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其学说的科学的逻辑力量和强烈的时代感，吸引了众多的崇拜者。在他的名字下，汇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思想者，形成一支阵容可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这些理论家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利用各种讲坛、集会、报刊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这种空前盛况最初出现在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年），即使是科拉科夫斯基也把这一时期称作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1]
理论的命运常常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导致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原来形式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学说解释上的歧见，其中有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这种状况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面前遇到了危机。这种兴盛下的“危机”的出现，促使人们去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去探询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对于纯粹从书斋里孵化出来的理论学说，人们并不关心其命运如何。因为它既远离历史又脱离现实，无所谓遇到“挑战”、“危机”之类的问题。然而对于反映时代精神，关系人类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则始终关注其历史命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工人运动状况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现实的波澜掀起理论的狂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爆发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大论战。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巨匠辞世后，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第一次被他们的学生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来评判。牵动第二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神经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估价是否过时？伴随这一问题，他们还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相比，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马克思在世的时代，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资本主义是资本的残酷竞争，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工人状况的惨不忍睹，以及经济、政治的危机四伏，资本主义的灭亡似乎指日可待。然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调节手段，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欧洲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暂时的和平繁荣景象。于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结论是否过时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相联系，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状况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德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爆发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论战的中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壮大，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党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选举中已获得超过10％的选票；80年代末，党在选举中已获得50多万张选票。1890年1月，德国政府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对无产阶级采取“温和”的政策。2月，党在选举中获得将近150万张选票，取得了巨大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的提高，造成了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假象。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出现了有利于前者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能够更多地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进行合法斗争。此外，先期出现的各国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法国的可能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和福尔马尔主义也泛滥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怀疑暴力革命的观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论断是否过时的问题也被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
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促使人们不仅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策略这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而且涉及与此密切关联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性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据、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科学与价值的矛盾，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在世时，虽然已在“国际”内部出现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就上述重大问题还未形成两军对垒的明朗格局。由于恩格斯的逝世，第二国际内部失去了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理论权威，遂使原来形式上较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迅速出现分裂。一方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口号，借口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需要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而“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他们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以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分庭抗礼。与伯恩施坦联袂并呼应的，有路德维希·沃尔特曼、施陶丁格尔、大卫、海涅、康普夫麦尔、艾斯纳以及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则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人和一批主要的理论家为核心的“正统派”，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正统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修正主义者发起了攻势猛烈的反击。由于论战双方处在理论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因而各自展示的观点十分复杂。
第二国际后期所出现的这一理论现象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真正遇到了危机？
当时面对伯恩施坦等人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指责，普列汉诺夫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着危机，我为此难过极了。”[2]这句话表明了当时第二国际许多左派理论家的心态。这种心态应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指责，远远要比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的攻击对人们的震动大得多。更何况发难者又都曾是恩格斯的密友或学生，是一些一度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应该肯定伯恩施坦等人提出的问题大都是现实中所存在的，然而由于他们未能全面把握时代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才往往得出了既违背现实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相抵牾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个别结论，可能会被历史发展所修正，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却并未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的确，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着的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富于生机活力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死板僵化。但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应当同别人附加的、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不符而又名之曰“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伯恩施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发难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们只是把庸俗马克思主义置于极为困窘的境地，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存在危机。所以，真正可以称作危机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庸俗化的东西和教条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在依据现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偏差乃至谬误，即便是那些理论素养较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较为坚定者也会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反击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同一性质的、极为艰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预言历史进程的每一个变化，仅仅固守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并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第二国际的左派理论家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也暴露了许多不足，并且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的学说被后人进行多种解释乃至全面的“修正”，肇始于第二国际后期。理论是在论争中发展的。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论争作一番考察，同样对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对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内部爆发的论战中所出现的五花八门的观点作一些透视，无疑会获得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二、“信奉者”的倒戈
