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书老汉今天赶场要卖的东西除了三匹布，还有六把一斤重的旱烟叶。河坎上红石包下那一溜坡地今年栽了旱烟，遇到雨水合适，割下的叶子味道很好。放往年，老汉一定会留了自己抽，只从中挑一点最好的叶子给程先生送去。现在他自己不抽烟了，程先生的烟瘾也大不如从前，还抽几口，却十分挑剔，一般的烟叶，他是宁可不抽的。建书老汉只精心挑选了一小撮准备今天到牌楼坝赶场时顺便送给程先生，剩下的六斤叶子则一次卖掉。老汉炮制烟叶有自己的秘方。他首先把地里收回的烟叶用稻草绳铰成长长的一串挂在屋檐下晾着，每天早上太阳出来时挂出，下午太阳落下时收起卷成卷，然后放在屋里墙脚下扯地气。每天都重复这样的劳动。等烟叶晾干了，就把它从绳子上解下来，铺在屋里的墙角下。把熬了山萘等香料的水晾凉，兑一点新鲜的人尿洒在上面，再把它堆起来，盖上麻袋，上面用重物压住。过六七天，就可以用了。建书老汉前天晚上把烟叶揭开闻了闻，觉得很香，是自己历年来炮制的最成功的一次。他坚信程先生一定会抽他的烟，也坚信剩下的六把烟叶拿到场上一定会抢手、好卖。
从麻园子到牌楼坝有三条路。一条是马路，那是出门左转上泡冬田，过烂槽子水田坝子上汉白路；再一条是出门右转经过竹园过月河、过稻草沟，经黄泥包戏楼顺大路走；还有一条就是过月河再顺稻草沟走一段路到黄泥包下的黄板堰。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和从黄泥包下去的大路重合了。在汉白公路修通之前，从县城往汉中、西安都是从这条路经过，算官道。这条路最近，建书老汉赶场一般是走这条路。今天，他没走这条路，是想看看黄泥包的戏楼。他已经有好一阵子没走这条路了。今天高兴，他又想看看这个曾经在儿时给他带来快乐，带来幻想，带来甜蜜的戏楼。
那些年，每到正月，戏楼前都会挤着很多人，看有钱人的包场戏。建书就在看戏的时候记下了很多戏词和曲调旋律，经常用口哨吹奏。看戏时，父亲往往会给他买一截甘蔗甜甜嘴，有时还会给他买一坨红苕糖粘的爆米花啃啃。他曾问过父亲：“我们咋不也包一场戏呢？”父亲摸着他的头说：“你爸没本事，这辈子看来是包不起戏了！”然后很是伤感地望着别处。建书很是后悔不该问出这样的话。为了让父亲高兴，他说：“爸，等我长大了包戏给你和妈看！”父亲高兴地说：“好，爸等着看你包的戏。”可直到双亲去世，自己也没能给他们包一场戏看。每次想起这件事，建书心里就不好受。
这个戏楼最热闹的时候是七年前，山东省有所中学因躲避日军进攻迁到牌楼坝，其中有两个年级班住在黄泥包，还有几个班住在牌楼坝和堡子梁。这些学生经常演小戏小节目。每到学生演节目时，建书在自己的院坝里就能听到唱歌的声音。他很想去看热闹，但一家人要吃饭，他没这个空闲。那乐器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是很有感染力的。他人没去，心却禁不住被吸引。有好几次，他不知不觉就用口哨跟学生的唱腔应和了起来，像民歌《十对花》、京剧《空城计》这些旋律都是这样听会的。有时候，他也能跟着学生的唱腔哼唱几句词。当时，他是多么的快活啊！音乐可真能让人忘了忧愁啊！后来，这些学生迁走了，有的人说他们去了四川，有的人说他们去了甘肃。反正从那以后，这里就冷清了。这些年包戏的人越来越少，少得几乎没有了。唉，这里还有没有再热闹起来的机会呢？
寻思间，建书已站在戏楼下了。他停住脚，看了看戏楼，发现它很旧了。建书想，我要是有黎五爷那样大的家产，一定早就把戏楼粉刷一遍了。当然了，黎五爷就是黎五爷，他咋能舍得呢？他有那么大份家产，不是还几次和家族的人因小利失和气吗？建书又转过身来看关帝庙，庙也很旧了。他总觉得现在看到的关帝爷不如小时候看到的那样高大威武。彼时，遇到头疼脑热，母亲就带他来向关帝爷祷告，然后捻点香灰回去冲水喝，特灵。有一年，建书肚子疼，一个人坐在堂屋门槛上晒太阳，突然看见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子从房子前面的田坎上走着走着就飞起来落到河里去了。他吓坏了，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等母亲从河里回来，他把刚才见到的给母亲学了。母亲很紧张，马上用左手在他的额头上向上抹了三下，又把一把很烂的红油纸伞用火点着，举着熊熊燃烧的火伞在院子里绕圈。她一面绕圈，一面用嘴“呸呸”地吐唾沫，并厉声地呵斥：“野神野鬼快走开！”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母亲又让父亲背着他到关帝庙烧了香，讨了香灰。回家后，母亲把从庙上讨的香灰化了水让他喝了一些，剩下的就洒在他头上。他的肚子也就不疼了。这以后的好几天，建书总觉得威风凛凛的关帝爷手里提着大刀，时刻站在他身后保护着他。想到这里，建书并拢双脚，两手抱拳，深深地给关帝爷鞠了三个躬，然后顺着大路往牌楼坝走去。
