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降，草原青城、中国鹿都、天骄圣地，涵举中国古代和亲使者王昭君之青冢、四百年喇嘛教皇家之帝庙大昭寺；比包头建城历史还要悠久的美岱召和五当召；千年伟人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地，蒙古王爷七旗会盟的苏泊罕草原等历史文化圣迹。
自古，呼包鄂三地汇聚蒙古高原最高规格的召、庙、陵，一直是蒙古族宗庙文化之所在，其宗教文化中心、军事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的历史地位无可撼动。
□ 呼和浩特：青城、黄教、红粉金刚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一条横亘东西的阴山山脉，它的中部称作大青山。大青山巍峨陡峻，树木葱茏，像展开的双臂，拦阻着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酷寒朔风，收集着东南季风带来的温润降水，滋养着怀抱中广大而肥美的平川。
这里气候温和，水草繁茂，在历史上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重要地区。千百年来，在这片沃土上崛起了一座大城，因为她沐浴在大青山的山光秀色之中，故名“青色之城”，蒙语称作“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多彩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先秦时期，赵武灵王在此设云中郡，这里是胡服骑射的发祥地；汉代，这里是昭君出塞的目的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在此建立盛乐国都，这里成为拓跋部的龙兴之地；元明清时期，这里是旅蒙商家互市之地。这里，自古便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碰撞、融合的前沿。
伴随草原文明的高度发达，北方游牧民族在南征北战与东讨西杀之后，开始寻觅灵魂的安顿之所，草原的统治者也可借此收拾民心，此时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上的神圣地位便由此确立。
四百多年以前，当青城遇上黄教，与青藏高原上的佛教圣地拉萨的情况类似，也是先有召（昭）庙，再有城。作为藏传佛教北传线路上的中继站，呼和浩特曾出现过三次大建召庙的高潮，共建起喇嘛庙近100处，再加上其余寺庙约有200余座之多。
据说，1300多年前藏王松赞干布建造大昭寺，是为供奉佛像。他先后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的嫁妆，分别是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的等身佛像，后都供奉在大昭寺。其中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最为珍贵，这是全世界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佛祖12岁等身像。拉萨之所以有“圣地”之誉，也与这座佛像有关。拉萨当地人讲“没有拜过12岁等身像，就没有来过拉萨”，所以有另一种说法，“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
松赞干布始建大召寺的九百多年后，阴山与黄河之间的土默川平原上，藏传佛教的召庙开始大量建设，今天呼和浩特也是从那时开始建城。
因为呼和浩特召庙林立，所以也有“召城”的称号。民谚云：“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可见，当时呼和浩特喇嘛庙的数量和规模是相当的可观。
更有老辈人口口相传是“先有召，后有城”。历史上的各个寺院给城市带来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城市规模的扩张。
今天，这些寺庙古迹散布于塞外草原各处，有被誉为“召城之最”的大召、“佛教建筑典范”的席力图召，有闻名遐迩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即呼和浩特地理标志之一的“白塔”），有世界上唯一用蒙古文字刻写的天文图金刚舍利宝塔等，组成了呼和浩特独特的召庙文化，而这些召庙中尤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居多。
那么，庄严神秘的藏传佛教为何会大规模地进入了蒙古草原？这还必须追溯到蒙古大汗阿勒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性聚会。
相传大班智达根敦珠在旺果日山上亲见十六罗汉之时，曾经预言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前往后藏之后，将去远方云游。他言说：“对于众生救主八思巴法王，忽必烈皇帝作为受戒的供养第一次奉献了卫藏十三万户，第二次交给了统治藏地三区的权力……在最后一次献大供养时，先赐黑缎七匹，后赐白缎一匹。八思巴上师说：我们俩七世之间不会相逢，等到大王您的名字有一金字，我的名字中有一海字，将会聚首广谋利生之事。”
阿勒坦汗，蒙语意为“金汗”，有一“金”字；而索南嘉措则意为“福德大海”，有一“海”字。传说如此撮合了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的相会。
真实的历史则是另一番情形。16世纪中叶，蒙古阿勒坦汗的势力从河套一带扩张到甘肃青海地区。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阿勒坦汗的侄孙呼图克台进军西藏地区，战争胜利后他将一些喇嘛带回了蒙古，并接受了黄教教义。这引起了阿勒坦汗的注意，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阿勒坦汗向大明朝廷请求赐予“金字番经”，派喇嘛到青城宣扬教义。6月，两名喇嘛受明廷派遣来到青城传教，阿勒坦汗授予他们“大国师”称号。但不久之后，两位“大国师”就返回了北京。
第二年，阿勒坦汗率部西征，在川藏交界的喀喇土伯特俘获了当地两个部落首领兼宗教首领，阿勒坦汗如获至宝，将二人奉为上宾。两位喇嘛向阿勒坦汗详细讲解了黄教教义，并劝其信奉佛教、修建佛寺，这些建议被阿勒坦汗全部采纳。
最后，他们向阿勒坦汗建议：迎请西藏活佛索南嘉措。
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当威震蒙古、甘肃和青海广大地区的阿勒坦汗派遣使者，到拉萨迎请他在青海会面时，索南嘉措欣然允诺。由于路途遥远，双方把会面的时间定在了三年后。
为迎请索南嘉措，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阿勒坦汗在青海察布齐雅勒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寺庙，明政府赐名“仰华寺”。
由于遇到军事上的麻烦，阿勒坦汗率领的队伍8万余人，在公元1578年才到达约定地点。当他得知索南嘉措由拉萨启程的消息后，随即从察布齐雅勒先后派出三批使臣，前往迎接。是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索南嘉措在无数随行人员的簇拥下到达青海，实现了传说中大班智达根敦珠的预言。
在新落成的仰华寺，阿勒坦汗向索南嘉措呈上数量颇巨的珍宝及布帛马匹。随后举行盛大法会，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举行灌顶仪式，阿勒坦汗正式皈依黄教。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阿勒坦汗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则赠给阿勒坦汗“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
相传当二人会谈之时阿勒坦汗一时失去知觉，苏醒过来后说：“从前创建象更寺时，我是薜禅汗（即忽必烈汗），你是八思巴上师，你我结为福田施主。你为寺院开光祝赞的情形还仿佛历历在目。而从那时到现在，我又在何处漂泊？”历史也好，传说也罢，这个说法都给予了他们双方强有力的精神物质双重支持。阿勒坦汗的皈依，使格鲁派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蓬勃发展。
会见结束后，索南嘉措返回西藏之时，指派了满珠锡里·呼图克图代表自己驻锡于归化城，弘扬佛法。阿勒坦汗回到青城后，立即建造供奉释迦牟尼像的大召。