在第二国际时期，最富有戏剧性色彩的人物莫过于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在第二国际前期，曾是名噪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并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当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后，顿时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将自己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观点系统整理成书，于1899年2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列宁将此书斥之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3]，并认为在这本书中，“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4]。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折射。这种“修正”，既非像有的人简单指责的那样是“精神错乱”的结果，也不尽是纯粹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东西。当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策略等问题在新形势下更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对此作出回答。伯恩施坦的观点最具有欺骗性的是他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新时代已来临，必须审视社会民主党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首要任务就是克服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前提——教条主义。在他看来，那种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组织作详细描绘、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绝迹，但另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却还存在。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伯恩施坦说：“他们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5]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口号来“装饰”。“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6]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以此来论证他关于反对“崩溃论”和“暴力论”的观点。
伯恩施坦不仅同第二国际的“正统派”展开论战，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批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据以建立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们的历史观，而他们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只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把历史的一切过程、因素归结为机械的物质运动的必然性。伯恩施坦专门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认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机械论倾向。“‘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7]他还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有“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据此，伯恩施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修正”，即主张不应局限于马克思关于历史观的论述，而应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中个人和整个民族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须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并用这种观点来“扩充”唯物史观，而这种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
伯恩施坦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辩证法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最致命之点”[8]。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受到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蒙骗”。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黑格尔的矛盾逻辑会使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一旦根据这些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末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发展被论及的事物愈复杂，这种危险就愈大。”[9]由此推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0]。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法来考察政治斗争的专著，以及他们关于以经验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都应从与他们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伯恩施坦的上述观点，表明了他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根据的理解方面，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必然性，特别是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的观点，而突出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伯恩施坦附和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因为这一口号从认识论的角度“直接启发”了他。在他看来，康德尽管是先验的唯心主义者，但事实上却是比许多唯物主义者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康德不奢求经验世界以外的东西。而在经验世界里，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就是利益、认识和道德意识这三种观念力量。在这三种“观念力量”中，要特别注意道德意识。正义等道德力量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极强大的动力。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解释，旨在反对把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而主张以伦理要求或伦理冲动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这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相去甚远。
伯恩施坦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颇多微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科学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而“剩余价值”也不过是“单纯的公式”，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这种价值学说“与哥森—杰冯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两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两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11]。“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成了对于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因而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12]。
对于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所作的马克思是根据日益实现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来论证他的共产主义要求的这一论断，伯恩施坦也持反对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理论不符合现实。他说：“如果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迄今所设想的那样构成或者发展下来的，那末经济崩溃当然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内就要发生的问题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恰好不是这样。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极和分化了。”[13]他从两方面说明社会各阶级的收入状况不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一方面，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绝大多数并不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纵使资本家比工人的肚子还要大十倍，有着多于实际所有的十倍的仆人，但他们的消费所用只不过是剩余产品这一“天平上的一根羽毛”而已。那些剩余产品如不是以种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那么它们一定正好是被其他阶级拿去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散导致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出现，导致了有产者的人数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概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在逐渐消失。
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消除了它的尖锐对立。“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所以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14]资本垄断的出现使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消除了竞争。世界市场的扩大，通讯和交通运输的改进，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和卡特尔的兴起，以至于至少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像以前类型的经济危机。伯恩施坦断言，如果认为普遍危机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那么它必须在现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否则它的不可避免性的证据就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了。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修正”之后，伯恩施坦又进一步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15]“《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16]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崇尚暴力斗争的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因为它过高估计了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为出发点而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其中首先是它的辩证法的自我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以致只有把它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它和现实相一致。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热衷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应关注普选权等这样的民主权利。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构比作“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17]。当辩证法这个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建筑物不能自由发展时，马克思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这就表明马克思这位“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18]。