据老人们说，多年前一个广东姓黎的商人从这里路过去西安。当时，他带了两个人，挑着担子，走到崖下的黄板堰，突然肚子疼得不得了。那时候，周围还没有人户。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突然病了，这可是要命的急事啊！焦急中，随行的一个伙计抬头看见崖头有一座小庙，就对老板说：“你看，那上面有座小庙，不管他是神，是菩萨，还是大仙，你都给他许个愿，兴许他能保佑你好。”老板马上强忍疼痛，跪在地上对着崖头小庙祷告说：“崖上这座庙啊！我也不晓得你是神，是菩萨，还是大仙。我肚子疼得厉害，你保佑我快好！我全家人的血本家当可都在这里了，我不能病啊！你保佑我平平安安到西安把生意做成，等我发达了，我一定给你重修庙宇。我还要在你庙的两边各铺一里路的青石板，让给你烧香的人方便，让你庙上的香火旺起来。我请你一定保佑我！”不知是诚心所致感动了神仙，还是专心祷告转移了注意力，反正老板的肚子不疼了。他很是惊喜，吩咐一个伙计看着挑子，一个伙计随他绕道爬上崖头到庙前去再拜。到庙前一看，发现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关帝庙。庙中没有神像，只是在一块木板上用红漆写了“关帝爷神位”五个字。老板取出一条新毛巾仔细地给神位擦拭了灰尘，叩了几个头，又把刚才许的愿复述了一遍。老板想烧香，又苦于无处买，只好用小石块在神像前压了一点钱说：“哪位好心人啊，请你帮我买香纸给关帝爷烧了吧！”老板跪拜了一番，才带着感激的心情离去。过了大约十年，突然有一天，黄泥包上锣鼓喧天，鞭炮声骤起，有人给关帝爷还愿来了。周围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当年给庙上许愿的老板对大家说：“我姓黎。十年前，我从这里路过西安做生意，在这崖下的堰上得病了。我就请这尊关帝爷保佑我，我的病果然好了。我当年给关帝爷许愿说要给他重修庙宇，还说在庙的东西两边各修一里长的青石板路。这个心愿我今天就还。请老乡们出工帮忙。我按你们这里的行市付给大家的工钱。我还要给关帝爷雕一尊石头神像。”大家都很惊叹于关帝爷的灵验，同时也称赞黎老板信守承诺。黎老板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才把曾经向关帝爷许的愿还了。在还愿施工的这几个月里，黎老板因为要和很多的人和事打交道，对当地的情况也都熟悉了。在采沙的过程中，他发现月河的沙子里面有沙金，成色还不错。于是，黎老板就雇了当地人给他淘沙金。那年夏天，这里大旱，很多人的庄稼颗粒无收，家里断顿的多，黎老板请人淘金就只管饭，不付或少付工钱。一年下来，黎老板就在县城买了商铺，又把黄泥包一百多亩旱地买来改造成水田。接着，黎老板又雇人在稻草沟的黄沙梁下边修成了一座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拦水堰——稻草沟头道堰，从而让下游四五个村子的土地变得旱涝保收起来。就这样，黎家在当地的声望越来越高，从广东老家来投靠他的族人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黎老板就开始在黄泥包修房子，建戏楼，进一步购置田产。逢年过节，他总是花钱请戏班子给乡亲们唱戏看。那时候，谁不啧啧称赞黎老板有本事，心眼正呢！可是，等到黎老板去世才没几年，家里的境况就出现了大反转。先是他的大儿子赌钱，赌输了城里的所有商铺。在城里没了根基，他就回到黄泥包来和老二、老三打官司，争田产，闹得你死我活，让人很是瞧不起。再是老大的儿子勾引人家有夫之妇，打伤了人家本夫。那家人群起上门闹事，将其家里所有值钱东西砸了个稀巴烂。黎家从此名声受损，在当地没了威信。现在已是第四代了，子孙不少，但都还依靠黎老板当年购置的田产过日子，一点新气象都没看见。虽说也还有黎老五这么一个拥有百亩田产的财主，但他为人小气，十分吝啬，六十多岁的人了，连条棉裤都舍不得穿。雇人做活，总在饮食上克扣，弄得长工短工都留不住，虽是族上的首富，却没有一点威信，族上的大小事情都把他甩得远远的。