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大召建成，万历皇帝赐名为“弘慈寺”。寺中供奉银制释迦牟尼像，一时也以“银佛寺”而出名，为内蒙古地区所建立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此后数十年间，在阿勒坦汗的儿子、孙子及其亲信的资助下，青城及其附近寺庙建筑相继而起，可谓召庙林立，金碧辉煌。到了明末清初，人们甚至直呼“召城”以名之。云游的僧侣、隐修的人们不断在此聚集，蒙古诸部的汗王贵族也亲临青城行皈依之礼，盛况空前。
自古以来，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便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而呼和浩特地处草原丝路南道的中央位置，是草原丝路之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既可北通漠北，又可南连中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既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有着浓郁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充满了神奇和魅力的城市。
今天，当我们回望呼和浩特的历史，一定绕不开四个奇女子。这四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红粉金刚”，不但改写了蒙古草原的历史，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遗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散文《内蒙访古》中，提到了这个著名女人的名字——王昭君。
当年，西汉政府为了抵御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地区的防御力量。一方面不断增修长城，加筑边堡、障塞设施；另一方面则大量派遣军民到这里长期定居，屯垦戍边。西汉初期，汉匈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汉王朝的逐渐强盛与“胡汉和亲”政策的实施，呼和浩特地区最终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民族歌舞剧院演出《昭君》，将“昭君出塞”搬上了舞台。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墓就在今呼和浩特市的南郊，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汉墓之一。
想当年，王昭君主动出塞，万里迢迢远赴匈奴和亲，就是为了要实现汉匈之间的和睦相处，但她的主要功绩，更在于两国战火的长期熄灭，在于民族团结的增进，在于对世界和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今天依然存在的现实意义。
因为王昭君，因为昭君墓，呼和浩特有了一年一度的昭君文化节；而昭君文化节又是这座塞外古城一张重要的对外名片。现在，中外游客来呼和浩特，一定要去城南的昭君博物院，虔诚拜谒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和平使者。
然而，王昭君毕竟是一个人，如果历史能够还原，能够回到她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个具有更多细节、更“丰满”的昭君，而这些被大写的历史所遗忘的细节，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她伟大历史功绩的敬仰。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兴山县（今湖北省秭归县）人。西晋时，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名讳，改称明君，故后世之人亦以“明妃”称之。王昭君天生丽质，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有“落雁”之誉。西汉元帝时，17岁的王昭君以良家子选入宫中为待诏。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人元稹在《行宫》一诗中描绘的虽然是唐代宫女的命运，但放到汉代应该也没有太大差别。“待诏”的王昭君，其命运似乎早已注定——她将和大多数宫女一样，在皇宫里消磨时日，苦度一生。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一个来自北方的匈奴首领来到长安，向汉元帝请婚，此人就是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名稽侯珊，为中国汉代北方匈奴族部落的著名首领之一，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被拥立为单于，在位28年。公元前54年（汉五凤四年），在一场匈奴内部的征战中，呼韩邪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并丢失故都单于庭。呼韩邪被迫率众迁至漠南，随后即向汉廷求助。他曾先后两次朝汉，觐见汉宣帝，而汉朝也给予其很高的礼遇，并给其部众以生活援助。
在汉朝的帮助下，呼韩邪重新收复失地，北归单于庭。公元前33年，心存感激的呼韩邪第三次来到汉朝谢恩，并表示愿做汉家的女婿，为大汉保边塞平安。汉元帝最终答应了这个请求，将自愿请行的宫女王昭君许配呼韩邪单于。
关于呼韩邪单于请婚以及昭君自愿请行的事迹，《汉书·元帝纪》与《汉书·匈奴传》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但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却有一番相对生动许多的记载，俨然一篇小说：“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既然汉宫寂寞不被恩宠，还不如嫁与单于，乐得与知心相伴。这个说法虽有道理，但未免小觑了昭君。
对此，许晖在《身体的媚术》一书中所分析的，应该更契合昭君的心境：“王昭君的确是个奇女子，在那个身不由己的时代，她却凭借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勇敢地抓住机遇，奇迹般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汉元帝赏赐呼韩邪单于的关键时刻，她审时度势，毅然挺身而出，‘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千载之下，昭君如同亲睹的出场，以在汉宫最美丽的最后一次亮相，告诫所有的姐妹：命运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也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与其在这监狱般的汉宫里幽闭至死，不如远赴大漠，开始艰苦但是更富有挑战力的新生。”
当时，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双方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单于归汉与昭君出塞，反映了当时各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在呼和浩特市附近的汉城和包头市附近的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单于天降”等瓦当和“单于和亲”四字砖，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十二字砖，就说明长城沿线各族人民对和亲和昭君出塞的热情颂扬。
不幸的是，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个儿子，名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其前妻的儿子雕陶莫皋继立为新单于。当时，昭君曾求归汉朝，但汉成帝命其遵从胡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改嫁雕陶莫皋。昭君与雕陶莫皋生有两女，长女名须卜居次，即须卜公主，小女名当于居次，即当于公主。
