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笔者与几位朋友一同去武汉参加关于农村问题的研讨会。91岁的张培刚先生同我等开了一上午会，还共进了极精美的午餐。见到先生依然精神矍铄，颇欣慰，亦颇多感慨。
张老先生是1913年生人，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旋即进入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20多岁的张先生才华横溢，成绩斐然。数年之内，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本著作。1941年秋，先生考上最后一批庚款留学生，赴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以其国内研究的深厚功底，先生于1945年12月即获博士学位。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评为当年哈佛经济系最佳论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发展经济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后来更被译成多种文字。1946年2月，先生应国民政府之聘，在纽约为国工作。同年秋，周鲠生校长聘先生返国担任母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元月，先生受聘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一年后的1949年2月，难以割舍为母国学子之师的情怀，35岁的张先生又辞职回母校任教，并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服务。他没料到，满怀育人之志的自己将几十年无缘于学术和讲台。
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实行“院系合并”改革。武大工学院被撤销，以其为核心组建华中工学院。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张先生关于市场经济的学问被认为无用，为能“人尽其用”，武大校方委派先生负责华中工学院的基建工作。从此，研究经济学的张先生便留在了工学院。10年基建和总务工作，10年政治课和政治运动，再有10年“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35岁的张先生已是65岁。65岁的张先生在“工学院”能做什么呢？转眼又是15年。直到9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变成了“华中科技大学”，这才有了经济系。到1998年，这经济管理学院拼到了教育部的“博士点”资格，先生在85岁高龄当上了“博导”，成了学校的“活广告”。50年蹉跎岁月，一颗智慧的大脑就这样被磨灭了。
午餐中，张培刚先生提到上司兼前辈学长的陈翰笙，感慨不已。张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研院社科所，中研院社科所的创始人是生于1897年的无锡人陈翰笙先生。陈先生20世纪初去美国学农学，却因为色盲，阴差阳错学了历史。他1920年得到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1—1922年在哈佛学习，可算是张培刚先生的前辈校友。因为没钱继续念，陈先生从美国去了战后经济已经破了产的德国。两年后的1924年，陈先生在柏林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旋即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并由李大钊先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国际。不久，蔡先生创办中研院，请陈先生负责社科所，开创了社科所的农村调查工作。当时的农村调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培养了我国一批有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张培刚先生入所一年后的1935年，陈先生从上海秘密去莫斯科，担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陈先生不仅在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享誉国内外，还是共产党的社会活动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却是无声息的贡献。
陈翰笙先生今年高寿107岁。笔者80年代上半期有幸忝列其门下，修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学位。做学生的，当时深感迷惘：新中国成立之际先生正年富力强，以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经验，50年里，既然未担当重要的官方职位，何以再未有重要的知识贡献？后来才知道，业师为西学训练出身，又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观念与早年的“一边倒”（向苏联）政策不尽相容，加上性情刚直不阿，士、仕两途均无发展。与张培刚先生相同，陈翰笙先生亦是极好为人师的。“文革”至改革，先生闲散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桃李满天下。“文革”后先生在家授业，硕士生单兵教练，每周一课，两小时，内容包括英文、历史和论文写作。其时，先生最不忘提醒的是：（1）帝国主义一定会欺负弱小民族，而且亡我之心不死，战争不可避免，要早做准备。（2）不要忘记我国的农民，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这后一条正是张培刚先生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主题。陈先生的生日是正月初四。2004年春节，先生107岁生日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医院探望，号召学界认真学习和总结其学术贡献。在这迟来的官方承认之际，先生连亲朋也认不出了。