同样是富人，比黎家晚富裕起来的牌楼坝颜家就很得人心。人家轻财重义，重视对后人的培养。后人里面出了不少有名望的人士。直到现在，后人中据说还有当厅长、处长的；有当行长、校长、院长的；还有当什么农艺、治水、作曲、绘画方面的专家的。颜家当年据说是白手创业，到颜三爷手上算正式发家。发家以后，他不但把自己的后人送出去念书，还把大门、二门的后人也供养出去念书。颜三爷自己的儿子在省城学医学成归来，先在县城开了所医院，后来又连开了两家药铺。没多少年，他就积攒了比父亲还要大的家业。现在麻园子的官田、学田，牌楼坝乡公所、学校的房子都是在他手上置的。有一年闹瘟疫，颜家把城里的药铺当出去变成现钱买药给乡亲们防疫治病。瘟疫过后，乡亲们自发地捐钱捐粮出劳力给颜家大门前修了一座石牌楼。牌楼上面那“恩泽乡梓”四个大字是乡亲们联名请县长出面，以举办全县书法比赛的形式，先选出冠军，再请冠军书写的。啥叫做得起人？这就叫得起人！建书老汉在心里由衷地赞叹着。一路上，他就这样把黎家和颜家比较了一番，不觉已走到了牌楼下。
颜家牌楼在街的上头，坐北朝南，前面是汉白公路，后面是乡公所的院子。建书上过两年学，程先生教他临过毛笔字帖，所以，他对牌楼上那四个大字的书体和笔力是能品出些味道的。小时候，他读书养成习惯，每次走到这里，就停下脚步，抬起头把那四个大字欣赏一下。如今六十了，这个习惯还是保留着。至于这个建筑物究竟该叫“牌楼”还是“牌坊”，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从形状上看，应该叫“牌坊”，但当地人都习惯把牌楼、牌坊统统称作“牌楼”，以至于连地名都被叫成“牌楼坝”。
这时，赶场的人已经很多了。上街头是一个猪牛鸡鸭交易市场，今天那里交易的人多，老远就能闻到臭烘烘的屎尿味儿。紧挨着的是土产收购门店。一些担筐背篓的人正把桐籽、贮麻、龙须草一类的东西搬进来等着里面的伙计给过称论价。过了这里，就是王家杂货铺，听说老板有过硬的关系，经常能弄到一些紧俏的东西，今天又有洋油的味道，这是好长时间没见卖的东西了。建书很后悔没带洋油壶。再前面，老龙的杂货摊、徐家的中药店、谢跛子的剃头铺、刘老汉的压面坊全都开着业，生意也都很好。
卖布卖线跟卖鞋卖衣服的在一溜，都在电报所那边姚家对面的那片场子上。人已经拥挤起来。建书老汉挤出了毛毛汗，才挤到卖布的场子上找了个摊位，准备把背篓里的布匹拿出来卖。他刚把布拿出来，就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招呼他说：“苑师，哎苑师，你赶场来了！”
“来了，来了！”建书抬头看时，认出是上次买他布的小伙子，姓周，人很和气，买东西也很干脆。
“你的布不要往出拿了，我比上一场高十块钱买了。”
“那好！”建书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坦白地说，“这中间有一匹布的线子不如上次那两匹布好。”
“我信得过你。就那价，我买了。”小伙子边说话边把三匹布的钱在手里数好递给建书说，“你数数。”
建书老汉数钱的工夫，小伙子把布摊在腿上看了看说：“你手艺就是好。以后有了布，直接送到我铺子里就是，不要再在这里卖了。价钱随行就市，你看行不行？”
“好嘛！”建书很爽快地答道。
小伙子把建书领到“周记绸缎店”，对里面的中年人说：“七叔，这个老人家以后有了布就直接送来，你收了就是。价钱随行就市，比市价给高一点。”那个被称作“七叔”的人说：“行，我天天都在店里，你随时来都行。”
建书说：“不用高一点，走行市就行。”
小伙子说：“苑师，你也不用客气。你织的布我注意好久了，我信得过。你要是织的有洋纱布，我把价比市场再给高一点，你切记莫卖给外人。”
“说定了，有布我保证送你这。”建书很高兴。
从绸缎店出来，建书又往前走了两个铺面，在离邱家轧花房几步路的地方是摆烟叶子的摊点。他那六把烟叶刚拿出来一袋烟的工夫就被人买走了。买烟的人是走在一块的三个老汉。先是一个胖老汉从第一把烟叶上掐了一袋烟点燃慢慢地吸了几口，看脸色就知道他满意。他又从另外五把叶子上各掐了一点叶子用另一个老汉的烟袋装了一锅尝了尝。胖老汉满脸喜悦地把烟袋递给另外两个老汉，一人吸了一口。那两人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神情，问了问价钱，觉得建书的要价合适。于是，三个人每人两把，一次就把六把烟叶买走了，惹得两边的卖烟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建书。
