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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艰辛的追梦历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魂牵梦萦的执着追求。为了重振民族雄风、重塑民族形象、重立民族地位、重现民族辉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奋起抗争,踏上了一条艰辛曲折的追梦之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中华民族解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起点,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局面。历经沉沦与抗争、奋斗与崛起,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为之献身的梦想正逐步变为现实。

一、古代辉煌与近代衰落

在漫漫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不一而足。作为世界文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文明独具特色,曾经令世人惊叹不已。

大约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已经出现了早期文明社会的痕迹。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他们的事迹在中华民族子孙中广为流传。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夏、商、周等早期王朝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历经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在秦、汉、唐、元、明、清都出现过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密切,呈现出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作为世界上各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引潮流和时代之先,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农耕、畜牧、纺织、冶金、制瓷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为代表的科技发明,更是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1]。中国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学等方面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中华文明中饱含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就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张骞、班超通西域,玄奘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经,郑和七下西洋等伟大壮举和动人佳话,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这些文明创新的成果犹如洪荒烈火淬炼的精金,亦如亘古风霜琢磨切磋的美玉,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评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2]

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等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广泛采用,资产阶级经过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为了攫取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列宁对此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4]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很快把贪婪的触角伸向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

当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时针的节奏依然缓慢,南船北马、男耕女织是中国千年不变的风景。中国的皇帝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1793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宣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前来祝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至于使节留京一事,乾隆皇帝认为定断难实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敕书结尾宣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5]虚骄、傲慢、冥顽不化的中国统治者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依然自我陶醉在“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虚幻泡影中。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亏空、闭关锁国使得中国更加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

清王朝很快就在决斗中被打垮了。1840年,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一巴掌将大清帝国打倒在地。虽然在战争中清军数量占优,一些爱国官兵也进行了殊死抗争,但最终无法抵抗英军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腐朽落后的清政府被迫屈服,并跟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国门洞开,风雨交加……

疯狂的帝国主义扩张没有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相继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从1840年到1905年的60多年间,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灾难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中华民族到了危若累卵、大厦将倾的时刻。康有为曾在《三月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辞》中痛心疾首地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7],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曾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8],95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万国来贺”的昔日景象已经不再,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经济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它的力量依然很弱小,同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在华投资企业外,还通过在华银行竞相揽夺对华贷款,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从中国的通商都市一直伸到穷乡僻壤,并编织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网,以便鱼肉广大人民。[9]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在政治方面,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领土、行政、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列强通过驻华公使、领事等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野蛮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攫取各种经济特权,巩固各种既得利益。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而为所欲为。尤其是在这种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10],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国中之国”。列强通过在中国领土上的驻兵特权,对清政府实行武装监督和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中国军队从武器装备到士兵训练,都必须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列强还通过培植侵华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则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

在文化方面,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东西方两种文化也在不断地冲突、渗透和融合。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在文化领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既有崇洋媚外、民族自卑、文化虚无等殖民地色彩的文化,也有封建卫道士抱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但从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秉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头可断,志不可屈”的民族气节,不屈不挠反抗外来强权,奋起救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进的中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号召向西方学习,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以期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是就此沉沦,还是走出深渊重拾辉煌?暂时的挫折、空前的屈辱和无尽的磨难,并没有蒙蔽中国人的眼睛,没有麻痹中国人的心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1]在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先进分子的引领下,中国人民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了百年中国梦的艰辛求索。

二、百年夙愿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昔日辉煌与屈辱现状形成的巨大反差,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成为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唯有自身文明曾经繁荣昌盛过的民族,才有条件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承受过艰难困苦而百折不挠的民族,才有力量提出复兴的目标;唯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不会在苦难中沉沦,反而会从苦难中奋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广大农民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忍受的压迫也最为深重。除非遇到极其残酷的剥削和无法忍受的困境,否则农民阶级不会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以至于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为了改变现状,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从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华夏大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

农民阶级的梦想是质朴的。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他们最直接的梦想。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支持胞弟洪仁玕提出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这个方案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归于失败,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梦想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却在不断激励着后来者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与农民阶级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则从维护封建统治和为民族谋生存的目的出发,提出救国方案和纲领,以期实现富国强兵。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注意了解世界形势,钻研外国书籍,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仅积极领导查禁鸦片,而且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编成《四洲志》一书。魏源根据林则徐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编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抵御外国侵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无数中华儿女挽救民族危亡的梦想和追求,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地主阶级洋务派则是在实践层面更加广泛深入地推动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富民强梦想的代表。洋务派鼓吹“采西学”“制洋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然而,洋务运动的强国方案,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日甲午战争一役,使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遭到彻底失败。这一梦想的破灭证明,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企图通过改良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是不可能的。

通过变法图强,进行社会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梦想。面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各种措施传播维新思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这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的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脚步很快踏入了20世纪。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早年,孙中山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失望的孙中山远赴海外,意识到清政府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12]随即决心以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并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鲜明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革命纲领,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并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在武昌发动起义,并迅速取得成功。武汉城头的枪响,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烧着革命的烈火。腐朽的清政府瞬间土崩瓦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梦想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打开了古老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振兴中华”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强音,也成为一个凝聚全民族力量、贯穿百年中国的伟大目标。辛亥革命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思想广泛流传,并在碰撞中迅速普及,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下级官吏拜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精神解放。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胜利果实很快被封建余孽和野心家窃取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狂魔乱舞”。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重新落入了战乱与贫困的黑暗深渊。