于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眼里就成了一种削足适履的产物。那么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说：“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19]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者所应关心的不是比较遥远的将来，而是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要做些什么。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以往的各种封建主义制度不同，具有伸缩性，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而不需要革命的专政。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机体，是克服剥削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不必诉诸暴力。正是基于这些论点，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最著名的公式：“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20]这的确是“坦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伯恩施坦背叛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从伯恩施坦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劝告人们不要期待也不必期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无产阶级政党目前和今后长时期应当做的工作，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按民主的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人们不必为最终目的而奋斗，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总而言之，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从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如果承认他的“修正”是正确的，那么无疑是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全面的危机；如果简单地宣布他是在发一通“热昏的胡话”，那么无疑又是在回避问题，无助于人们认真解决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结合第二国际内部的正统派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来进一步分析伯恩施坦等人的错误。
三、问题与答案
修正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修正主义通常被看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是正确的。但修正主义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理论现象，其特征和意义值得人们去深思。
修正主义在理论形式上并不摒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同马克思主义作战。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正统派”的代表、伯恩施坦的主要论敌，起初也被修正主义的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难怪伯恩施坦在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难之初，考茨基的态度曾一度动摇不定。考茨基在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的一封信中认为，像比利时社会主义的领袖王德威尔德之类没有理论的人还算不上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修正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论”[2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谙熟的，而且他们有着完备的修正主义理论。
“修正主义”中的“修正”这个概念的确定含义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背叛，但修正主义者故意混淆修正主义与通常修正的界限，认为马克思本人就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伯恩施坦列举了《资本论》序言中的两条原理：“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3]伯恩施坦认为这两条原理正是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他进而认为：“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24]
从形式上看，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修正主义偏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相对性，而教条主义则固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绝对性，这种两极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交织并存的，即使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奥托·鲍威尔认为：“修正主义的理论不过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不过是马克思的学说第一次冲进愈来愈大的原来不属于它的领域时必然出现的贫乏。”[25]这一观点片面强调修正主义是作为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教条化的倾向）的反动而出现的，似乎修正主义是在填补马克思的学说所未曾涉猎的空白。倘若真是这样，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了。然而问题并非如此。
从当时与修正主义论战的情况来看，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维护了马克思的基本学说，认识到了伯恩施坦等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修正”。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和蔡特金等人都先后从各个角度反驳了伯恩施坦，特别是对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作了批判。从他们的批判和分析中将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现实的问题入手，得到的却是不符实际的非正确的答案；从反对教条主义出发，却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极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无疑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既不可能也不希望去对历史发展的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和详尽的描绘。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特征，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民主力量的增强，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检验，是完全必要的，无可非议的。伯恩施坦捕捉到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确实也看到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一些要根据新的社会现实予以发展的结论。可是他在试图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时，或者为了论证的需要，不仅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而且在马克思学说中制造对立，从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或者以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为由，不仅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和“最终目的”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夸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并否定其科学内容。
在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中，最为幼稚的恐怕要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了。他把庸俗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宿命论同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混为一谈，借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宿命论来批评马克思的历史观，试图为在社会经济过程的必然性之外去寻找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基础而寻找理论根据。他崇尚达尔文的进化概念，厌恶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将已被科学地改造过的辩证法因素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运用其合理形式去科学地考察社会现实问题的。辩证法中的革命性、否定性的可贵本质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相容的，毋宁说前者正好构成了后者的方法论中的核心部分。否定了辩证法无疑就抽去了革命理论的基石。不仅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也正是针对伯恩施坦对辩证法的轻蔑而提出了历史主客体辩证法。
伯恩施坦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内在的姻缘。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把伦理学唯心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把康德奉为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先驱。这种把社会规律性视为来自意识本身而不是社会现实的先验唯心主义观点无疑使伯恩施坦产生了共鸣。他赞成“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试图用康德的“批判精神”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康德的思想来改造社会主义，这同他贬低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否认辩证法是异曲同工的。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主体要求、伦理冲动基础之上的，那么它的进程、途径、手段、方案等等则可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善良愿望。可见，用康德来改造社会主义是多么荒谬。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伯恩施坦深受庸俗经济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边际论学说的影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庸俗的解释。特别是他步奥地利边际效用论者欧根·庞巴维克的后尘，把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科学抽象当作一种非现实的虚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剩余价值理论不过也是一种非科学的假设，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仅仅是以剩余价值为科学根据的，但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阶级矛盾的科学分析，主要是依据剩余价值理论展开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对立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说明了工人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而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连考茨基都承认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26]。离开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卢森堡著名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标题正好击中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要害。