卖了烟叶，建书又高兴地买了十斤洋纱线。今天赶场真是顺风顺水地实现了既定的目标。现在，他就带着精心挑选的那一撮烟叶去看程先生。
程先生是建书上辈的亲戚，按辈分，建书叫他“舅”，但建书通常叫他“程先生”，偶尔也叫声“舅”。小时候，母亲亲自把他送到颜家办的小学上了两年学，一直是程先生教他，“先生”“先生”叫惯了。第二年上学上到一半的时候，父亲左肩上长了大脓疮，家里租种的庄稼歉收，学上不下去了。程先生劝他莫辍学，上满两年，这半年的一切用度全都由他承担。就这儿，建书一直念着程先生的好。穷人家送不起礼，但他每年都会来几趟，而且几十年不间断。建书来看程先生一般不选在年节，而是在平时。至于给程先生送的东西，无非是土特产品、时令菜蔬。程先生缺什么？人家啥都不缺。他自己衣食无忧，三个儿子也都干得很好。老大在西安一个学校当校长；老二在县小学当校长；老三是县城最有名的骨科医生。牌楼坝离县城十里路，两兄弟都有自行车，一到周末下午，就骑车回来陪老人住。老人今年七十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脑子好使得很。建书每次去见他，都能就一些具体事情得些见识。建书出了街口，往东南方向顺沐浴河走几丈远就到了。这时，程先生正和老伴在一块碾药面子，见建书来了，老两口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迎过来，帮建书卸背篓。
“好久没来看两位老人家了，身体都还好吧？”建书一面说话一面端详着程先生。程先生的老伴赶紧进屋去给建书倒茶。
“还好。只是前一阵子有点咳嗽，现在好了。人嘛，还是要活动。我才先在街上转了一圈。这阵就很舒服。”程先生看了建书一会儿说，“你比上次瘦了点吧？”
“这段时间赶了些活路，不过身子倒挺好。”
程先生的老伴把茶放在建书面前的凳子上说：“下午在这吃饭，好不好？”
“不了，我要赶回去。屋里一大堆事。”
“算了，他说没空就算了。我们说说话。”
建书把要送来的烟叶用程先生自己的水烟袋装了一锅递给他说：“程先生，我特意给你选了点烟叶子送来，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程先生接了烟袋噙在嘴里，建书顺手取一根纸媒在炉子上点着帮他点烟。烟着了，程先生抽了两口，然后扭过头来，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建书说：“这是你家收的？”
“是哩！”
“这烟叶真正得叫好！”
建书说：“我在收烟的时候看见这几匹烟叶子不一样，就把它专门挑出来给你单晾着。”
“好烟！”程先生贪婪地抽了几口说，“今年还没遇到好烟叶子，我就只好抽绵烟，可绵烟又觉得劲不够。这烟叶子好，今年过年我有烟抽了！”说完，他又闭上眼睛抽了几口，直到把一袋烟抽完，才放下烟袋和建书继续说话。程先生首先就问老二苑华兴的事：“你听没听说老二在乡公所干得顺不顺心？”
“舅啊，你晓得，老二不爱说话。他也不常回家。回去了，也是闷头闷脑的不吭声。前几天，回去转了个身，好像气鼓鼓的。”
“应该是干得不顺心。我总见他一个人在街上遛着看人家写字，听人家说书唱曲，好像他对民间小调小曲这些东西很上心。”
“有这事！”建书生气地说，“那成啥势子！”
程先生说：“他们这个乡长啊，下面人的看法不太好。他爱打官腔，私心也重，城府又深。两次来麻缠我，要我到西安去引荐他认识在省上当厅长的颜家亲戚。我推说多年没有来往了，不方便找人家；他又要我给他引荐县上的人，我推辞说我是平头百姓，又老又糊涂，不好意思打扰县上的人。后来听老三说，这个张乡长又去找过他，也是让他给引荐县上的头头。我家老三没有应承。老三是搞技术的，最不喜欢做这种拉媒揽保的事情。张乡长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吧！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二那种性格在他手下怕是不会顺心。”
建书问程先生：“你说我家老二喜欢民间小歌小调这些东西？”
“我看是的，都有些着迷了。”
“这……这不是胡弄吗？”建书气得脸色都白了说，“不行！我不答应他弄这个！”
“建书啊，你先莫生气。你说你不答应能管用吗？”程先生进一步开导，“你想想，他也是当父亲的人了，真的想干啥，你能管得了？”
建书央求程先生：“请你老人家找机会劝劝他。你学问深，啥事经你一点拔，心里马上就亮堂了。你说他，他会听的！”