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时，年龄约20岁左右。去世时间估计在新莽年间（公元前9年～23年）。据敦煌千佛洞的唐代《明妃传》所云，昭君去世后，埋葬仪式按匈奴习俗进行，非常隆重。“棺椁穹窿，更别方圆。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退犊燖驰，饮食盈川，人伦若海。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汉孝哀皇帝也差使杨少征前往单于处吊唁。隆重的葬仪所反映的正是匈奴对昭君的怀念和对汉匈和亲的颂扬。
史载，昭君出塞时期，边疆一带“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和平局面达60年之久。昭君出塞后60年间，汉朝与匈奴和睦相处，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迅速发展，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饱经战乱之苦后享受了60年和平生活的边塞各族，对昭君爱戴有加。民间传说，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下嫁呼韩邪单于。她出塞走至黑河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人马不能前进（宋代宫素然的画作《明妃出塞图》中的描绘与此十分相似）。昭君款款地弹起了她所带的琵琶，顿时狂风停止呼号，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下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
斯人已去，唯留青冢。这座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就在今呼和浩特市的南郊，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小山。清初文人钱良择在《出塞记略》中记录：“青冢高三十余丈，广径数亩，其冢南，琉璃碎瓦，堆积满地，意旧有祠宇宫殿，惜无碑碣可考。止存石虎、石马、石狮、石幢……”两千年的历史烟云早已散去，只有这些石虎、石马、石狮，寄托着后人对这位远嫁塞外的汉家女子的深刻眷恋。
每个民族都有杰出的女性形象，而草原史诗的四大元素就是苍狼、战争、骏马、女人。
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涌现出许多杰出女性，她们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都做出过卓越贡献，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除了汉族王昭君外，另外还有两位与呼和浩特有关的蒙古族奇女子，就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一个是满都海，一个是三娘子。
满都海（也称满都海斯琴），生于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蒙古汪古部人。满都海在汉文史籍中完全不见其人，而在蒙文史籍中却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巾帼英雄、一个雄才大略的蒙古族杰出女政治家。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平息了100多年来蒙古部落的内部战乱，是15世纪北元中兴的蒙古之母。
满都海从小跟在父亲绰罗拜帖木儿丞相身边，亲身经历了蒙古各部落间为争夺汗位而发生的此起彼伏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好胆量、好武功。满都海天生睿智过人，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儿媳妇，在满都鲁汗离世后，毅然挑起监国大任。
满都海监国后，因为管理有方，草原上出现了久违的安稳局面。为了蒙古草原的统一和复兴，寡居的满都海拒绝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后裔乌讷博罗特王的求婚，一心一意辅佐年幼的巴图蒙克小王子，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黄金家族，以曾叔祖母的身份，嫁给比她小26岁的黄金家族仅存的一根独苗——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图蒙克，年仅7岁的达延汗。
在蒙古人的心中，达延汗巴图孟克是在成吉思汗铁木真、薛禅汗忽必烈之后最值得记住的英雄。15世纪，他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他所划定的蒙古人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如果说达延汗的出现是黄金家族积弱经年的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物便是身兼达延汗养母、妻子和重臣三个角色的传奇女人——满都海。
她颇似我们所熟知的杨门女将，勇敢是这位蒙古女性的最大特点。在巴图孟克刚登基尚还年幼的时候，满都海就挥刀上阵（有几次还把年幼的巴图孟克绑在背上冲锋陷阵），亲自统帅骑兵征战沙场，统一蒙古各部，完成了北元王朝的中兴。直到达延汗16岁开始亲政，最终统一了四分五裂的漠南蒙古。她把自己交给了生她养她的草原，失去了小爱，却因此得到了更辽阔的大爱，获得了一个民族的尊崇。
今天的呼和浩特满都海公园，就是为纪念这位蒙古族女政治家而命名。园内西南隅，被绿树和鲜花掩映的满都海彻辰夫人雕像，其体态高大优雅，面容端庄秀美，目光炯炯远视，仰望之，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时间到了1508年，成吉思汗第17世孙阿勒坦汗诞生。
阿勒坦汗15岁开始骑马打仗，并屡建战功。后来他带领蒙古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土默特部驻牧于大青山南麓，从此，呼和浩特一带被称为“土默川”。1567年，已经59岁的阿勒坦汗娶土尔扈特部17岁女子钟金哈屯为妻，这是他的第三位夫人，人称“三娘子”，这也是与呼和浩特有关的第三个女人。
三娘子钟金哈屯之所以与呼和浩特有关，是因为她和贤明的阿勒坦汗一起，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土默川上，召集举世无双的巧工名匠，模仿已失去的大都，在哈刺兀那山阳（今大青山）、哈屯河之滨（今扎达盖河），始建了八座楼和琉璃金银殿的雄壮美丽的库库和屯。
公元1571年（明隆庆五年），阿勒坦汗也被明朝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阿勒坦汗和他年轻的妻子三娘子钟金哈屯决定仿照元大都的建筑风格，在土默川上建一座新城。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城市建成，明廷赐名“归化城”，而当地的蒙古族人则称之为“库库和屯”。
库库和屯是蒙语发音，汉译为“青色的城”；用汉语念库库和屯，就是呼和浩特。这就是关于呼和浩特被称为“青城”的另一种说法以及城市的来历。呼和浩特在建城时，明朝政府曾派人来这里帮助烧砖，当时烧出的都是青砖，用青砖盖起来的城市远远望去泛着青色，所以把它叫作“青城”。
不光建城、在城里长期居住，三娘子钟金哈屯还协助阿勒坦汗与明廷建立起互市通贡关系，并运用她的聪明才智，一次又一次化解了箭已上弓弦的明蒙战争，使蒙汉百姓远离厮杀，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修筑青城之时，阿勒坦汗已经来到他人生的暮年，建城事宜交给他的妻子三娘子主持。建城后不久，阿勒坦汗去世，顺义王位应由其长子黄台吉袭封。当时，三娘子是一位年仅三十多岁的年轻美貌的妇女，不仅拥有相当的势力，而且与明王朝的守边大臣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明宣大总督郑洛的斡旋下，三娘子按照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嫁给了黄台吉。此时的黄台吉也已年过半百，在阿勒坦汗去世后的第四年，他也离开人世。顺义王位接下来应该由黄台吉的长子扯力克袭封，而三娘子力主由自己的亲生子袭封。双方争执不下时，郑洛再次出面斡旋，三娘子于是再嫁扯力克。扯力克被明朝封为顺义王，三娘子则被特封为“忠顺夫人”。明朝政府规定，顺义王向明朝上报的正式公文，都要由顺义王和忠顺夫人共同签署，此举巩固和提高了三娘子在蒙古部族中的地位。