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本来是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的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环节或过程，这两者的关系又始终是社会主义理论中争论不休的问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的领域进行的“修正”的理论动机和理论实质，可以说都集中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公式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伯恩施坦对“最终目的”尽管有多种解释，如特别是在为回答别人的批评而作的辩护时常常把“目的”解释为对未来社会的组织等作细节的描绘这样一种空想，解释为某种对未来不切实际的遥远的虚幻的追求，或者社会主义的“终极状态”，但是从他提出这一公式的初衷和他的整个思想倾向来看，他所谓的“最终目的”确实是指与“运动”即改良相对而言的“社会革命”。卢森堡、考茨基、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人都针对伯恩施坦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作了出色的批判。他们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并未放弃而是相当重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改良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机会，但是同时也始终不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社会革命或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27]“同伯恩施坦及其门徒论辩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28]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国家监督的日益扩大、劳资关系的一时缓和，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以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卢森堡还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与布朗基主义格格不入的，布朗基主义是要少数密谋者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却是要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在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国家避免崩溃而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伯恩施坦对“崩溃论”的否定态度也遭到指责。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的观点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然而这种根据仅仅限于英国，在其他国家却找不到。我们知道，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典型的国家，但是就它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那里的劳资关系非常缓和，有较深的“博爱主义”传统。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马克思曾在19世纪70年代就说过，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仅仅是可能，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伯恩施坦对当时的和平形势过于乐观，这已为后来频频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酿成的社会革命所嘲讽。
当然，伯恩施坦在促使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方面有过功绩，如蔡特金认为：“伯恩施坦是有巨大功绩的，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详尽的、科学的讨论。”[29]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施坦的过程中也说过，伯恩施坦的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30]。尽管如此，伯恩施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不正确的回答。
在这场论战中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也表现出一些理论上的不足。比如卢森堡关于“最终目的就是一切”[31]的表述有走入另一个极端之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32]的判断也过于武断，等等。
四、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吗？
第二国际的一些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功绩赫赫，在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表现非凡，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方面却每每存在不足，或者说，哲学问题成为他们的较薄弱的方面。如果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那就是“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33]。考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考茨基在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前，曾写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其中有《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土地革命》（1899年），列宁认为这些著作“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34]。但考茨基的深刻见解主要是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至于在哲学领域，却显露出与他的才华不相称的肤浅来。他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作了坦率的表白：“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35]
1909年，《斗争杂志》登载了考茨基两年前给一个俄国工人的回信。信中说：“您问道：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36]在1901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他也说过：“我想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也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37]这无异于在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马克思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这种近乎荒唐的判断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无知。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38]。事实上，考茨基曾在许多著作中都肯定和阐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他并不把它们理解成一种哲学。他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成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依赖某种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不管这种历史观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的，或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宁愿采用实在论或一元论、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等名称的，都没有什么关系”[39]，“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40]。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受到了两方面的曲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而遭到否定。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实证科学——社会学。这种把唯物史观实证化的倾向在第二国际时期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是否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既然随便什么哲学世界观都能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合得拢”，那么自然就可以用种种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或“补充”马克思的历史观。这样一种逻辑不仅表现在考茨基的身上，而且表现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被普列汉诺夫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几乎是唯一的）懂哲学的一个”的梅林也存在着肤浅和片面的倾向。他没有摆脱当时在第二国际流行的一种观点：把哲学仅仅看作一种意识形态。不过他没有像考茨基那样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宣布终结了一切哲学，而是认为，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思想形式，随着阶级斗争的消灭，哲学也将消失。梅林在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公式，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方面，曾受到过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认识，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的认识却存在模糊乃至错误之处。他在《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任何哲学割断了联系，但是却把哲学的历史成果（历史发展思想）带进了唯物主义，即把这一思想首先带进历史领域，而不是自然领域，其主观原因在于他们俩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这种观点把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变革仅仅局限于哲学历史观，而把哲学自然观排除在外。换言之，梅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上仍旧同旧唯物主义保持同一水平。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41]在辩证法问题上，考茨基和梅林都把辩证法当作一种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或“历史的辩证法”。这里所说的历史，显然是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
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梅林的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或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哲学则无足轻重。这就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诚然，撇开术语上的混乱和误解，可以说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一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作了较好的发挥。但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缺乏全面理解，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的认识也颇为混乱，这就难免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内在联系缺乏完整的认识。当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盛行一时，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便被这种时髦所打动，并以此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可以相容的，这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即使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完整的认识，但只要能真正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那么对新康德主义的错误也会察觉的。例如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就明确地批判过新康德主义，尽管这种批判的哲学高度不够。