在午餐中，张培刚先生还提到了他的哈佛学弟兼好友、2003年春天逝世的浦山先生。笔者80年代中期硕士生毕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其时浦山刚调任该所所长，故笔者曾为其部曲。浦山在著名的“浦家三兄弟”中行三，亦为哈佛经济系的毕业生，比张培刚先生晚去哈佛两年，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浦山在计量经济学上颇有造诣，当年在美国也是声名鼎盛。与张先生不同，浦山一生信奉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救中国。他在哈佛师从熊彼特，做学生时就已经是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信徒深受政府器重，归国后即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和万隆会议。好景不长，1957年浦山被打成“右派”，自此蹉跎至“文革”，又至改革开放。当他任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时，已经疾病缠身，行路艰难了。
先生名声在外。早年许多外国人向中国政府打听浦山的下落，官方均受命回答：“他已经飞机失事摔死了。”在美国，不少在早年了解浦山智慧的人为之扼腕，声言浦山当年若不归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乃是必然。在若干国际交锋场合，笔者曾见到先生风采，那绝非常人智慧可比，亦令西洋人叹服。自归国到逝世的半个世纪里，浦山并无著名的学术成就。后来虽官至所长，仕途上亦无大成，不过数年就退休了，退休十多年后就离开了尘世。浦山之成为“右派”大约是共和国最荒唐的冤案之一。改革之后，浦山之“左”为圈内人所共知。
浦山先生于笔者既是上司，亦是恩师。笔者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以至后来去美国深造，皆因先生提携。1986年，浦山先生带团出访东盟五国，笔者担任随团秘书兼翻译。归国途中，感于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笔者在飞机上不禁对身旁的先生道：“资本主义也很好啊”。先生突然变得严厉：“难道我们这代人为社会主义奋斗是白费功夫？”与先生谈到周恩来，笔者有欠恭敬之语，立即引起先生的愤怒：“你小孩子家对周总理知道多少？”周恩来为共和国无私地操劳一生，是浦山生活的楷模。周恩来并无子嗣，浦山也没有，陈翰笙也没有。改革后，浦山应邀两度赴美国讲学，薪酬甚厚，却把省下的钱全部上交国家。前一次是1982年，后一次是1996年。在所长任上，浦山夫妇与另一家人合住一套两居室，声言要与所里的同事共甘苦，直到退休才换成小三室住房。1998年，笔者带一班北大即将出国深造的研究生去浦山家“上课”。看到“副部级”干部家徒四壁的景况，学生们无不震惊。可是，虽然陈设简单，那家里却极雅致、极整洁，透出严格西学训练和上海银行家子弟的品位。去年，参加那次“课”的学生之一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归国效命。如浦山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那学生以浦山为人生楷模，出国前一天去探望浦山，答辩后的第二天就飞回了北京，却无缘再见到他。
20世纪初的哈佛，20世纪中的哈佛，20世纪末的哈佛，都有我国最出色的人去学习，回国效力。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呢？从陈翰笙、张培刚到浦山，多少海外学子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归国服务，却在政治运动和人事纷争中蹉跎了个人前程。他们可曾后悔？
笔者曾询问陈翰笙：“当年为何要去美国学习？”他的回答很简单：“偶然吃到外国桔子，很好吃，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洋品种的桔子。”我又问他：“既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有那么多批评，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他的回答还是很简单：“为了打倒军阀，让中国不再受欺负。”1989年6月下旬，笔者也询问浦山：“您对回国后悔吗？”浦山反问道：“你认为我会后悔吗？”他随即给我讲了个故事。美国经济学的右派泰斗弗里德曼是浦山在哈佛的老友，80年代来中国开学术讨论会，点名要浦山去，欲为他们当年的激烈争辩分个胜负，做个了结。会上，浦山自豪地对弗里德曼说：“快半个世纪了，你的知识一点都没进步，中国的今天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你是错的吗？”我想，当身上覆盖着中共党旗安然离去时，浦山是无怨无悔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那是个高贵的共产党员。在华中科技大学与张培刚先生共进午餐时，笔者向张先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您对回国这半个世纪后悔吗？”他的回答是：“怎么会呢？子不嫌母丑啊！”他还说：“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张先生为当时在座的晚辈们口述一联，曰：“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横批是“看待人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陈翰笙、张培刚、浦山，三位哈佛学子的才干被其兄弟们倾轧攀爬的雕虫小技淹没了，无力对抗中国社会的规律。但是，他们在祖国的一生，本身就是大学问、大贡献。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但他们的高贵精神薪火相传。于是有了代代海外学子，不顾个人的待遇前程，归国效命，不绝于途。那是什么精神？是孝道，是认国家民族为母，子不嫌母丑，回来尽孝心的大道。兄弟阋墙，立场观念不同，生存方式不同，但孝心相通。当学子们谨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中华就成为世界最大之国，其文明博采众家，而且万世一系，绵延不绝。
（2004年3月11日）
又记，
笔者写完这小文后的第三日——3月13日，业师陈翰笙先生去世了。先师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他的家全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