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
——习近平
一、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毛泽东也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3]确乎如此，一个时代的逐步兴起，一个社会的逐步兴盛，总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参与、崛起与发展的；同样，一个时代的衰微，一个社会的没落，也必然体现为其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枯败与凋零。可以说，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稳定、强大和先进是它所适应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兴起和不断进步发展的精神助推器，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一翼。那么，如何建设我们稳定、强大且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呢？答案无疑只有一个，即遵循规律。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就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遵循这一规律，思想文化建设就发展繁荣；否则，思想文化建设就会受挫。
所谓一元指导，就是在文化建设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以其他的思想体系为指导。文化建设领域的一元指导，或称一元主导，是任何一个秩序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理论诊断的体现。把握并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是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元主导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我国的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在于，它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它维护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以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为主导的，它维护的是资本的统治；而在西方的中世纪，宗教教义则处于不得冒犯的一元指导地位，它维护着神学的“崇高”权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比如，他在谈到改革开放问题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在谈到如何实现中国梦时，他所主张的第一条也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6]。这些论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是结合新的时代对一元指导规律的典范阐发。在文化建设的一元指导方面，必须坚定，毫不动摇，不能有一丝的放松和犹豫，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维护自身的稳定性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多样发展，是指在一元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思想文化领域、精神生产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样发展是文化生态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一，思想文化观念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体现，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纷繁复杂，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多样发展；第二，随着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日益多样，这就要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产品来满足这种需要；第三，思想文化自身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风格、流派、题材、形式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带来文化观念形态的多样和丰富。当然，这里的多样发展不是任意发展，对于那些对指导思想有害的，或自觉不自觉地发挥了拆解指导思想作用的文化观念形态必须展开批评，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要始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但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这里的“多样”应该是与“一元”同质或相向的“多样”，而非否定或拆解“一元”的“多样”。
在这一规律中，一元指导和多样发展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元指导是多样发展基础上的一元指导，只有在一元指导下多样发展繁荣了，一元指导才能够站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才有活力和后劲；多样发展应是在一元指导下的多样发展，只有多样发展体现并巩固了一元指导，多样发展才能够成为既有文化观念形态的维护者，也才能产生相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过度紧张的一元指导往往会导致多样发展受挫；同样，过度发扬的多样发展也会导致一元指导名存实亡。如果说多样发展是生命体的话，那么一元指导就是这生命体的灵魂。一元指导拒绝多样发展，就会失去依托和基础；多样发展拒绝一元指导，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成为一种蛮荒的自在存在。
历史地看，我们党始终在文化建设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地反对了违背一元指导和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的两种倾向：一是过度强化一元指导的倾向，以牺牲多样发展来“巩固”一元指导。这样的排斥或反感多样发展的一元指导显然不是科学的一元指导，也是无法持续的一元指导。二是过度强调多样化的倾向，以牺牲一元指导来为所谓的多样发展开辟道路。为了发展繁荣文化事业，避免一元指导被狭隘化，避免其成为多样发展的束缚或阻碍，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双百”方针。但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无度的多样发展会给一元指导带来损害。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要切实把握一元指导和多样发展的辩证关系，既不能以多样发展削弱一元指导，也不能以一元指导束缚多样发展，更不能在指导思想上搞所谓“多元化”。
二、表述话语的演进
我们党在长期的文化建设中，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文化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格外重视，也都非常注重对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的把握和遵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一规律的表述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既坚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9]；又提出“双百”方针，强调要多样发展，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这些表述虽是在不同场合出现的，但总体来看确实是明确体现了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的规律。
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1]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表明中央已经明确了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此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起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坚持的基本指针。实际上，这二者的结合也正是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的具体表述，坚持“二为”方向就是坚持一元指导，坚持“双百”方针也就是坚持多样发展。