包括考茨基、梅林在内的第二国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否认唯物史观有一个一般的哲学前提，或一般的唯物主义前提。从第二国际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引起了较多的争议。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研究，因而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体系阐述得较多，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关于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般唯物主义见解作了全面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它是对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哲学把握。而这种哲学把握的基础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无论是马克思的自然观还是历史观，都贯穿了承认自然存在的先在性和包括社会存在在内的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及发展的辩证性，同时也贯穿了以实践活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观点。正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变革的意义所在。如果丢掉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前提，或者把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简单等同于旧唯物主义，那么就既难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何冠之以“唯物主义”，也难以理解唯物史观在解决自然与社会统一问题上的科学性。
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能够比较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普列汉诺夫。当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泛滥之时，“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论战的理论家”[42]。这是由于他超越了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他不仅一般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说明。考茨基、梅林等主要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区别，而普列汉诺夫则强调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43]普列汉诺夫对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的说明集中表现在他的物质定义上：“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44]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定义并非十全十美，而且没有贯穿实践的观点。但在普列汉诺夫的整个哲学思想中，仍然是领会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例如他明确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45]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首次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并认为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46]。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所使用的这一术语同后来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如目前流行的教科书把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使用）的内涵不同。他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不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使用的，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47]这清楚地表明，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方面。他明确表示了对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整个世界观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世界观的一部分。”[48]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见解比起考茨基、梅林等人来，无疑要全面和深刻得多。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它在反对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五、历史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交锋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实质，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在这种科学中，生硬的决定论曾是所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准绳。也应当考虑到他的老师黑格尔在其哲学史中把人看作客观精神的工具。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使他有时走向极端的绝对的决定论。”[49]这种在今天仍然流行的观点是伴随马克思的哲学产生而来的，也是不少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对马克思进行非议的主要论点。这种观点以较完备的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围绕唯物史观的实质问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涉及了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形成了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峙。
非决定论的主张者主要持两种态度，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本来就是非决定论的，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单纯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只讲必然性的决定论，因而要用新康德主义等学说来予以“修正”，而后一种观点较普遍。这些观点通常又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掩饰地直接针对马克思学说的“原本”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另一种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口号、针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观点来另辟新说，阐述“反传统”的观点。
在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指责为某种与宿命论为伍的决定论的观点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据。
其一，认为马克思主张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重物质而不重精神，物质总是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伯恩施坦就认为：“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所以唯物主义者是不信教的加尔文教徒。……所以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50]伯恩施坦这一观点所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他混淆了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后者看来，物质运动本身并非只是必然性寓于其中。他还混淆了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误把唯物史观理解成把自然唯物主义类推至社会历史领域。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伯恩施坦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斥之为把意识和存在截然对立起来，这是由于他未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因为这种“决定”，显然是指社会意识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作用。
其二，认为马克思师承黑格尔，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历史理解成按照严格决定的必然性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问题上，人们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曾采取过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对主体意识的关注。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就持这种看法。而另一种解释认为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无疑是马克思形成严格的或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契机。比如伯恩施坦本人就把黑格尔辩证法当作马克思哲学中的“残余”来对待，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来取而代之。事实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的批判所获得的理论成果是双重的，即既把人类历史理解成合乎规律的客观必然的过程，又把人类理解成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当作被历史规律牵着走的无主体意识的傀儡。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贯穿了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了预定论的立场。由于缺乏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科学理解，有人便认为凡是马克思对历史趋势的预测就是遵守了某种先验的决定论的模式。例如沃尔特曼认为：“马克思在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前，事实上已经把资本主义的趋势和结局作为一种图式描绘好了，这一先验的命题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51]
其三，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的和经济的决定因素，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伯恩施坦等人尽管没有一般地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但是却把《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看作一个严格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攻击马克思是一个“社会宿命论者”，说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主要是“独断主义”的。恩格斯曾经针对巴尔特攻击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即否认历史中的人的作用时指出，他是在同风车作战。伯恩施坦等人无疑也是在同风车作战，因为他们所指责的这一切，以及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描述成纯粹的“经济史观”，都完全是任意的虚构。
以上种种对马克思的指责，其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并且一般地反对决定论，主张“因素论”或非决定论。马克思主张的辩证决定论仅仅在于把物质的、经济的因素视为理解整个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绝不是把它们看作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不主张仅仅局限于一般地承认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是普通常识，无助于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抓住一般超基础的、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舍此无法获得科学的历史观。机械决定论的错误与马克思的辩证决定论的科学性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一概地反对决定论是错误的。