自从公元1570年嫁给阿勒坦汗之始，三娘子一直都居住在青城，直到去世，所以后人也把青城称为“三娘子城”。雄才大略的阿勒坦汗，在土默川大地开创了蒙汉和平友好的关系，而三娘子则继承了他的事业，巩固了这种关系。他们在土默川上兴建的美丽青城——库库和屯，逐渐成为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历史上的呼和浩特只指归化城（旧城），与后来清朝在城东北二点五公里处所建用于安插驻防军的绥远城（新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的呼和浩特，不光新旧两城已融合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多，城市外延依然在不断扩大，一些新的标志性建筑正在谱写更辉煌的篇章。
此外，第四个和呼和浩特有关的女人，是慈禧。虽然慈禧的出生地至今扑朔迷离，但有传说认为她就出生在呼和浩特新城的落凤街，也有说是出生在旧城她姥姥家。虽然以上两种都为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传说，但慈禧入宫前曾随父亲惠征来呼和浩特上任山西归绥道道台并在此生活一事，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
青城、黄教、红粉金刚，五彩斑斓的文化装点着呼和浩特。这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有着浓郁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充满了神奇和魅力的城市，更是草原丝路之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如今，这座占尽地利的城市早已抹去征伐的痕迹，正在快速汇入到“一带一路”的世界文明交流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大潮之中。
□ 包头：一座有“四不像”的城市
1982年12月21日，包头市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市长常务会议确定，包头这一地名源于蒙古语“包克图”，汉意为“有鹿的地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头首次从官方层面，为城市正名。
关于“包克图”这一称谓，最早来源于五当召第七代大喇嘛雅楞不勒。而雅楞不勒的记述，来源于清末举人，包头第一任县长刘澍。1937年，他曾整理出《包头名称考》一文，认为包头这地名，起始于清朝雍正初年。最早是乌拉特、伊克昭、土默特三个部落的牧场。这个地方依山傍水，西藏喇嘛云游到此，供奉佛像，起名转龙藏。转龙藏的溪水边经常有群鹿在此嬉戏饮水，梵语称呼鹿为“包克图”，时间长了，人们就用于地名了。
包头，被称为“鹿城”，如果结合其历史文化特点，我们不妨大胆设想，曾经在这里聚集的鹿群，极有可能是一群麋鹿，俗称“四不像”。
因为许多人认为，包头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但也有人说，不是没有历史，而要看历史走向如何。于是，有人曾用四句话概括包头的历史：金戈铁马的古战场，这是包头的古代史；皮毛货集散地，这是包头的近代史；红色革命历史构成主旋律，这是包头的现代史；国家“一五”期间包钢上马，一座钢铁之城雄起，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历史由此开启，这是包头的当代史。
其实，这就是包头的历史文化特点，古、近、现、当代四个断代不相连属，没形成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果链条，以至于学者们在讨论包头的历史文化定位时，各说各话，各执一端，有阴山文化、黄河文化、西口文化、草原钢城文化等各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各取一段，执于一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所以，争论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任何定论。在赤峰，就不存在这样的分歧，红山文化把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化可与之争锋。
因此，包头，这个“有鹿的地方”，就有一些“四不像”了。
其实，这只是坊间的一种调侃而已。今天，我们回望包头的历史文化，如果细论起来，有两座文化高峰，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壮举：一个是始自青城的草原召庙文化，却在鹿城走向了巅峰；另一个是包头对晋商的发展，对汇通天下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对文化交融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无法磨灭的历史作用，使晋商走向了当时的商业巅峰。
当年，正是因为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的迅速传播，奠定了包头现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城市的基础，使之成为中国五个自治区中最大的城市。包头，正是沿着“先有召，后有市，再有城”的历史发展轨迹，一路走到了现在。
历史上，包头是沟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通要冲，沉淀了厚重的草原文明。因此，这里成为中原通向北方草原及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南北方向的秦直道与阴山脚下东西方向的北边道在九原郡实现交接，形成了T形的交通格局（即大尺度的丁字路口）。北魏至隋唐时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经过包头进入中原，欧洲文明与中原文明开启了历史性的交流。
包头作为我国西北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重要节点，比包头建城史还要悠久的美岱召和五当召，就是藏传佛教由青藏高原向蒙古高原传播的历史见证。
美岱召位于包头市东部，呼包城市带之间，大青山南麓，黄河北岸，始建于明代中期（1571年前后），最初是阿勒坦汗统领蒙古土默特部时所居住的古城寺庙，他的家族曾长期驻扎在美岱召，后称灵觉寺。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西藏僧界特派麦达力活佛来蒙古掌教，因麦达力活佛曾在灵觉寺坐床并为弥勒佛像主持开光仪式，人们便俗称灵觉寺为麦达力召，即美岱召。美岱召壁画精美，原汁原味，保存完好，被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吕济民誉为“壁画博物馆”。美岱召是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传入蒙古时的一个重要弘法中心，在研究明代蒙古史、佛教史、建筑史、美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当召，位于包头市东北部54公里的阴山山脉深处，是内蒙古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庙，与西藏的布达拉宫、青海的塔尔寺齐名，被誉为全国三大藏传佛教之一，素有“草原布达拉宫”之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五当召是内蒙古现存规模最大的寺院。始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扩建。占地300多亩，有殿堂仓舍2500余间，规模十分宏大，是内蒙古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纯藏式建筑群。五当召作为中国著名的藏传佛教圣殿，历史上是一所研究藏传佛教弘法化众的高等学府，其政治地位之高，宗教影响之广，建筑规模之大，在内蒙古地区独一无二。自建成以来香火旺盛，信徒云集，在蒙藏地区有很高的声誉，寺内保存了大量壁画，逼真地描绘了历史人物、风俗、神话及山水花鸟，是研究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料。
自此，始自青城的草原召庙文化，却在鹿城走向了高潮，美岱召和五当召把藏传佛教在草原的传承推上了历史巅峰。稍后，轰轰烈烈的走西口，再次把包头推上了风口浪尖，成就了一座中国北方地区的商业经济中心。
