，骈首[1]就死，其指之为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实生于不能忘身也欤？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则诺，要不可谓之不厚共君也。”吾又以为不然。为君计者，厚其君者也。为身计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为君计，必思殉葬为吾君无穷之累。吾身纵不自惜，岂不为吾君惜乎？惟其专为身计，而不为君计，故当秦穆命殉葬之际，谓不从则受偷生之责，从之则君受害贤之责。吾知免吾责耳，彼君之责吾，吾何预焉？是心也，果厚于君乎？果厚于身乎？则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注释”
[1]骈首：骈，并列，并排。骈首，头并列。
“译文”
他们之所以宁可自杀，而不忍心触犯爱惜个人的嫌疑，正是因为不能忘记个人。人们仅仅看到这三人奋不顾身，并排着去就死，就把这些当作是忘记个人，谁知道他们之所以去死，实际上是因为不能忘记个人呢？有人说：“认为这三人不能忘记个人，我是同意的，但不能不说他们对国君的恩义是很丰厚的了。”我又认为不是这样的。替国君筹划考虑，是厚待国君。若为个人考虑，是为了使个人得到丰厚的名声。这三人如果替国君考虑，必定会考虑到殉葬将会成为国君永久的牵累。我们个人即使不自我爱惜，难道不为国君爱惜名声吗？正因为他们为自己考虑，而不为国君考虑，所以当秦穆公命令殉葬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听从就要受到苟且偷生的责难，听从了命令，那么国君就要受到迫害贤才的责难。我只知道免去我的不敬，至于国君的罪过，和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心思，果真是为了国君的葬礼丰厚吗？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声而考虑？所以，这三人为了使国君葬礼丰厚，却使得国君的葬礼更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