20世纪90年代，我们党又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1997年9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式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成为文化发展指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表述，江泽民同志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2]他还特别对“弘扬主旋律”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13]这就把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更进一步地具体化了，在表述上也更为贴近精神生产的实际。其后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又提出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也可被视为对一元指导思想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对一元指导方面又有了新的表述，比如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张等。在多样发展方面，则又提出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2008年1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4]“以人为本”在此显然是一个更为综合性的表述，其中既包含了一元指导思想的要求，即“服务人民”的主导方向；又包含了多样发展的要求，即要“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定范围内文化建设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一元涣散的情形，严肃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5]；要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6]。从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并没有看到对“多样”字眼的强调。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虽谈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但也没有涉及“多样”字眼。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有一句“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没有如以前那样把“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中的“多样”突出出来。[17]这样来看，是不是对于“多样”的一面有所忽视呢？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不是对“多样”的忽视，反而是对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规律进行科学把握、深刻把握的结果。一元与多样的统一，体现在多样对于一元的支撑上，是多样凝聚为一元，而不是像个别学者所理解的多样是一元的背离或否定的方面。“多样”这个字眼在一定范围内是被滥用了，那些背离一元、否定一元、解构一元的文化思想和产品有不少以“多样化”面目而获取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中的“合法”身份，而这显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道路是有害的，是起阻碍或腐蚀作用的。实际上，如果不加以范围限制和性质界定的话，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有时会导致纵容异质思想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肆意侵蚀的后果。一元本身就蕴含着多样的维度，不特别把这个“多样”指出来，或许正体现了辩证法的深化与回归。[18]
应该说，上述这些对同一规律的不同表述方式，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一元指导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和充实；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具体化了，在话语方式上更贴近辩证法的实质和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
三、把握规律关键在于切实遵循
把握规律如果只停留在认知上，还不是真正的把握，真正把握规律最终要体现在对于规律的切实遵循上——不仅是口头上的遵循，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遵循。提高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历史表明，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遵循这个规律了，文化建设工作就做得好；什么时候偏离或偏废了这一规律，文化建设工作就会出问题。那么，如何做到始终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的规律呢？结合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特别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笔者以为应着重于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要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文化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任何文化观念形态都是有主体的，失去了主体的基石，文化建设将会改变其性质和方向。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主体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9]“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20]
文化建设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文化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系的工作。因此，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工作状况如何，影响极大，一定要把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选配好，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每一个思想文化单位的党组织都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文化建设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文化建设工作的能力，牢牢掌握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权，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对于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没有领导权，一元指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没有领导权，多样发展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一盘没有发展前途的文化散沙。
其次，要准确把握文化建设工作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根据这些性质和特点采取适当的工作方式。
文化建设工作是精神领域的工作，是思想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承性与创新性。因为传承，所以其更容易接受既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因为创新，其更需要精神领域的自由翱翔的空间和天地。我们党的“双百”方针就是准确把握了精神领域工作对象性质的科学选择。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1]“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22]
如果不注重精神领域的特点，只是盲目地发号施令，精神文明建设的百花园就会失去应有的生态平衡，就不会有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从而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失去效力和活力。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道，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他特别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23]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24]。在对文艺问题上，他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25]可以说，只有这样根据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来采取相应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才会做到有的放矢，才会使对象不被扭曲，也才会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有效、有力、可持续。
再次，要直面错误思潮的挑战，做到旗帜鲜明，有所作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
