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科研人员下海经商，“一切向钱看”的现实让我明白：在社会转型期，文化远比科技重要！1996年，我提前退休，开始关注社会与文化，著文阐述我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传统文化三者的关系，提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包含西方思维方式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2004年，为了贯彻“科学自主创新”，我与“反伪科学”斗士展开了公开的大辩论。此后，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史、了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文化，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兴衰，世界宗教的起源与演化，犹太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教规、教义及其所属的各个宗派，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古代各帝国的兴衰，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管子》《庄子》，以及其他儒学经典等，最后，凭着科学工作者的直觉认定：只有读懂了老子的《道德经》，才能解决中华传统文化有目无纲、诸目并立之困惑，纲、目关系理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不会走偏方向！
众所周知，《道德经》既是世界名著，又是其中评价反差最大、不解之谜最多的经典之作。《道德经》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谁也说不清。其作者是老莱子？太史儋？李耳？还是单逨？坊间学界各执己见；它成书于春秋？战国？还是西周？证据皆不足，难以服人！老子是人，还是神？是他创立了道家、道教吗？众说纷纭！在《道德经》中，老子最敬重的圣人是否有所指？却无人关心问津；《道德经》之前是否有一本《德》论？众人不置可否！对于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自汉至今两千多年来，学者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少有人敢于正面面对。何故？古有古的原因：没有老子，儒家可独大，道家、道教有老子做“掌门人”；今有今的理由：既然老子《道德经》属封建落后文化，唯恐批判不力，哪有破解之欲望？
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毕生在国家重要部门从事科研工作，习惯于把完成国家科研任务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认准解开老子《道德经》之谜是时代的需要，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国家、民族根本利益所在，自然而然就把解老子《道德经》之谜当成自己的职责。凭个人经验，我认为攻克科研难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出它的关键或难点所在，找准了这些，科研方向就正确，沿着正确的方向，从多个角度去求解，必能成功。追溯老子《道德经》诸多疑团的源头，它始于两千多年前。司马谈将老子划为道家，随后《史记》笔录了老子身世的七种传说。自此之后，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从《史记》中抽出一种传说作为老子的身世，以讹传讹，流毒至今。其结果是：老子身世不清，《道德经》成书时代不详，离开成书的时代、社会背景，《道德经》则成了可以任人随意解读的“面团”。由此可见，老子身世不清、读者的随意解读，两者互为因果，造成该经典研究、解读的现状。
为了恢复老子《道德经》的真实面貌，摆脱随意解读的乱象，笔者拟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广泛阅读前人有关老子《道德经》的专著，了解前人从中获得的心得体会，以充实自己；查明人们批判《道德经》的具体内容，以利“有的放矢”地拨乱反正。此外，在学习前人研究老子《道德经》的专著时，还发现普遍存在研究方法上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或唯证据可信，而不顾整体是否合理的片面性缺陷；二是遵循老子“致虚极（抛弃《史记》等关于老子身世诸种传说）、守静笃（静下心来），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方法，力求把整本《道德经》读懂，为此，笔者补习我国自商末至春秋战国近千年的历史，兼学与《道德经》有关的古文字词义的演变。概括起来，我的研究方法就是：以老子方法为主、综合应用中西两种认知方法；以《道德经》原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读懂整本《道德经》为突破口，即用整体多角度的综合、有理、有据的方法（“讲道理”即不违背道、整体不矛盾，“重证据”是不迷信单一证据）来研究老子和《道德经》。
经过十年钻研，笔者现已完成对《道德经》的初步解读，对上述疑团也有了初步的结论：
老子即单逨，是西周宣王的重臣。周宣王四十三年，宣王赐予单逨十鼎（按西周礼制，王只能铸九鼎）升历人官职，命单逨修订周古公亶父《德》论，因此《道德经》是《德》论的修订本。《德》论隐藏在《道德经》中！老子第一次提出、解释了“道”的概念。《道德经》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三大支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继承、发展了古公的道德（王德）观；详细、具体地阐述了整体、阴阳对待（辩证）认知方法。老子是中华传统体系文化的奠基人，《道德经》与《周易》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纲（根），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是中华体系文化的目（支干），由《道德经》与诸子百家学说共同组成有纲有目、自成一体，涉及自然、人类社会各领域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
早在2700多年前，周宣王四十三年以后，《道德经》一经问世，马上就使得各种宗教在中华大地被边缘化。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具有先进性、超前性，具有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
笔者的上述观点尽管仍有待细化，但框架已定。笔者对社会科学是外行，外行不懂行规，常常会“胡来”，且对考古及中国的古文字知之尚少，在解读《道德经》时出现错谬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专家予以批评指正。此外，外行也有它的另一面——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给人以新鲜感，盼笔者这一新的尝试能引起学界对老子《道德经》研究的关注。如果因拙作的问世而能引发一定的“蝴蝶效应”，使中华传统体系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那么，笔者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至于其他也就无须太在意了。
弘扬老子思想，向大众普及《道德经》，为弘扬中华传统体系文化，为确立中华民族在全球的话语权，建设伟大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我国所有专家、学者不懈地共同努力，继往开来。在否定、批判前人（包括笔者）的基础上，一方面使老子《道德经》和中华传统体系文化研究不断地深化，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需要在《道德经》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应用方面下功夫，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指导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上不断创新和进步，为人类发展与进步做出较大贡献。
感谢杜乐天、商宏宽、徐道一、孙振远、陈光柱先生对拙作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感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高密老子与单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单百平和单既建的支持，李大伟、钟成军、单小东等同道道友的合作与帮助。特别是我院的老干办、老科协和“天地生人学术讲座”长期以来一直不断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由衷地表示深深的谢意。
孙文鹏
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