谈到包头，绕不开的便是晋商与“走西口”。正所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到了咸丰年间，老包头已经成为“走西口”的重要落脚之地。尤其灾荒之年，每天通过杀虎口的晋陕饥民不下百人。
“皮肤黝黑的汉子，腰间缠着瘪瘪的粮袋，肩上挑着一副旧箩筐，前面坐着儿子，后面蹲着闺女，淌着汗、咬着牙，一天只能走上三十多里。”
“随行的妻子心痛丈夫，走过一段路，就会劝他歇歇，顺手把省下的半块干馍递了过来：‘快到包头了。’”
“再坚持坚持，快到包头了，都说那里可以吃饱，那里可以发家，那里是‘走西口’人心中的天堂。”
包头，没有辜负走西口汉子们的汗水与泪水，虽不是个个发迹，但大都能衣食无忧。
西口路是一条凶险的路，也是一条求生的路。漫漫西口路上，走西口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地，找到了一片风水宝地——塞外包头。从晋陕冀千辛万苦走西口奔向的目标就是包头，从包头到蒙古及恰克图等其他地方，这里是聚集处也是集散地，更是孕育500年晋商繁荣的摇篮，“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清乾隆年间，山西祁县乔家堡人氏乔贵发只身一人走西口到包头，在包头开始创业。在西脑包开设了广盛公，后改为复盛公，之后又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兴等连锁字号，统称复字号。这些字号分别经营绸缎、布匹、粮油、杂货、当铺、钱庄等等，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聚越多，以至于才有了日后名震海内外的乔家大院，至今仍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川流不息去领略晋商的辉煌。
当年，在走西口的商人潮中，崛起了老包头的十大晋商：山西祁县乔贵发的钱当行复盛公、山西定襄梁如月的杂货行如月号、山西忻州智家的旅蒙行永合成、山西保德王蕊及其子王天生的甘草行西碾坊、山西代县梁大汉的旅蒙行复义兴、山西河曲田成仁的粮油行田油坊、山西太谷杨有能的杨家“十大双”、山西闻喜裴家的旅蒙行忠厚和、山西定襄牛邦良的皮毛行广恒西、山西代县李威的河路店复新和。这些晋商字号兴旺了清代康、雍、乾、嘉、道、咸，直到光绪年间的几百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线路之长，经营之广，威震四海。北从包头至俄罗斯的莫斯科，东到平壤、仁川、汉城、东京、大阪、神户，西到波斯各国，南到南洋各地。银票汇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驼队马帮各路畅通，创造了晋商500年的辉煌历史，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雏形。经营商品种类之多，无所不包：皮毛、丝绸、布匹、茶叶、药材、日用杂品、粮油、钱庄票号、典当、镖局，等等。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经过大批晋商的努力，当时的老包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商业重镇”“水旱码头”“粮食、皮毛、药材的集散地”。到新中国成立前，把老包头说成是我国北方地区商业经济中心，一点儿也不夸张，水路、旱路、铁路都在这里连贯，当年的兴旺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晋商怎么会将包头作为他们后来缔造商业奇迹的首选地呢？
“西口外好收成。”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一句典型的台词。当年，三股大潮从晋陕冀过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张家口、杀虎口等长城各大隘口从陆路向包头涌来，南从河曲经西口古渡过黄河，陕西神木、府谷等地的人也过河而来，向包头聚集，其原因就是这里土地辽阔，沃野良田一望无际，人口稀少，生活富裕，是养活穷人的理想之地。
“石榴开花石榴树，沙海漫漫没尽头。顶风冒雪走西口，塞外才是安全处。漫片片草地绿油油，这地方才能住长久……”这首河曲民歌充分抒发出走西口的人们对蒙古民族由衷的感激之情。
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包头，草原人民敞开怀抱，接纳、护卫和包容这些汉族同胞，这充分体现出蒙古民族的宽厚豁达，因此他们与蒙古族人民相处得极为融洽和谐。可以说，口里人对蒙古民族无不感恩戴德，对蒙古民族的忠厚善良及宽容大度无不铭记心里。他们毕竟不是大漠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够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冻死，便是唯一的希冀和追求，他们这点最基本的生存愿望，在这里得以满足。他们与蒙古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共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和世人称颂的蒙汉文明。
其实，早在300年前，包头还只是巴氏家族的一个牧村，叫作“包头村”。然而，从明清时代开始，包头人数开始剧增，由于政治、经济、民生等多重因素，移民潮促使包头成了一座融合各区域特色的移民城市[5]。
首先是农民潮，晋陕冀地区，太行山、吕梁山，山峦起伏，千沟万壑，少有大片可耕种的土地，加上连年灾荒，兵匪战乱，百姓民不聊生，饥寒交迫，无以为继。而西口之外，水草丰美，牛羊遍野，笼盖四野的敕勒川，一望无际的大青山，最是个养活穷人的好地方了。
其次是商人潮，明清时代在蒙古地区设有马市，这是一种允许蒙汉人民在指定地点进行民间贸易的活动。加上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法（即鼓励商人为边镇驻军运送粮草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法规）。这一系列政策背后蕴含的巨大商机被吃苦耐劳、重商善贾的山西人敏锐地嗅到了，他们借政策之机捷足先登，成为在包头地区做生意的主流群体，主要从事贩运粮盐的贸易。
再者是兵匪潮，这也是走西口中必然派生出来的一支特殊队伍。连年饥荒战乱，必是盗贼四起，逼良为娼，迫民为匪，打家劫舍，由蟊贼变为大盗再占山为王，不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如电视剧《走西口》里的刘一刀等人。其余兵溃无主也成匪患，还有逃官司、越狱离监的都统统逃往口外，也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一股潮流。抢商行、驼队，杀人放火，更添了西口路上的几分危险，因而形成了镖局票号、民团卫队等等。
最后是包钢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0年，包头又出现了一次移民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包头城仅有8万人口，后来由于国家对地主、富农的严厉政策，使得很多地主、富农从山西跑过来，成为包头人。当时，逃到包头的这些人以府谷、河曲人居多，大部分都住在包头市东河区的西脑包地区。20世纪50年代，包钢作为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支援包钢建设，掀起一股热潮。一大批河北、山东、天津、四川、辽宁等地的军转人员被分配到包头来支援建设，全国各地的所谓“盲流”也来到了包头，加入到大型企业的建设当中。另一方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陕地区连年旱灾，一大批饥民也“口里出口外”，来包头或靠手艺为生，或打工务农定居下来。1962年，包头的人口数量已经激增到100多万了。
包头在内蒙古素有“包老大”之称，可能缘于包头是内蒙古的第一大城市。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头上缴利税一直稳居十二个盟市之首，近两年才被暴富的鄂尔多斯所取代。
1955年，包头市被列为国家重点规划的8个城市之一，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中，涉及内蒙古的5个全部集中在包头。由此，奠定了现今包头市的产业格局和城市格局。