要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就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扬与这一规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及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又要明确而坚决地反对与这一规律不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生产及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既要旗帜鲜明地主张所是，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非。可以说，加强和改善管理是发展文化事业、繁荣文化市场的有力保证。我们要花大力气抓繁荣、促发展，多生产人民群众喜爱的精神产品。同时，对那些错误的、违法的东西不能不管不问。在大是大非面前，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坚持原则，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要坚持弘扬主旋律，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和抵制，决不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在文化建设工作方式上，和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相契合的就是既抓繁荣又抓管理的工作方式，这是我们党的文化建设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只有这样文化建设才能既有活力，又不偏离航道；工作才会更有成效，更加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26]这里的“三个主动”就是要求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头脑清醒，直面问题，预先研判，有作为、见成效。在文化建设上，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做到观点鲜明、是非分明，不含糊、不迷糊。旗帜就是方向，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线，旗帜不容倾覆，方向不容迷失。对于错误思潮，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只有既高举旗帜又有所作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才会走在科学发展的大道上。
遵循规律既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又要具有专业精神。文化工作者要深入调查研究，增强思想文化素养，以专业精神切实提升文化产品思想倾向的鉴别、引领和管理的能力。要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文化发展趋势，经常分析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着力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提高调控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提高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能力，提高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繁荣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能力，提高推动改革创新、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能力。可以说，只有具备了专业精神，在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中才会说内行话，才会按照规律来办事。显然，这是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和关键之所在。
最后，要注重一元指导思想的建设和维护，要注重人的思想建设，注重以史为鉴。
一元指导思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地跟新时代、新实践、新主体、新需要、新观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反映并指导社会发展进步；一元指导思想也只有具有内部特质的持续稳定性、一贯性，才会根深叶茂，富有生命力和历史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都体现出了一元指导思想建设的不断推进。
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既要靠组织、靠制度，更要依靠人的建设，特别是人的思想建设。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建设，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说：“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27]因此，文化建设要格外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后继有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党史、国史不仅彪炳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中华独立、中华崛起、中华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它也是我们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化基础。我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取向之所以值得我们捍卫，是因为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史、国史是我们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文化观念形态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因此，摒弃历史虚无主义，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党史、国史，自觉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和启示，是我们党遵循规律加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又一科学途径和方式。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28]。这些论述阐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对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重要的反拨，对维护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元指导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只有一元指导思想不断得以发展和构建，不断得到捍卫和发扬，才能真正发挥其指导和主导的作用与功能。如果这一指导思想被一些异质的社会思潮削弱、拆解或损毁了，那么，其发挥指导功能就无从谈起了。所以，遵循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提高文化建设工作科学化水平，最为基础的，或最为核心的，还是要不断加强一元指导思想的建设。这样，一元指导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多样发展也才会逐步摆脱其盲目与自发状态，在一元指导下走向繁荣。
四、政治立场与“滋”“味”变奏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日正式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做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以革命家的敏锐和坚定、思想家的深刻与周密，分析了当时艺术创作和人们看待艺术创作的种种倾向，对艺术创作和人们该如何对待艺术创作做出了许多精警的论断。这些论断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科学的文化观、艺术观的确立，对于文化建设和人民艺术的创作都有着重要启示。它指示着先进文化与进步艺术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正确坚持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辩证统一规律具有深刻启示。
（一）文化建设上的政治立场不能放弃
