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图式的文化剖面（对一位女性画家的实验批评）
题记：当我们不愿用语言的空洞组织去取代，直觉之于艺术的生动与神圣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批评工作变得更加艰辛。这是因为真正的理性是靠直觉去推进，而直觉亦需要理性的坚固才能洞穿幽远。
视觉艺术的接受活动，则犹如面对着一个要被切开的香橙一样，底蕴与形式，犹如那半壁的峭立与弧形的浑圆一样，构成了一种尖锐而奇妙的对比关系。
一件艺术品，实际上就已包含了一个复杂的文化团体。当然，由于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所显示的多方歧解局面（已达百余种答案），使得我们在此问题面前变得犹疑不决。
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可供跳跃的支点。
在对中国现代艺术的解析中，我曾对文化作过如此界定：
第一，文化首先是一种集体意识，是人类意识在流传过程中显示的符号化特征。
第二，在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上，文化观念左右了艺术品的价值方向，一个时代共同构筑的原则，在不时地肢解与歧分着艺术品的内容。艺术品上面反射的也是艺术家的意识光泽。
从整体视觉艺术这个团块上加以粗略检视，可见艺术的演变史正是人类意识对视觉媒体、材料选择与进入的过程。
文化时尚左右了艺术的崇好。
在此层面上，艺术品变得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仅剩下被剖解、研究的意义。这当然是一个远为宏观的立场。但之于个别的艺术——或者说在如此倾向中，那种高下优秀的判断便会油然而见差异。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也明白自己的动作显得过于轻率，刀锋无谓地锋利。然而，香橙依然不能脱逃被切开的命运，或者说只有在被切开的霎那间，香橙才真正具有意义——分切的牺牲显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面对的是一位饶有兴味的女性画家。这位画家身上油然叠现着关于女人与艺术家的神话与现实。
她极富于敏感并耽于幻想，平静的生活却不免又要骚动不已。实际的生活情调在他玫瑰色的房间中开放，而灯影下投射的却是虚幻的梦魇。
我无意于将一位画家做矫饰的装点与华丽的堆砌，尽可能地通过贴切的语言传达一种感受。
她有时会在六月骄阳下感到冰一般的战栗，在数九寒天的冰雪中灼起撩人的火焰。说她具有一些神经质般的冲动，传说便如同神话般变得遥远起来。这一切对于她的性格内容却呈现出紫罗兰色调的包裹。
然而，我们只要留意一下她的所有举止，便会获得一个惊诧的结论：高傲的神情与轻蔑的眼神中，掩盖不住自我的寒伧与卑怯，鄙薄世俗却又不知何时已沾满衣袖……
我不想在使我的描述进一步导向文化学，那样做的结果会使我的批评对象不是被人视做才华横溢就是不可一世，从而在整个华美彩章的奏鸣中轻易地失掉其真正迷人的慢板。
她是一位无论在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都是绝对地不同风格的不平凡女人。但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一位正常得有些过分的女人。那些在听者抑或是讲述者本人都有奇特得不能重复的生活阅历与心理经过，包括癫狂与自虐。但对我来讲，从“人”的命题去做一个轻易地连接，会觉得她已是那样的屑小。这样对她来讲尽管有些抑制不住的残酷，但却充满了真实。
诸种生活细节与情绪化云雾的笼罩，会令我们对艺术家的生活产生莫名其妙的兴趣与敬畏。从鉴赏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对一位艺术家而言，是梦寐以求的机遇，它可以诱使我们步入作品的深层心理机制。
然而，之于批评而言，却是一种误区。批评，意味着一种超越便捷、情绪及观念的分析立场。
我走近一步撩开这层看似迷人的面纱。
……她的绘画焦点是属于把观者视角导向心里层次的那种类型。
当绘画以隐喻的方式去表现心理印象时，便无可选择地要以替代物的成分出现，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当做图解而被视为象征。象征的内涵是由指示代码组成：即集体意识用指代物品显示象征以及情绪隐喻。