实际上，包头更应该被称作一座“包容之城”。包头城市的宽阔、舒展，罕有其比，据说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规划设计的，当时的人们野心不小，要把包头建成小上海。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拓展，当年预留空间的优越性日益显现，包头城市规划已被国内规划界奉为经典，还被收录到联合国规划教科书之中。
正与城市布局的宽阔、舒展相对应，包头的文化性格恰恰是这座移民城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有人说，在包头没有偏狭的排外性，每个人都能找到主人的感觉。因为大家都是外乡人，都是移民来到包头混生活，彼此彼此，而非厚此薄彼，所以都是主人。我们党历来提倡五湖四海，包头人的行历便是最生动的实践。千万别低估了这一点，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品格，也是发展后劲的关键元素。
从对包头历史的简略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打”进来、“走”进来，还是“迁”进来，包头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开放、接纳、碰撞、交融，推动着包头的历史，创造着包头的文明。
这种城市气质，不正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吗？
□ 鄂尔多斯：青铜、成陵、全球化
如果说，王昭君及青冢使草原与南方中原相连，喇嘛教及召庙使草原与青藏高原相连，那么，青铜之路及成吉思汗则使草原与整个世界相连。
今天，无数的出土实物已经确切表明，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了青铜技术以及羊、黄牛、马，并且引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的世界文明大交流。
1972年冬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场风沙过后，在一个名叫“阿鲁柴登”的地方，沙海中凸现出一顶耀眼的金冠，这就是令世界考古界震惊不已的匈奴金冠，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完整的一顶匈奴金冠，与金冠同时出土的还有两百余件制作精美的金银器，均属于战国时期我国匈奴王族的遗物。这顶金冠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工艺于一身，金碧辉煌，气势非凡，制作精美，代表了当时金属制造业的最高工艺水准，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神秘广博的艺术世界。
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由于以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学术界也被称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目前，有关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考古研究正日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中华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有耳熟能详的器物如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等礼器，在全球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可谓自成一派，当人们领略了中原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博大、凝重，观瞻了西南三星堆巴蜀青铜文明的神奇、诡秘之后，一种质朴、充满原生态风味的北方草原青铜文明带给你耳目一新的感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它以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都可见到这种独具特色，代表古代东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遗存。
2017年5月，一部以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马背上的青铜帝国》正式登陆央视，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该片以中国三大青铜文明之一，神秘的北方草原青铜文明为题材，跨越北纬四十度的地理界限，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追寻世界各地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踪迹，真实还原与再现了贯通中西的青铜之路，全方位展示出这一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
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着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还包括动物的迁徙和农作物的传播。
世界考古表明，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青铜器、绵羊和小麦，这三类物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向外传播。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包裹”由西亚传入中亚后，在欧亚草原经过诸多文化的对接作用，由西向东逐渐传播，最终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在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区的作用下，由北向南最终传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
所谓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至西亚乃至东欧。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鄂尔多斯就曾经是这条干线上的一个中心点，因为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如此独特，以致被中外考古学家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所以这条早于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通道，还有一个名字就称作“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升级了青铜之路。
丝绸之路表明中国对人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青铜之路[6]则证明中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并发扬光大。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已有目共睹，然而，在国人心里羊、牛、马、青铜技术对中国的作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东亚仍处于“万国林立”时代。“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禹独持干戈，号令天下，才有相对强大的中央王朝的产生。黄帝轩辕氏，与车马关系密切；往来征战无常处，游牧风格十分明显；铸九鼎而定天下，显然是青铜时代的产物。正是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东亚本土定居农业文化相结合才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自此，我们可说东亚王朝的历史并不是自生自灭，而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互通有无，丝绸之路是跨文化交流，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与认同。从无到有，青铜之路创造了欧亚大陆文化的同一性，形成了古代世界体系，亦即全球化的雏形。