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辩证统一规律的集中体现和精神实质之所在，也是一元指导思想的根本和内核。对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重视和强调，在包括毛泽东文化思想、文艺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在人的观念中都是带有核心意义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9]。他尤其强调了文化、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和政治立场的不可或缺。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着人们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是非常严肃的，也应是非常坚定的。见异思迁或随风摇摆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只是政客或政治投机家们滑稽表演的道具，而不是真正的作为真诚信念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坚持文化上、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是毛泽东在当时以建立“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第一要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他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30]。毛泽东在论及艺术的特性或对艺术创作提出要求时，总是限定性的，即总是把谈到的特性或要求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他把艺术限定在革命的艺术的范围内。他说，“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31]。“对我们来说”，而不是对所有人来说，“我们”是指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革命的艺术家，是特指而非泛指。在艺术上坚持“政治独立性”要求的对象不是所有艺术创作者的创作，而只是对革命队伍中艺术创作者的创作而言的。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文化、艺术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指什么呢？从《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艺术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32]在谈及这一方面时，毛泽东第一次表露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他说，“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还指出“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33]。这可以说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两结合”[34]思想的较早萌芽。二是文化、艺术要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35]。“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唯物史观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所以，“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人民艺术正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本质体现。毛泽东之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立场”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原因也正在于鲁迅先生对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立场的自觉不移的坚持。[36]
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来看，可以说，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上的独立性是艺术和文化最大的、最核心的独立性。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文化观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立场是毛泽东对于艺术的党性的要求，这个要求在这里是原则性的，是功能性的。党性在这里是科学性、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艺术观本身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而也是真实性的；无产阶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本质，是时代的最真实、最具革命性的影像，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革命性与真实性相统一的立场，因而也是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立场。无疑，这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其他方面和维度在总体上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揭示了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辩证统一规律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二）文化产品的“滋”“味”变奏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做饭菜”（烹饪）为喻，形象地传达了“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的观点。他说，“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就如“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37]。他认为，优秀的艺术家就像优秀的“大师傅”一样，他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磨炼，很好地掌握了“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38]，最终烹制出味道和营养俱佳的“饭菜”来。毛泽东批评艺术至上主义者“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39]。好的饭菜是有“滋味”的饭菜，是“滋”和“味”的协调与变奏，吃饭的人也会觉得“有滋有味”。如果我们这里把“滋”当作“营养”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味”当作“味道”来理解。显然，“营养”或“滋”是指饭菜对于身体的更为实质而深刻的影响，而“味道”或“味”则是指口感等较为浅表的感官体验。
毛泽东关于饭菜的营养和味道的辩证法，也即关于“滋”“味”的辩证法，深刻揭示了艺术创造与文化产品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揭示了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的辩证统一规律：“滋”在这里就意味着一元（虽然营养元素也有着多样的内容），而“味”则指示着多样发展。一方面，“味”是多样化的，但不管如何多样，都应该是“滋”的“味”，即是有营养的味道；如果丰富多彩的“味”缺失了营养的功能，甚至对营养起着破坏的作用，那么这个“味”就不是“滋”的“味”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很有营养，但没有好的多样的味道，这个“滋”也就不容易为人们所喜好和接受，虽然有营养，但不喜闻乐见，不为人们所食用，也就不会发生实际的益处。
“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40]适合时代的要求，就是艺术家的创作要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和需要，这在内容上体现为进步性或先进性；适合大众的要求，就是艺术家的创作要能够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劳动群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表现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这就意味着，注重营养就是要注重内容的进步性和人民性，或者说艺术创作要注重表现带有进步性和人民性的现实生活。毛泽东举例说：“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41]
