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徐彦州的物质形态的荒诞感与其精神产品的冷峻性，我感到了它们之间散发出来的信息既是相互悖离，同时又有着一种本质的联结。由此，使我想到在徐彦州本人与其作品之间，肯定有着一个内在的相关联的密码系统。
这或许能揭示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那种复杂而难以捉摸的联系。
这使我自然地想到一个品位问题：
如果把“品”本身作为一个艺术论评中的重要模式与框架，那么，它便包涵着多方赋予的涵义与内容。置身于现代文化背景之中，它又应该涵盖着社会人格面具与艺术人格面目的区别与容纳，“位”本身则是一种定势的要求。
我时常感受到悬置徐彦州本人与其艺术之间的突兀与反差。
我联系到了人品与画品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争论原因，其“相正相副”的判断，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立足点的错位而已。
对于我而言，更多地注目于一位画家的社会面具与内在心理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又会产生出一种真正品位，它既是一种道德修正，同时又隐喻了艺术的要求。如此的品位更多地首先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之于一位具体画家而言，在徐彦州身上正奇妙地交织与混合着这种现象。
徐彦州在本质上显示出社会存在的单薄性。这取决于他那种富于侵略性与进攻感的人格倾向。然而，这还仅仅只是表层的东西，或者说用一种虚张的自我去掩盖他那种心理深层体验单薄苍弱，自卫而自卑的人格。
徐彦州生长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它的美丽自然景观与舶来建筑显示着世纪初西方文明侵入中国的殖民文化印痕。然而，在这个城市的深处，还有那种交织着海腥味的商业气息，这使他遍体血液里，不可避免地流淌着一种急功近利的东西。
然而。徐彦州血液里还流淌着唐山农村殷红的色彩，我不知道这种隔代相传规定，如此具有一种指定作用。它是一种宿命的、从幽远时空中时常传来一种暗示与信息。
这使得徐彦州对于北方农村风情有着一种天生的表现能力。而且对于民俗民间文化及其节气嬗替有着敏锐地把握与深刻地生命联结能力。
徐彦州在徐家祖坟地里进行拜祭的时候，心灵被突然击穿般地驱使双膝跪倒了，这时他的心理变得脆弱不堪，他深切地感到埋藏在地下对他操纵的灵魂……
……当徐彦州以惊悸而战栗的心情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时，我忽然明白了这种心理体验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倒并不在于他描述这个情节的可信度，而更多在于这种经验之于他的意义。
徐彦州的作品画面上，正交织着他来自于这种直接与间接的心理体察，在那幅《春魂——凭吊四十年前战死的无名士兵》整体便铺设出如此气氛与情绪：画面中心如同铁浇钢铸一般凝结着力量与沧桑。金属的寒光，铅兰色的天空压抑着心理的喘息，残雪覆盖的大地晃动着两棵幽灵般的黑色松树，这使得驻足于此幅作品面前的人都能体会到一种幽暗而诡异的宗教感。我想这决不仅仅是悄然的规定，而是徐彦州脆弱而敏感的灵魂被一种神秘而诡异的力量击穿之后的自然传达。这同时是来自冥冥空间的一种暗示，它与遗传的各种渠道——当然也与梦魇的提醒有着无法清除的联系。
徐彦州的感情结构无疑是粗糙的，这主要通过社会人格来反映出来，他无法以一种细腻的体察去接受社会反馈的信息，或者说他根本不具备那种接收的意识。然而，这种性格也给他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沉吟在自我为中心的艺术世界里，这使着他本来不甚丰富的心境变得异常地富有凝结力。
徐彦州的心理构成具有单向而天真的一面。在一种情境中，他很容易进入那种幼稚的迷信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试用不断置疑与推翻的欲念，但最终却往往是愈陷愈深，这对于其社会性的存在具有着危险的一面，但同时却更加集束了他的艺术能量。
也许只有具备了这种对于科学与理性的摆脱，才能使一个创作者进入真正的想象自由的世界里——原始人的思维轨迹也恰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徐彦州还有着与社会性存在面具相去甚远，或者说是反射与折透出一种技巧匠心微细与体察能力。我们如果注目于他绘画的单体局部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春耕时节》那幅作品的右下角方洞与圆形铁角在烟熏火烧的痕迹下所显示的特征，徐彦州充分发挥着油画语言本身的抽象性，这不仅是一种形象的消失，而是进入微观之中，那富于内容肌理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徐彦州深知抽象表达与具象表现之间的重要联体关系，它将使得其油画进入一种更为丰富的层次之中。
然而，徐彦州还具有一种奔溢不息的生命能量和宣泄欲，然而，如果仅止于此的话，那么徐彦州无疑则仅仅是一位自我表现式的画家而已。
在惊蛰系列中，徐彦州利用了一种富于镜头晃动的视角，诉诸于观者一种透视的朦胧感，积雪总是覆盖不住那种深褐色的神秘土地的沉重内容。被压抑与土地与残雪之间，比照着坚硬的老树残桩，它们之间总是显然着一种生命符号的象征意味。而所有的这些表达却都必须要通过一种冷犀的范式来传达出来，这就要求徐彦州通过他的残冬来冷却他的热望。这同时构成了徐彦州探求象征的一种必然。
令人奇怪的是，徐彦州——这位生活中充满着装扮贵族人格与略带市民气息的生活方式的画家，却对中国民间文化投入更多的注目，这是一个看似不伦不类的结合。然而，当他一旦上升到一种艺术与哲学交合点上时，却是成为一个哲学上的厚度，这便是徐彦州以“惊蛰”、“春分”等节气来命名，并把农村中少妇少女形象引导到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之中。
《惊蛰》中那位少女蓦然回首的惊悸与呆滞，构成了一种集体文化状态下的特有显现。然而，这种非个性的表情背后却依附着一个恒长的文化与历史时空。老屋象征着一个生存，这是一种生命鲜活的和窒息沉重的双重场所。树的升腾伸张意味着自然生命的挣扎，还有那富于生命冲动的墨绿麦苗。它同时意味着变革时代的来临与自然生命的苏醒这么一种自然与社会的交映。
止于此，徐彦州的人格双重面具在这儿遇到了重合。
同样，在《春分》画面正中心的伫立形象，我们也难以简单地把它视为一个典型刻画的农村少女形象，确切地讲，这样的形象在北方农村太过普通与平常了。值得注意的是，徐彦州对于她的刻画与展示并没有更多地放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而是略带荒诞的一种象征展现。利用服饰效果的黄红色花样，与紫红的衬托，这种大俗大艳的色彩，去切合背景中那种冷峻与清晰的景物分布，由此陈设出一种大雅若俗的境界。正是一种非个性，体现出了徐彦州的真正个性。这一点也同时在他的《七嫂》中反射出来。
从徐彦州本人的人格、情感性格结构来看，他对于中国文化内容、生命土地眷恋情结，以及对现代艺术、古典视觉秩序的理解上，有着一种荒诞的、看似歪打正着的结局。
然而，事情的存在本身还缘于一种存在的必然性，而徐彦州的身上正是交促着这么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复合体。而徐彦州的逻辑本身还缘于一种必然，尽管可以把它视为一种错位感，但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把握与明确的表达，也难以产生如此结局。
或许，这正是徐彦州难以定位双重的人格特性给他带来的独特的成功。
止于此，我感受到徐彦州作为一个个案，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复杂性与难以衡量性。我们亟须这么一种超越社会存在的艺术判断性。
止于此，我依然感到徐彦州作品中还交织着诱人的、神秘的内容在召唤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