据大量的考古表明，鄂尔多斯正是遥远而古老的青铜之路的要冲。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存在表明，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风格，并且冶炼技术要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但是，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昔日游牧民族的草原风格被根深蒂固的农业民族风格所取代，先后出现了青铜鼎、鬲、爵、戈、戟、编钟等颇具东方特色的青铜礼器，直接促进了中原文明礼乐制度的成熟。
青铜之路引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的世界文明大交流[7]。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的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五千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关系的古代世界体系。西亚和东亚之间的贸易还难以想象，但西亚不断向四周传播技术和文化。世界体系不只是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应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青铜之路将旧大陆连成一体，使人类共同经历了青铜时代。
青铜技术由西向东的传播，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完全起源于西方文明。
历史上，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西来说”和“独立说”一直争执不下。欧亚草原上青铜之路的存在表明，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中华文明恰恰应该是在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并且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根基和传统。
因为，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一带，即现在的农牧交错带周围，存在一系列史前文化群体，兼具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双重风格。中原地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农业基础，西方的小麦、黄牛、绵羊和青铜冶炼传入后，改变了其原有的农耕文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并最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
所以，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如果说，青铜之路只是开启了草原丝绸之路走向全球化的序幕，那么成吉思汗的西征之路则把它推向了无以企及的历史巅峰。
地球原本是一个自然村，人类应该共建一个和谐家园，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自古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一直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正是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并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来判断局势和指导行动，并贯穿于所有开拓和征服活动中。
当年，成吉思汗曾发下誓言：要让世界臣服于他的脚下，而他基本上也做到了。他首先统一了蒙古各部，随后便将视线转向了全世界，一路向南，所向披靡，一路向西，无远弗届。
蒙古帝国的领土可从越南一直到匈牙利，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疆土连贯的帝国。蒙古帝国带来了“地球村”的概念，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的概念。在打仗方面，蒙古人是勇猛无畏的战士；在治国方面，蒙古人重视工商贸易发展，直接促进了大陆贸易和海上贸易，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蒙古时代。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贸流通、信息交流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路和通讯联络。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颁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西方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信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
成吉思汗一生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功绩，涉及蒙古族、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世界，他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的一代天骄、世界的千年风云第一人。
今天，我们研究成吉思汗，最需要的是融入全球化的视野、胸怀以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智慧。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人注定会出现。”可见，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日益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以成吉思汗的方式得以实现，却是一种偶然现象。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时代英雄、天之骄子、世界伟人，除了个人优秀品质之外，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些偶然现象隐约地看到，他不自觉地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即全球一体化的规律和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不断高度集中的规律。
当年，成吉思汗带领蒙古人打下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把原来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就在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蒙古人为通向新时代铺平了道路，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如何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需要超乎寻常的智慧。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成吉思汗文化最有影响力和最具生命力的方面，就是蒙古民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用于被征服国土的财政管理，这同时也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纸币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其核心是信用。纸币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