虽然内容是第一位的，但在强调内容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忽视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和功能。他指出：“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42]形象和情节的动人不仅在于“有好的内容”，还要求形式上的精致巧妙。形式要贴近生活，只有生活化的形式，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形式上，还要力求避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艺术作品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感染读者的，它影响读者的方式是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读者的欣赏方式是体验式的，如果“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则既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也不符合受众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规律。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用“大师傅”喻指艺术家，“饭菜”喻指艺术作品。在这些喻示中，还隐含着另外一个主体，并且毛泽东对于这一主体是相当重视的，它构成了艺术作品创造的第三个维度，即读者（或观众等受众）的维度。“大师傅”“做饭菜”的成功与否在于味道和营养，而这两者意义的终端全在于读者，味道是读者品味到的味道，营养也是读者由作品吸收的营养，并且对味道和营养的评价者也常常是读者。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的一些措辞，比如艺术作品要适合“大众的要求”，“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是不会受欢迎的”[43]，等等，都是站在读者的立场来做判断的。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注重艺术家、艺术作品和受众的结合，注重艺术创作规律和欣赏规律的结合，是营养和味道的辩证法的基本内涵，也是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辩证统一规律的重要维度，对于我们深入把握文化、艺术活动，推进文化建设和艺术事业发展繁荣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五、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时指出，“要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44]。这一要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具体的文化作品（或产品）生产中，“大我”体现的就是一元指导，“小我”则体现着多样发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遵循规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对于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协调之道，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有着明确而细致的阐述，他虽然是就文艺创作问题来谈的，但因其是规律性问题，所以完全可以适用于总体的文化建设。在贺敬之的文艺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范畴，即“大我”和“小我”。“小我”一般是指作家艺术家作为“个人”的特性和特点，而“大我”则是指和人民结合的“我”；“小我”属于“个人”，而“大我”则属于人民。
贺敬之常常在“大我”和“小我”的辩证关系中来阐发其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叙事的观点和主张。他指出：“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对于这一点，不能曲解成否定诗人的主观世界和摒弃艺术中的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把诗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致使诗人脱离甚至排斥社会和人民。重要的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我’。诗人不能指靠孤芳自赏或遗世独立而名高，相反更不会因抒人民之情和为人民代言而减才。对于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来说，他是通过属于人民的这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和时代的。小我和大我，主观和客观，应当是统一的。而先决条件是诗人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45]
针对当时文艺界许多人所主张的，要加强创造者的主体意识，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承认艺术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主张，贺敬之指出：“马克思主义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关心人的幸福，它承认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但是怎么自我实现、表现自我呢？光讲一面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离不开群体，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和斗争；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自我实现的要求都是合理的，每一个主体意识发挥出来都是合乎集体利益和社会需要的。因此，自我必须适应社会，主观必须适应客观，这样，自我实现才有可能，其自我表现才有意义，这就有必要还要提‘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就是改造自我、提高自我。”[46]这实际上是贺敬之对“小我”必须结合“大我”，必须跟“大我”相向而行，才能最终真正“实现自我”的深刻阐发。
在论及“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以及作家的“个人”特性时，贺敬之的主张和观点也体现出了鲜明而充分的人民性特质。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小我”和作家的“个人”特性，可以讲，也应该讲；但这个“小我”和“个人”特性不能脱离“大我”，不能脱离人民和社会，否则就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要求相乖离了。他指出：“大我与小我的统一，独立与‘群立’的统一，恰恰是社会主义作家和诗人应当追求的。如果论者提倡的是要追求唯一的小我，特别是要独立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某种‘精神’，那就确实只能说‘不’了。”[47]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赞同和支持个性解放的，只是要区别是建设性的个性还是破坏性的个性，区别的依据就是看与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共同解放的关系如何。”[48]即便对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也认为其题材应当无限广阔，“不拒绝表现单个的‘个人’，以及所谓‘自身的生存状态’或‘生命意识’等等”。但他对于这些“个人”特性的认同，并非不加分析地一概认同，他说：“如果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地去进行所谓人的发现，如果是与社会进步和人性提高相违地去宣泄和高张所谓‘自身的生存状态’或‘生命意识’，则是不足取的。”[49]
在贺敬之那里，“大我”是心脏和主动脉，“小我”是微血管。“就是表现微血管，也应当感受到心脏和主动脉的搏动。”[50]他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客观价值的作品，很少有不反映时代风貌，不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息息相关的。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51]“诗要保持巨大的历史价值，一定要与时代和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历史上也有因艺术上的精致而被人喜爱的诗人，但如果仅仅这样，他还是小诗人。而有的在艺术上并非不可以推敲的，却可能是大诗人。例如屈原，他的《离骚》仔细推敲起来，也有概念化的重复的句子，但却是传世的伟大作品。因为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刻的现实矛盾和人民的情绪、愿望、理想。”[52]因此，文艺家一定要解决好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走在人民中间，反映人民心声，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表现一定时代人民的情绪、愿望、理想和人民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贺敬之表示，自觉地把自己创造的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伟大事业，是使艺术升高了，而非降低了。[53]
在一次跟人谈到诗歌创作时，贺敬之曾讲五个字：真、深、新、亲、心。他解释说，“‘真’就是真实，虚假的不行；‘深’就是要深刻，文字可以浅显，但内容要深刻；‘新’就是要新鲜，艺术贵在创造，不能总是老一套；‘亲’就是要亲切，具体讲就是民族化、群众化，让群众喜闻乐见；‘心’就是要抒心中之情，发内心之声。在这里，我觉得‘心’字是最重要的，你的作品要发自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人民的声音通过你的心声迸发出来”[54]。这才是真正的“抒人民之情”，这才是真正的“小我”之情。其第一个品质就是真诚地发自内心，人民的声音发自作者的内心，在这里，“小我”的声音就是“大我”的声音，诗人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
需要说明的是，贺敬之提出“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反复强调“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言的。比如，文艺创作脱离人民、疏离社会、虚无历史的倾向，一些作家片面追逐“自我表现”的问题，一些评论家、理论家片面强调“纯审美”的问题，等等。这也是贺敬之文艺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引导解决问题的批评意识、责任意识，凡有所论，必定有的放矢。因此，我们在把握贺敬之文艺思想时，也一定要首先把握当时的文艺问题，在对问题的思考中，领悟其精髓和真义。