“建书啊，你啥子没看透？这不管啥子事，它都讲究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先在人，后在天。先要人去想它，思谋它，想得差不多了，思谋到一定程度了，老天爷才会给你回答是行或不行。要是自己不去谋，老天爷就算是很想帮你，它也无从下手啊！学东西嘛，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喜欢啥、希望做成啥，他才会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看了，你家老二不喜欢乡公所那个差事。我偷着在看，他一见到唱戏的、耍灯的、说书的、开路跳神的、唱孝歌的，马上就活蹦乱跳来了精神。我已经在街上观察他好一阵子啦！一遇到这些场合，用文人的话说，他那个陶醉啊，简直就是如痴如狂嘛！可是看见他和乡上的人走在一起呢，那个脸就吊得长得难看。你想，这咋行呢？”
“咋会迷上那东西！那是下三烂，我不准他弄这个！”
“倒也不能这么说。”程先生劝道，“要是真的迷上了，下功夫钻深了，发现这中间的机理了，对这些东西的发言权比别人的大了，那就成学问了，成专家了。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很少很少。怕就怕他只是图一时好耍，赶个热闹，不下功夫，在外行的人面前好像他懂这个，在懂家子的眼里，他又还是个门外汉。一辈子都停留在跟别人和着捧场子那个水平上。要是那样，也就用不着念那么多年的书了。那就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我找机会把这个道理跟他说说。我还要对他说，你父母供养你上那么多学不容易。你年纪也不小了，必须横下心来好好务一件事了。话说透了，再听不进去，我们做长辈的就没责任了。”
“狗东西，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建书很失望地喘着粗气，想了想，他又求程先生说，“你老人家能算命，只是你不给人家算。你破个例，给老二算一算，看他在乡上能不能混出个子丑寅卯来！”
“建书啊，你是气糊涂了吧？”程先生认真地说，“凭我们的交情，我能给你家里的人算命吗？从情分上说，你家的人跟我家的人一样。医不自治。我很希望你家的人个个平安，人人有出息。我对你家知根知底，这还能算吗？算命嘛，无非是给人个心理支持，帮人拿个主意做个决断，认真不得的。我不给人算命。我看老二人是正派的。做父母的，话说到就行了，强扭也扭不过。我在想啊，老二要是放到学校教书啥的，说不定比在乡上合适。”
“要是老二在乡上干不下去，我把老三从队伍上拉回来弄到乡上，你说这个路子走不走得？”建书实在是希望乡公所能有自己家里的人。
“乱世不当官。最不能在家门口当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程先生严肃地小声对建书说，“这个社会还要乱呢！”
“你老人家是说不能让老三往官场上走？”
“唉，这叫我为难！怎么说呢？啥事它都得有人干吧！官没人当，差没人干，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程先生思索了一会儿说，“当官只要能做到守正尽职，按道理说就不会出大事。可问题是，任何时候，眼前的事总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不一定就能看得清楚。人的本性又是爱逞能趋利的。再说吧，守正和尽职有的时候又很矛盾。要真的做到守正，怕是难上加难。还有一点，人一旦入到局中了，怕也就身不由己的时候多呢！这，我说了你莫多心啊，把老三弄回来往乡上放不是上策。这个主意你最好跟老三商量。”
两个老人谈了一阵话，看看太阳已经弱了，建书说：“程先生，你顾惜好身子。我空了再来看你。我把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
程先生说：“能吃饭的话就一起吃顿饭。实在是忙，我也就不留你了。”程先生一直把建书送到院坝边上。这时，赶场的人已经都往回走了。建书又从街上经过时，顺便买了一根节巴长长的甘蔗准备给孙子们吃。他知道，只要他赶场，那三个小家伙就定会早早地在大门前巴望着他从黄板堰那里露身往回走。如果不给他们买一点哄嘴的东西，不就太让他们失望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