“世界征服者”，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在本质上靠货币权力，即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作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权力，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全球化”并使自己成为“千年首富”。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得以扩展，使货币权力得以增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
这一切的历史功绩，正如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所说：“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一点来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成吉思汗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很多，而最神奇的还是他亲自创建的“鄂尔多斯”依然存在，鄂尔多斯人守护和祭奠其灵魂的“神灯”八百年不灭。
成吉思汗的陵寝和世代守护祭奠其圣物和灵魂的忠诚部落鄂尔多斯，其生前眷恋的美丽大地鄂尔多斯，新兴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三者都穿越时空、灵性相融、与时俱进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微妙而神奇的现象或许绝无仅有。
“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相传，这是成吉思汗路过鄂尔多斯所作的词句。
据《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记载，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征战西夏时，路过鄂尔多斯，他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是一块风水宝地，心里特别高兴，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成吉思汗自语道出这首词句。感慨之余，成吉思汗对左右吩咐道：“我死后可葬于此处”。八百年来，成吉思汗陵辗转大漠南北，最后坐落于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意为“主人的陵园”。
“鄂尔多斯”的由来还得从蒙古部落——“鄂尔多斯部”[8]说起，“鄂尔多斯部”是成吉思汗的汗庭以及祭祀鄂尔多[9]的守护群体。鄂尔多斯部是来自大蒙古国各万户、千户选派出的精锐之师，他们是守护成吉思汗最忠诚的部队。这支精锐卫队，只为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服役，其后裔世世代代继承了祖先的职业，一直聚集在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周围，形成了守护诸多宫帐的部队——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及其眷属相继去世以后，守护宫帐的这些人继续为主人的宫帐服务，即守护和祭祀灵帐。
15世纪中叶，大批鄂尔多斯人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进入黄河宝日陶亥（河套）地区，定居在这里。因而，河套地区也随之称为鄂尔多斯。
如今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是个衣冠冢。这里牧草腾碧浪，羊群卷雪花。蓝天绿草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肃然矗立，明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辉煌夺目的金黄琉璃宝顶，使这座帝陵显得格外庄严。
作为全球范围内蒙古民族的圣地与神祇，成吉思汗陵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
这里有蒙古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典。自从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祭奠他的圣灯就从未熄灭，祭祀活动数百年来长盛不衰。成吉思汗祭典，汇集和保留了蒙古族古老而崇高的祭祀方式，其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已成为今人领略古代蒙古族习俗最形象化的资料，并且是蒙古族古代历史文化中最珍贵的一份遗产。
这里有传承坚守近800年，蒙古族中专门为成吉思汗守陵的部落——“担负神圣使命之人”的达尔扈特守陵人。这在世界文化传承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现象。
这里承载了蒙元文化的最核心精华，这里有蒙古民族心理的最核心要义。从蒙古族民族心理来说，成吉思汗陵是圣地，是全体蒙古人的总神祇。他已经根植于每一个蒙古人的内心深处，成为蒙古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成吉思汗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奋发而起，以惊人的胆略、恢宏的气度、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奋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帝国，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同时也为蒙古族人民树立了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淳朴诚恳、忠诚信义、胸怀大度、勇敢团结、百折不挠等优秀品质，也对蒙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成吉思汗极大地提高了蒙古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使得蒙古人民很快改变了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脱离了文化蒙昧的落后态势。他和他的子孙领导的西征使得蒙古民族第一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世界舞台，使得蒙古民族蜚声四海、震惊全球。这些都让所有的蒙古族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叹为观止、敬仰尊崇。
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也使得成吉思汗陵的地位变得极为神圣和尊贵，成为全球蒙古族人民心中的圣地。
当年，在苏联影响控制下的蒙古国，歌颂和赞扬成吉思汗曾成为禁忌，蒙古民族文化也被破坏殆尽。1990年以后，蒙古国脱离苏联控制，实现了民主化。自此以后，成吉思汗崇拜在蒙古国复活，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也陡然上升，成为蒙古国人心目中无可取代的民族英雄。
多年来，成吉思汗陵在我国各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最为正统的祭典文化、蒙元文化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具有民族向心力和感召力的全球圣地，不断吸引包括蒙古国在内的世界蒙古族来此朝拜。成吉思汗陵作为全球蒙古族的人文纽带和文化联系，必将对“一带一路”特别是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近八百年后，世人还可以借助成吉思汗的亡灵，来推动由他率先践行的全球化战略，这在千年世界史上，难道还有第二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