除了对大我、小我的关系进行阐述之外，与深入把握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辩证统一规律相关，贺敬之还在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意义上，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多”和“一”的关系。“多”是指多样化，就是艺术上、学术上各种学派要非常开放、百花齐放；“一”是指要有重点、有主调、有主旋律，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文艺创作上，我们既要讲“多”，同时，在大的方面，在总的方面，我们又必须讲“一”。[55]他指出，“我们要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是多种思想倾向不分是非，多种艺术表现不分优劣和主次，一概兼收并蓄的大杂烩。我们要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更能表现这种内容的主题和题材作为主旋律，以民族风格为主调，以能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重点”[56]。只有坚持这样的“一”，才能体现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同时，贺敬之又指出：“这个‘一’决不是唯一。这个‘一’决不能离开‘多’。这就是说，还必须有多样化。不仅在形式风格方面要有多样化，在思想内容上也要有多样化。”[57]文艺的多样化“是社会生活多样化和读者、观众艺术爱好多样化的必然反映，是由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58]。这样的“多”和“一”是相一致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一’，就是为‘多’的发展而加强主体和核心的力量。坚持‘多’，就是为了‘一’的壮大而提供实际可能和促进的力量。”[59]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既要坚持“一”，又要坚持“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显然，这些观点所阐述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元指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规律的一个微观的体现。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5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毛泽东文集》，第3卷，109~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67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34、2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毛泽东文集》，第6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7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同上书，54页。
[1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论党的建设》，1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3]《论党的建设》，1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4]《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46页，北京，学习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3、154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3、154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7]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10-15。
[18]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于2005年11月7日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国家的主导价值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承认和发展多元化、多样化的同时，坚持指导思想与主导价值的一元化，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33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这既表明了习近平同志思想的一以贯之和一脉相承，同时也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时代特点，其强调重点及针对性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正体现了辩证法的不断深化。
[1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参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10-15。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5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8]《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载《人民日报》，2013-06-27。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0]《毛泽东文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同上书，121页。
[3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3]同上书，122页。
[34]“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我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即源于此。这段原话并未明确说“两结合”创作方法，这个讲话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最早传出其精神并明确概括出“两结合”的是郭沫若。他在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第7期上发表的关于《蝶恋花》词答该刊编者问的信中，称毛泽东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鲁迅先生在《二心集·序言》中曾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这表明鲁迅先生“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立场的获得源自对本阶级的无情剖析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
[37]毛泽东文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8]毛泽东文集》，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9]同上书，122~123页。
[40]《毛泽东文集》，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1]《毛泽东文集》，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2]《毛泽东文集》，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3]《毛泽东文集》，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4]《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纪实》，载《人民日报》，2013-09-27。
[45]《贺敬之文集》，第3卷，34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6]《贺敬之文集》，第4卷，201~20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7]《贺敬之文集》，第4卷，5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8]转引自上书。
[49]同上书，276页。
[50]同上书，147页。
[51]《贺敬之文集》，第3卷，44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2]同上书，313页。
[53]参见《贺敬之文集》，第4卷，20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4]参见上书，145~146页。
[55]参见上书，54、180页。
[56]《贺敬之文集》，第4卷，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7]《贺敬之文集》，第4卷，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8]《贺敬之文集》，第4卷，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9]同上书，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