如果说伯恩施坦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理解成一种绝对的决定论而试图以非决定论来取而代之的话，那么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则力图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来维护唯物史观。不过在这些决定论者中，存在着把马克思的历史庸俗化和自然主义化的倾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著述常常笼统地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称作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也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说法，实际上他们是附和了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其论敌的指责。的确，在19世纪90年代初，当资产阶级教授们和追随他们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之时，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不够成熟，甚至连倍倍尔、拉法格和梅林等人，都对唯物史观的真实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入，因此也出现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但在恩格斯通信的影响下，许多人都加深了对唯物史观的实质的理解。在第二国际后期，虽然考茨基等人仍然较严重地曲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则在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在第二国际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中，基本上持机械决定论或庸俗经济决定论的人并非多数。
在这里，值得着重考察的是考茨基在决定论问题上的见解。弗兰尼茨基曾经对考茨基作过评述：“卡尔·考茨基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这个运动的繁荣昌盛同考茨基的声誉大振联系在一起，同样，这个运动的衰微没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领袖的破产。这个运动的理论成就和重大缺点，都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身上。”[52]这个“重大缺点”，包括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而这种曲解，主要表现在他割裂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由于这种错误，最终导致了他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轻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改造作用。
考茨基的错误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源，就是他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最初是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来研究社会的，即从生物有机体的发展、物种的生存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当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才转而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的状况。然而在他的理论生涯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妨碍了他的视野，使得他过多地强调了人的自然性的一面，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一致的方面，以至于他常常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范畴，而表达的却是一种近乎机械决定论的观点。
考茨基夸大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轻视人们在改造社会中的能动作用。他在《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理论部分中指出，经济发展本身如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因“自然的必然性”而给自己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经济发展也因为这种自然的必然性而导致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人在历史必然性即统治人的经济力量面前，是缺乏创造性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在考茨基较晚的著作中更为明显。
考茨基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把人性理解成本能。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运动都遵循着客观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考茨基却夸大了社会与自然的一致性，认为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53]。这就导致了自然主义，即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把社会进程生物化。在考茨基的眼里，不仅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取决于自然界对人的制约，而且人性根源于自然环境。人性“不是经过历史发展变成了人的本性，而是人从那种历史过程开始时所具有的、从他的动物祖先遗传得来的本性”[54]。以此推论，动物界的生存斗争是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自然延续。“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自然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而已。”[55]如此肤浅的认识表明，庸俗进化论被应用于历史认识，就会衍生出历史宿命论。如果按照这种历史观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只能会给机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如考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问答》一文中认为：“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政党，但却根本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我们也知道，制造革命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的敌人也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发动革命或者准备革命。既然革命不可能按我们的意志发动起来，那么我们也极少有可能谈到革命将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情形出现。”[56]这实际上是幻想革命的烤松鸡会自动飞到嘴里来。
同样是利用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马克思却并未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以简单吸收，照搬到社会领域中来，而考茨基却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硬地扯到一块，并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曲解成机械的决定论，这个理论教训是深刻的。
梅林、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则较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梅林反驳过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僵死的对立的两极，并完全不否认思想的力量和意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当某种历史现象一旦由于另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而形成的时候，它也要影响周围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但是梅林的《莱辛传奇》在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方面也存在着缺点，例如恩格斯就曾批评过梅林对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注意不够。[57]
伯恩施坦曾经赞成巴尔特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并把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同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对立起来。梅林率先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伯恩施坦并不懂得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并把唯物主义同机械决定论混为一谈。梅林反对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
拉布里奥拉较为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实质。他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两篇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反对了宿命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因素论等错误思想。他认为：“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58]在反对把历史事件看作命定的进程的同时，唯物史观力图使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因素论的方法，即“抽象地把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分解开来，并把它们破碎为构成统一整体的许多因素”，而另一种方法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这是唯一能够认识历史的方法，“它分析并分解各种因素，则只是为了从中再找到它们为达到最终结果而共同发生作用的那种客观必然性”[59]。
在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他所得出的三个结论。其一，在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永远不可能直接看出因果之间的联系。在意志的行为及其原因的背后隐藏着它们的起源，因而历史决定论要超越意识的狭小框框，在构成行为动机的基础的物质条件中寻找这些动机的原因。其二，唯物史观“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60]。这就要求对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又加以综合。其三，为了从经济结构过渡到各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也叫“社会心理学”，是指社会意识的特定的具体的形式。从拉布里奥拉的这三个结论中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应是充分承认直接或间接的因果联系，承认经济现象和社会其他现象的复杂的统一，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尽管拉布里奥拉把唯物史观表述为使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但他强调指出，这仅仅是就客观性而言的，绝不能用动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和原则来说明人类历史。他还特别强调人对自然的社会改造，强调“人为的环境”。“硬说这种环境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继续，这只是一种过于一般和抽象的，因而归根结蒂没有任何明确意义的思想。”[61]