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国仍旧没找到那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希望大显身手,救民于水火,但结局依旧是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3]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4]。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断证明,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正确的道路,遭受挫折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在哪里?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陷入苦闷和迷茫之中的中国人不由发出这样的呐喊。

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平坦的,有荆棘,有沟坎,有泥泞,有沼泽。但是,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并没有因苦难和挫折而中断。正当中国人民不断失败又重新奋起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古老的神州大地才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梦想而奋斗的过程。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对理论和道路的艰难探索。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没有符合国情的成熟的革命理论,也没有符合国情的成功的革命道路可资借鉴,可以借鉴的只有以往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以及苏俄的革命理论和道路。向西方学习的梦想破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其实,在党成立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和推求,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伴随着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情形,李大钊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5],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6]。毛泽东认为俄式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7]。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俄为师,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不多,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再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革命走了不少弯路,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吸取前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突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以遵义会议为界点,中国共产党不再盲目迷信苏联的革命经验,而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在思想上也日渐成熟,形成新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相继完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内容上的逻辑性,从而构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梦想向现实转化的路径。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未来的新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想象和描绘。毛泽东是为中华民族构筑美好梦想的巨匠,早年就确立了彻底改造中国的思想。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在抗日战争的巨大洪流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决战时刻,他都对新中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规划。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时提到了“新中国”,他指出,“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19]。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0]。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21]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22]。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对新中国作了进一步的描绘。1946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又乐观地表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23]。

新中国终于到来了。沧桑巨变,换了人间。北京天安门曾在1900年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怒吼,1949年10月1日它终于见证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终于有了崭新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迈入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结束了,中华民族一洗一百多年来蒙受的奇耻大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从此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整整走过了109年。在这100余年的前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每一次探索的直接结局都是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奋斗,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长达28年金戈铁马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民族价值目标结合起来,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古老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历史,不可阻挡地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进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但是,接下来的工作更艰苦、更伟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24]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三、艰难曲折追梦路

(一)学习苏联经验的得与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种种困难。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到苏联和欧亚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威胁。一些周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由于对新中国还不太了解,存有不少疑惑。

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国家,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失业众多。1949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了三成,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巨大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惯匪相勾结,寄希望于溃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同人民政权对抗,严重威胁社会新秩序的稳定。

面对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如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呢?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做了初步回答:“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26]

之所以选择向苏联学习,主要是因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取得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策略,苏联政府则对中国给予了积极支持。中国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成同盟。这种同盟关系,使得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从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借鉴苏联的经验,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石油、飞机、坦克、船舶、拖拉机、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这些不仅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探索实现国家富强的梦想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经验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有所了解,认识到苏联经验并不是万能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7]“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8]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明确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9]。党的八大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完成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表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中国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30]》(上),5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用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用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是党的八大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此时的中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人民建设新国家的巨大热情,汇聚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领袖和普通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梦想。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纽带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自己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在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倡导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改善。总之,新中国经济、社会、外交建设取得了旧中国从未有过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二)前进道路上的挫折

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不是易事,在这样的大国穷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探索征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磨难。正当全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朝着美好梦想前进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在“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取得的成绩也让中国领导人备受鼓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这一设想反映出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但当对梦想的追逐变得狂热时,人们容易忽视理性的声音。1958年,党中央酝酿并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出现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盲目乐观情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把“左”倾错误推向极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判唯生产力论”等观点的影响下,人们的生产热情低落,科技发展缓慢,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同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相脱节,拉大了同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遭遇重大挫折。

(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勇于从失误中警醒,并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彻底纠正错误。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再次充满希望和活力地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关乎命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给出了答案。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1]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晰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事业逐渐推向前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实现民富国强、民族振兴,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由实现温饱水平到实现小康水平,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南方,再次唱响了“春天的故事”。邓小平在南方发表的一系列谈话,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崭新论断,认为市场是经济手段,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为了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些根本性的指针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目标只有一个,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内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忽视制度建设,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邓小平多次阐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2]1980年8月,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3]邓小平特别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4]为此,邓小平充分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提出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加强民主和法制,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些措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还具体表达了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宏伟愿景的信心。1981年2月,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讲了一段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话。他指出:“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35]。)这些满怀深情的话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正确的战略目标。

当20世纪进入倒计时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国际形势来讲,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就国内形势来讲,1989年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1989年6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的十多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的探索。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历史的镜鉴。在总结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后,江泽民同志指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是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百年。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个世纪中叶,是中国人民从建立新中国,经过艰苦奋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一百年。这就是二百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伟大变革和历史进步。”[36],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同时,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要进行百年前仆后继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实行伟大变革,加强民族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繁荣富强,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7]。

