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在本月3日，也就是在9月3日出言侮辱并袭击本县警察日金、乡绅阿利亚波夫、乡警察耶菲莫夫，证人伊凡诺夫、加夫里洛夫和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脸上满是皱纹和肉刺的中士，两手紧贴裤缝，用嘶哑、低沉的声音回答法官的问题，一字一顿，好像在发口令：
“大人，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所有法律条款都要求双方当事人陈述当时的详细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这一切都是由一具尸体引发的，愿上帝保佑。3号那一天，我和妻子安菲莎慢吞吞地、光明正大地走在路上。突然，我看见一大堆人聚在河岸上。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里集会？是出于什么目的？难道法律上写了，平民百姓可以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吗？我大叫了一声：‘散开！’便开始推他们，希望他们散伙回家，还命令村警把他们撵走……”
“对不起，你又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主任，驱散民众难道是你的事吗？”
“不关他的事！不关他的事！”只听见审讯室里的人们发出这样的叫声，“因为他，我们过得太不自在了，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从他退伍回来那一天起，几乎所有的人都想从村里逃走。他把大家可整惨了！”
“的确如此，大人！”村主任说道，“大家都抱怨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和他住在一块儿了！我们举行婚礼时带着圣像在路上走，或者做像本案中处理死尸这样的事情时，他总是在那里大喊大叫、吵吵闹闹，还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他还老揪孩子们的耳朵。他跟在娘儿们后面监视，生怕她们干出什么坏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不久，他挨家挨户地命令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还说，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人可以唱歌。”
“等等，你还有时间提供证词。”调解法官说，“现在还是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你继续说吧，普里希别耶夫！”
“是！”中士哑着嗓子说道，“大人，您刚才好像在说，赶走他们不是我的事情……很好，那要是出了乱子呢？难道允许平民百姓在那里胡作非为吗？哪部法律里写了，平民百姓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我不站出来赶走他们，给他们点儿教训，那还有谁站出来呢？没有人懂得现行的规章制度，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人懂。可以这样说，大人，我现在知道怎样对付这些贱民了，而且，大人，我是个万事通。我可不是普通的农民，我当过中士军官，退役前是军务管理官。我还在华沙服过役，那时是在司令部做事。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的是，我退役时可是两袖清风。后来，我做了消防员。再后来，我因为身体不好而离开了消防队，又在一所示范性非完全制男子中学当了两年门卫……因此，所有规章制度我都知道。而那些庄稼汉，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屁都不懂，所以就该听我的，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件好事。就以这件事情为例吧……我赶走老百姓，那是因为岸边的沙地里有具死尸。我当时问道：‘这个人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躺在这里的？这难道符合常理吗？县里的警察发现了什么没有？’我还说，‘为什么你这县里的警察不让领导知道这事？也许这个溺水身亡的人是投河自尽。也有可能，这尸体是从西伯利亚漂过来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而县警日金一点儿都不重视，只顾抽烟。‘你怎么回事，’他对我说道，‘你来这里发号施令干什么？’他还对其他人说道，‘他究竟是你们这里的什么人？难道我们没有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吗？’于是我说道：‘你只知道站在那儿不闻不问，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这个蠢货！’他说：‘昨天我就报告区警察局[36]局长了。’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根据哪一条法律这么做的？难道像这样的案子，譬如有人投河或者上吊这样的案子，还要区警察局长管吗？’我告诉他，‘这是刑事案件，需要民事诉讼……’我说，‘赶快发专函给侦查员和法官先生！你首先要写份报告送给法院的调解官先生。’可是他，这县里的警察，在那里边听边笑，那些乡巴佬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笑我，大人。我敢发誓，就像我说的那样。这些人就这样笑，就是他们这些人笑我，包括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干吗要笑啊？’县警察告诉我：‘调解法官根本管不了这类案子。’就是这句话让我火冒三丈的。警察，你是这样说的吗？”中士把目光转向警察日金。
“是的。”
“大家可都听见了，你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说过‘调解法官根本管不了这类案子’这句话的。大家都听见了，这就是你本人说的……大人，我当时就火冒三丈，整个人都被吓坏了。我说：‘你再说一遍，混账东西，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于是他又说了一遍……我便走到他跟前说：‘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呢？你作为县警察局的警察，怎么能反对政府部门呢，啊？’我又说，‘如果调解法官愿意，就凭这些话，可以将你交给省里的宪兵局，理由就是你有反叛行为，你知道吗？’我又说，‘你知道调查法官根据你的这些政治性的言论可以将你发配到哪里去吗？’这时，村主任开口说话了，他说：‘这不是调解法官权限内的事，他也只能受理一些芝麻大的事情。’他就是这样说的，大家都听到了……我说：‘怎么了，你胆敢贬低政府？’我又说，‘喂，请你不要开玩笑，老弟，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以前我在华沙服役和在示范性非完全制男子中学做门卫时，只要一听到这些有失体统的话，我就要往街上瞧瞧。要是有宪兵过来，我就说：‘老总，请您过来一下！’我便会把听到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可在这乡下，我向谁报告去呢？……我觉得很气愤。如今的老百姓肆意妄为，还不服管，这让我很恼火，于是我挥拳就……当然，并没有使出全力，而是这样，真的，只是轻轻地打了一下，主要是想让他以后不敢拿这样的话来说大人您……日金站出来保护村主任。因此我便连县警察也……就这样……我就发了火，大人。嘿嘿，要知道，在当时想不打都不行。如果不教训教训这些蠢东西，心里倒是有一种罪恶感。特别是如果碰到大事……像聚众闹事这样的大事，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不行！聚众闹事自有人管，县警、村主任、村警都可以管这些事情……”
“县警又不能什么事情都管，更何况县警还没有我懂得多……”
“可是你要明白，这不是你分内的事！”
“什么？这怎么不是我分内的事？奇怪了……他们胡作非为，我却不能管！难道还要我去表扬他们不成？不就是他们向您抱怨说，我不准别人唱歌……歌里难道有什么好东西吗？他们不干正事，去唱歌……还把晚上点着灯坐在那里不睡觉当作时髦的事。本来应该睡觉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有说有笑的。这些我可都记录下来了！”
“你记录了什么啊？”
“记了哪些人晚上点着灯干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迹斑斑的纸条，戴上眼镜，念起了上面的内容：
“下列农民晚上点着灯干坐着：伊凡·普洛霍洛夫、沙瓦·米基佛洛夫、彼得·彼得洛夫。士兵的妻子，就是寡妇舒斯特洛娃，她和谢苗诺夫·基斯洛夫通奸。伊戈纳特·斯维尔乔克搞迷信活动，而他的妻子玛芙拉，是个巫婆，一到夜里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完之后，开始询问那些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把眼镜扶到额头上，惊奇地看着调解法官。很显然，法官并不是站在他这边的。中士那鼓出的眼睛发着亮光，鼻子变得通红。他就这样望着调解法官和证人，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调解法官如此激动，为什么审讯室里的每个角落都发出了时而埋怨、时而冷笑的声音。他对法院的判决也感到莫名其妙：拘留一个月！
“为什么？”他有些莫名其妙地摊开双手说，“根据哪一条法律？”
对他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世道已经变了。因此，在这世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生活了。一些绝望的念头包围着他。可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那些挤在一起谈论着什么的农夫时，一种无法克制的习惯让他双手笔直地紧贴裤缝，用他那沙哑的、怒气冲冲的嗓子吼道：
“贱民，散开！不许集会！滚回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