普列汉诺夫称赞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而与这本书的发表日期几乎同时，普列汉诺夫也写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这部毫不逊色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以及《论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元论同因素论的本质区别，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而且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因素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停留在抽象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上而回避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起源问题。唯物史观则主张在考察社会历史时，并不认为社会历史的因素是彼此孤立、纯粹抽象的产物。从本质上说，人们只是创造出一种历史，即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而这些社会关系是受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尽管对于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五项公式”（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的理论后人有诸多争议，但是他坚持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我们知道，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中把唯物史观和自己的立场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尽管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但是这一提法客观上为攻击唯物史观的人提供了口实。普列汉诺夫认为即使是术语的混乱，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歪曲。“‘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62]为了驳斥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唯物史观创始人的观点，论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特别是政治因素的作用。此外，他还分析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各种偶然性因素在历史上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导致“无为主义”、“宿命论”的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
六、在科学与价值问题上的困惑
在第二国际后期，相当一部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作了严重的曲解。而这种歪曲主要出现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路易斯·鲍丁于1914年提出来的。该词已被包括该派成员在内的许多人所普遍接受。[63]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重要理论家所组成，其中有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他们聚集在《马克思研究》（1904年由阿德勒和希法亭在维也纳创办的理论期刊）的周围，试图解决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仅仅考察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问题上的两种主要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化。以阿德勒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把唯物主义视为“形而上学”而加以反对。他们从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成一种历史观或经验的社会科学，并特别强调其关注经验事实的因果关系，排斥任何价值判断，不偏不倚的“科学性”，或强调脱离意识形态的“中立性”。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化。大多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企图用康德的伦理学来“补充”社会主义理论，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是以承认人的一般价值为前提的，是以一般的人为目的的，因而是一种一般的道德理想。
阿德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遗产”的旗号，试图找到一条本质上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道路。他们认为，用新康德主义中的思想、概念等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有益的。他们的兴趣所在，就是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结果他们“发现”康德的批判主义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空白以及含糊不清的目的。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并没有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前提。
阿德勒认为，唯物主义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科学性，这是因为，唯物主义难以解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并必然导致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只有从认识批判论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问题”[64]。这也就是说，“心理的东西从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65]。既然历史过程中并不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那么一切东西都可以归结为精神的东西。“正像经济关系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66]根据这种观点，阿德勒对恩格斯进行了指责，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毫无根据的。他主张应抛弃从物质第一性出发的唯物主义，而坚持认识论的意识学说。后者是从第一性的东西即经验出发，它提出的问题不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为何要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术语，阿德勒的解释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反对唯灵论才权且使用之；而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是实证的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67]。阿德勒的上述观点无疑是以康德的批判尺度来规定“科学”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限制在康德意义上的经验世界或现象世界中，才可能获得其科学性。事实上，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抽掉之后，当人们把物质的先在性否定了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消失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德勒与考茨基的共同之处，就是抹杀了唯物史观所特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在阿德勒等人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实证的科学，是同意识形态相分离的，其科学性或真理性完全取决于对思想程序原则的正确应用，而不取决于任何政治态度或阶级立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实证的科学同一般的实证主义还不一样，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主张对事实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阿德勒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经验科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符合经验论者所提出的知识的标准，因为经验论者忽视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因而他们不可能为科学提供“绝对的”基础。阿德勒等人主张从经验出发，同时也寻求经验地解释社会现象所必需的范畴原则和一些演绎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以普遍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与主观性相关联的范畴为前提，这些范畴像康德的先验的时空概念一样来自理性而非经验，但又构成了实际的经验。阿德勒反对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强调意识的现实性和意义，认为社会的因果关系是以意识为中介的，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行为）都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揭示有意义的主观动因。阿德勒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向以主观性为特征的“科学性”方面引导的同时，又试图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划一截然分明的界限。他们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那么为了认识其真理性，只需应用普遍接受的科学思想的原则就足够了，用不着首先接受任何政治的或阶级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如同进化论一样，每个人都能接受它。虽然它也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但这一事实丝毫无助于说明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在逻辑上有助于人们去接受它。总之，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无缘。
上述观点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实证科学，而忽视了其内在的革命性、实践性。事实上，马克思从一开始所思考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他并不是仅仅从这里出发去研究社会现实以及历史过程的。在科学地解释世界时，马克思坚持以客观的科学态度为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贯穿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感。马克思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一点上把他的学说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同时，马克思始终未沉溺于对世界的“科学”解释，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所以在他的学说中，总是把无产阶级作为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在阶级社会里，如果不能发现改造世界的现实的阶级力量，那么很难说得上这种历史观是科学的；而不能代表特定的群体利益、不具有革命性的纯粹的社会“科学”的东西，也不是马克思的学说所具有的特征。
希法亭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一种客观的、自由的科学，而没有价值判断”[68]。这种观点更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解上的肤浅。当然，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乃是指它不带偏见地、客观地说明了世界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来并不是实证科学，而是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所以它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中有无价值判断，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69]，而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第二国际后期，曾出现过一场争论：究竟是要伦理社会主义还是要科学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卷入了这场争论。一般说来，他们都试图把康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用康德的实践理性或伦理学来补充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伦理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科学与伦理学是不同的，前者依据对客观经验事实的观察，后者则建立在主体意志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主要是针对其历史观而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是在道德上中立的。然而这并不能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何为善”的问题。而社会主义若被仅仅视为社会现象“自然”发展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可能导致人们去努力实现它，就不可能把它当作一种目的或理想，所以，社会主义要借助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不能来自关于生物的或历史的事实的说明中，而只能来自作为某种自律能力的和能创造自觉责任原则的人类意志。康德的道德理论无疑能弥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不足。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明，其错误并不在于强调了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在于他们认为伦理判断应建立在一般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基础之上，闭口不谈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的价值要求。他们热衷于谈论道德戒律的普遍有效性，抽象地肯定康德的绝对命令，把人是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他们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柯亨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只有康德的伦理学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根据。因为康德的伦理学证明了除了人是真正的价值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而这点正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种道德戒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可以毫无例外地应用于每一个人。因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主张与社会阶级无关。[70]