在强调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进行了多次阐述。

一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1997年1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一个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功,一个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主要标志。”[38]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作出概括,凝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而努力探索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间表。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39]同时,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党的十五大上把“三步走”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并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三是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党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人民不断获得切实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四是指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依靠力量。江泽民同志认为,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0]为此,他强调中华民族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江泽民同志认为,中华儿女是实现民族振兴的依靠力量,只有“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更有成功的把握”[41]。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下,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随着小康目标的提前实现而迈上新的台阶。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毅然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42],“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43]。

第一,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三面旗帜”。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是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三是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44]

第二,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时代内涵。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内涵: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进步,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没有祖国的统一,就不会有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三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45]

第三,提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理论。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新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第四,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将2020年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加明确的阶段性目标。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一段光辉历程,宛如一幅气势磅礴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几代中国人的民族复兴之梦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四、伟大复兴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提出和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长远的奋斗目标。深藏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民族复兴梦想,犹如地平线上跳动着的朝阳,喷薄而出。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对中国梦进一步作了深刻阐述。中国梦一经提出,便释放出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既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同,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迅速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和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

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意蕴深远。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46]。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47]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和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国家、民族、个人三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国家富强,不是简单地重复昔日辉煌,而是要让曾经饱受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使经济更加发达、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美好、祖国实现完全统一,到21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振兴,就是中华民族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先进的文明成果,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从而影响全世界,使中华民族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幸福,就是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为了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进步。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天下太平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理念。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一些人对中国梦心存猜忌,认为中国梦就是“霸权梦”“强权梦”“扩张梦”。对此,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我们还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48]同年5月,他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49]。同年10月,他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50]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51]可见,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是相连的,也是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的。

中国梦美好而具体。那么,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在何方?精神支撑是什么?力量源泉在哪里?这是必须明确和解决的重大根本性问题。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再美好的梦想也实现不了。中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2]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成功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始终坚持这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伟大的梦想,需要有伟大的精神作支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铸造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魄。它为中华儿女构建了永久的精神家园,为各族同胞提供了牢固的价值认同,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催人奋进的思想力量。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永远保持和弘扬中国精神,使之内化为强大正能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引领中国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中国力量,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既是民族梦,又是国家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大鹏冲天飞翔,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轻盈;骏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只脚的力量。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努力。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汇聚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就能汇集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就能把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梦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而且它要求现实的行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曾经讲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实干。要坚持实事求是。实现中国梦,需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杜绝追求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脚踏实地地实现梦想。要敢于攻坚克难。中国梦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追梦的征程中,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这就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和敢于碰硬的精神,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提高破解难题和化解矛盾能力,为实现梦想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要善于开拓创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坚决摒弃一切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寻找新机遇、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采取新举措,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在全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力拼搏追逐梦想的实践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时而生、顺势而出。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他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53]。2015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深刻阐发,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韧不拔地协同奋斗,需要分阶段、分步骤脚踏实地地不懈前行。1979年底,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用“小康之家”来描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实现翻两番。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20世纪末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并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小康”的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之后,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可以发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这与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既紧密相连,又依次递进提升。这些递进的目标,共同构成代表最广大人民共同利益的中国梦。只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跨越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55]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为实现中国梦积蓄了强大能量,进一步激发了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探索;另一方面,只有依据实现中国梦的总体要求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模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释放体制机制活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助推社会文明进步。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一个国家的繁荣进步,离不开法治的支撑;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56]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中国的全面发展不但要依靠改革的力量,还要依靠法治的力量。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改革的内驱动力,又需要法治的铸基护航。只有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安全和尊严,法治是必由之路。要让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始终有牢不可摧的民意之基,始终有破浪前行的勇气动力。因此,必须沿着全面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开创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

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在当代中国,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新风拂面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强力反腐,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掷地有声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庄严宣示,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到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大为增强,这也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能力,使人们看到了实现中国梦的光明前景。只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靠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崭新业绩。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清晰,内在逻辑严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准确把握了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更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了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国梦增添了新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护航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57]。)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的接近、成效的彰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价值将得到更多的证明,指导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挥。

百年坎坷复兴路,世纪沧桑强国梦。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任务必将是艰巨的。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画卷已经铺展开来,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沿着圆梦之路奋勇前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4~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124~12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康有为政论集》(上)

[8]《吴玉章文集》(下)

[9]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6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同上书,6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5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同上书,1470页。

[15]《李大钊文集》,第2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同上书,21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80~1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2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315~31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31]《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3]同上书,333页。

[34]同上书,333页。

[35]邓小平:《〈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序言》,载《党的文献》,1997(2)

[3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37]《江泽民文选》,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8]《更紧密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胜利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江泽民作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01—02。

[39]《江泽民文选》,第3卷,298~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0]同上书,559页。

[41]同上书,139~140页。

[4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3]同上书,10页。

[44]参见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10—10。

[45]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11—18。

[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9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7]同上书,274页。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1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9]同上书,57页。

[50]同上书,299页。

[5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9—04。

[5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9~4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3]《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 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载《人民日报》,2014—12—15。

[5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载《人民日报》,2015—02—03。

[55]《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载《人民日报》,2013—11—14。

[5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10—29。

[57]参见罗志军:《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载《求是》,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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