她的绘画便正好契合了我们的有关定义。
我有幸对这位画家的大部分作品有过视觉接触。早期作品中——那还是她刚走出校门不久，民间玩具时常出现在其画面上，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也不妨当做一种时髦与新观念介入的标志。但我在遍览之后，却油然而得出一个结论：强力的渴求与平安的慰藉一直是这位画家所谋求的主题。即使在运用民间符号的同时，她亦不仅是来自于画面的需求而是发自生命底层的律动使然。
每一位具有社会标志的“人”都会有精神变形与失去常态的时候，在某种精神状态中，亦会享受的沉溺于孤寂之中。艺术家因而有别于一般生活负重的人，他们有更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与超出常人接受能力的生活作风；他们有时在进行不同常规的体验，有时却又在另一个层面中堕入庸俗。
大概在艺术家“存在”的意义中，便有这样的命题：要将自己异于别人的观察与体验通过视觉图式的相应弯曲加以传达落实。因而，他既要不同于正常的人，又要异质于精神病患者。
在她的一幅《梦中的情境》中这位女画家向我们展示出奇妙景观：一头母狮背负着受伤的斜躺女子，凶残的动物此时内心似乎伤楚不已，从而在异类同性间达到了情绪上的认同。周围则一片绿色的氤氲，粉色的花瓣一洗娇艳而化为诡异。
我不知道是在何种状态下原始猛兽如狮虎进入她的精神印象中，但它标志着一种真正富于精神层次的自我验证与情境展开。
对于造型的独特及形式笔法的变异处理，我们均不妨看做这是在特定状态中所具有的一种必然。艺术要异于一般的体验，则首先要把握心理感应上的氛围。
她的《女人体系列》与《自画像系列》是从情绪上连接在一起的。此时，女性已被包裹在一个强健的外廓之中。然而，这不是米开朗琪罗式的力量蕴涵，不过是男人对女人性别特征的淡化而已。之于这位画家来讲，“强力的象征”已成为“第二性”包装并作为免受心理伤害的最重磅武器。
周围是一片幽暗的阴郁之气，画面上阴冷地分布着深色的藏蓝。大跨度的透视虽然不免有些矫情，但却更增加一份眩晕意味。一些明确的道具隐喻着对下意识冲动的遏制与平息。女性对自我体态质感的谙熟于夸张，并且在情绪的笼罩中得以贯通……她在潜意识里透露出对男性的仇视、冷蔑、渴求、轻视、淡漠。这种矛盾的纠缠使她对男性产生形体表现上的畸变感。在《正立、倒立之人》作品上，状若侏儒的冷漠与橘红的热烈色调将这种矛盾尖锐地聚显出来。
其实，一位艺术家的个人意识也好，梦魇异想也罢，尽管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以迷离的幻想或者无穷的启迪。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批评层面上便具有了意义，艺术的真正意义应当建立在审视了人类已有的精神图式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在洞悉了普遍之后才能真正进入个别。无论是对这种普遍是承接还是回避。
她的《淑女们》作品，则运用了精神变形化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将时代各异、服装不同的女子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连接性的画面。它们之间赖以衔接的除了形象动作的变化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精神气质上的相关性。在这些充满艺术家特殊意识所笼罩人物形象与直感质变，留给观者是难以索解的变形之谜。
对她绘画中的审美倾向的捕捉已变得不再那样重要了。我们可以醉心于寻找画面上的内在趣味，但却无法从作为“精神愉悦”与“文化松弛”上进行联系。这是因为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本身，已是对传统命题的超越。当这所有的一切都映照在精神的光泽之中，那么作品本身已叠现出艺术家对自我的审视。
作为一名艺术家，自我的沉溺无疑是文化体验的前提阶段，但其结果应当指向对“一般”的选择。这便是文化对艺术的左右作用，同时也是集体意识中对“个体”的承认。
虽然香橙在分切中会丧失掉原本迷人的完整，但已经流溢出来的馥芳依然令我们将利刃指向：
香橙已被切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