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来“改造”马克思主义，难免会遇到这样一个矛盾：如果承认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那么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实证的经验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看作立足于价值判断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很难说得上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般理解的“科学”了。面对这一矛盾，他们在理论上常常无法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比如希法亭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排除价值判断而采取了完全的“科学”姿态时，他又得出这样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商品生产社会中发展趋势的产物……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洞察，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同实际行为没有任何牵连。”[71]阿德勒也出现过自相矛盾。他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看来只是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作因果上的论证，所以任何伦理学的论证都意味着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说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论经验观点和实践经验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72]。然而一旦具体涉及社会主义的问题，阿德勒又难免同康德的伦理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因果链条的纯粹经验的观察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与它的道德价值相一致的。阿德勒用“社会化的人”这个概念来说明这种“一致性”。所谓“社会化的人”就是被社会条件所驱使去实现他认为是道德的东西的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道德价值统一于“社会化的人”之中。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同它追求一般人类完美的统一的道德理想是一码事。
伦理社会主义的主张者实际上把马克思描绘成为一个十足的道德理想主义者。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修正”，它遭到了第二国际中的左派的有力揭露和批判，特别是遭到列宁在理论上给予的毁灭性打击。然而，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并未结束。这一方面是因为，滋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未完全消除，社会主义运动一旦出现曲折或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头，就会再度爆发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另一方面，尽管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辉煌胜利，但是他并没有全部解决修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使然。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新的曲折，遇到新的问题，修正主义势必也会以新的面目或形式出现。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某种重演。因此，认真总结和反思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得失，研究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的经验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参见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1页，牛津，1981。
[2]《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3]《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7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5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伯恩施坦言论》，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3。
[6]《伯恩施坦言论》，28页。
[7]同上书，83页。
[8]同上书，99页。
[9]《伯恩施坦言论》，97页。
[10]同上书，103页。
[11]同上书，119页。
[12]同上书，121~122页。
[13]《伯恩施坦言论》，126页。
[14]同上书，37页。
[15]《伯恩施坦言论》，105页。
[16]同上书，106页。
[17]同上书，218页。
[18]同上书，218页。
[19]同上书，219页。
[20]《伯恩施坦言论》，40页。
[21]转引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同上书，12页。
[24]《伯恩施坦言论》，354页。
[25]转引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8页。
[26]考茨基：《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376页。
[27]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28]同上书，2页。
[29]《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34页。
[30]同上书，44页。
[31]同上书，38页。
[32]同上书，116页。
[33]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51页。
[34]《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5]转引纳尔斯基等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244页。
[36]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51~352页。
[37]转引纳尔斯基等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244页。
[38]《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8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9]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第1分册，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40]同上书，30页。
[41]弗·梅林：《历史唯物主义》，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41页。
[42]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451页。
[4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3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4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2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4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9页。
[4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8页注①。
[4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3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
[4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337页。
[49]斯托亚诺维奇：《理想和现实之间》，147页，贝尔格莱德，1969，转引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9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50]《伯恩施坦言论》，81~82页。
[51]《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243页。
[52]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44页。
[53]考茨基：《自然界和社会的增殖和发展》，9页，莫斯科彼德格勒，1923，转引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83页。
[54]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卷，第2分册，51页。
[55]考茨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81页，圣彼得堡，1906，转引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129页。
[56]转引纳尔斯基等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241页。
[5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500页。
[58]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9]同上书，11页。
[60]同上书，62页。
[61]同上书，66~67页。
[6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8页。
[63]参见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241页。
[64]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404页。
[65]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404页。
[66]转引上书，406页。
[67]转引上书，406页。
[68]转引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55页，伦敦，新左派书社，1970。
[69]希法亭在后来写的《党破产了吗？》（1915年）中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现实中存在正当或不正当的问题，不能只是从因果联系中得出概念，而应承认估价问题。“我们已不再仅仅是希望观察世界，而是希望改变世界。”这一观点是同他的上述观点相矛盾的，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价值判断这一常识的认可。参见《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212~2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76。
[70]参见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247页。
[71]转引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55页。
[72]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4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