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不管为人还是为官，都类似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达康书记，之所以圈粉无数，喝彩不少，是因为他不像侯局长一样全程加持主角光环，没缺点净优点，也不像陈老检察长一样，光辉高大到住进养老院还一心只想着人民，李达康真正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也溜须拍马，他也会学着官场逢迎。
尽管他不擅长这个，但知道这些套路官场上还是得象征性地去做做，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上司检查工作叫他换身官服来迎接也不愿意。当他知道陈老检察长跟沙书记的交情不浅时，他献殷勤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外套披在陈老身上，是把下属送来的早餐先给陈老和工人们。
杜预是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官员，他为官多年，功绩斐然。那年杜预认为孟津渡口险要，请求在富平津渡口建造一座黄河桥。有人议论说：“殷、周时期的都城，都建在黄河边上，但是经历了圣人贤人的时代而没有造桥，必定是不宜于建桥的缘故。”但是杜预仍然坚持要造桥。等到桥建起来了，晋武帝和百官一起集会，他举起酒杯敬杜预说：“如果不是你，这桥就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说：“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我也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技巧。”这个马屁拍得妥妥的。
杜预甚至在公众场合就敢表示自己会为了不受人陷害而拍马讨好京城的官员。镇守荆州时，他几次给洛阳的权贵要员送礼物。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杜预说：“我只怕被陷害，不是靠贿赂换来自己升官发财的好处！”因为他明白，晋朝的官场复杂险恶是有名的。不可想象，在晋朝为官，如果没有帮派，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来疏通人脉，打通关系，而要做到官运亨通，且安然无恙，能够保官保命，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偶尔拍拍马，跟达康书记一样，杜预也想在政治向上爬，搞政绩。但他对攀爬的理解是，只有做政绩、解决问题，这些实质性的东西做到了，自己的位置才能稳固攀升。他是一个纯粹的官僚，他不是利欲熏心的贪官，也不是油盐不进的大清官，一心只想做点实事给别人看。他就一个死理，认准了只有政绩才能让自己往上爬，撸起袖子雷厉风行地干实事。
其实，当官的喜欢政绩有什么错？只要你因为喜欢政绩而给老百姓干实事，就比尸位素餐的垃圾官僚强。杜预这么想，也这么做。
公元222年生于西安的杜预虽是“官二代”，却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他虽从小就是学霸、文理工科的通才，但直到三十岁后才做官，可谓大器晚成。为何这么迟才做官，是有其他原因的，因跟本文主题无关，按下不表。杜预在朝中任官七年，改革各类政务不可胜数，参与《晋律》、《历法》修订，朝廷内外称颂，人颂他为“杜武库”；杜预既不会骑马，射击也很糟糕，但凭超人的智慧，在灭吴战争之中成功消灭了吴国政权，统成为三国终结者、西晋实现大一统的第一功臣；到荆州任地方官，他大兴水利，既解决了长江排洪问题、改善了荆州南北间漕运，又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被老百姓称为“杜父”。那年，兖、豫等州郡连降暴雨，加上蝗虫之灾，百姓苦不堪言，杜预便亲自调查，两次上书，提出切合实际的救灾措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为人处事上，他不仅“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而且“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
杜预跟李达康很类似，对权力有相当强的贪念，但两人的表现不一样，达康书记对权力与官位那是相当的爱，爱到十二点前基本不回家，爱到老婆孩子两不顾。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很爱护自己的政治羽毛，对着自己老婆严正言辞地说道：“京州市委书记不跟任何商人做交易。”对替他顶雷的易学习也没有半句推荐提拔的话。
杜预对权力的贪念主要在于想千古留名。为求功名永存于世，他煞费苦心，在生前就请人雕刻了两个功名碑，一个立于岘山之巅，另一个沉于汉水之底。他打着如意算盘，这样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留存于世。“碑”，就是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看来杜预也难逃“碑”的诱惑，他想来个沉碑传名。
很多人会不解，杜预的前半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官家子弟；入仕后，凭借骄人的业绩和功德，早已赢取了生前身后名，完全没必要以“沉碑”的形式扬名后世。
更何况，到宋代，杜预沉江的石碑早已荡然无存。难道他只知道沧海桑田，却不知道石头也会被磨损毁灭？再者，河流贬为山川就需要泥土填充，这样石碑也自然就被泥土给掩埋了，怎么可能看到呢？杜预真的不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宋人庄绰在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对此进行了点评：“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杜预沉碑此举成了后世一则追逐功名的典故：唐代温庭筠、张九龄，宋代陆游及范成大的诗文中，都留有关于杜预沉碑的贬义诗句。
这个一向很谨慎、很低调的官员，怎么会去做这种既张扬、又不靠谱的事。有人说，近乎完美的杜预，因生前缺乏自信，才闹出了“沉碑传名”的笑话。我觉得有道理，这背后估计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悲。参照他的平生遭遇，这种对名的向往大概又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悲哀。杜预的前任、西晋大臣羊祜给了他很多的感慨。羊祜喜游山水，风景美好的日子，一定到襄阳城南的岘山游乐。有次，羊祜慨然叹息，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从有了宇宙便有此山，自古以来的贤达高士，像我和你们一样，登上此山眺望游乐的不知有多少，但都湮没无闻了，想来令人悲伤。如死后有知，我的魂魄仍会登此山的。”邹湛说：“您老德冠四海，道接前哲，美好的业绩和名望一定和岘山一样永存于世，至于我等之人，才像您说的会湮没无闻啊！”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岘山他生前游息的地方建庙立碑，每年按时祭奠。看到此碑的人无不流泪，杜预因而把此碑叫“堕泪碑”，并发出生命无常，功名易逝的感慨。
二是自负。《晋书》中记载，杜预“好为后世名”，他曾经说过“太上立德，则吾岂敢？立功与言，正在我辈。”因为他认为从政者，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寿命长短、意志体现，不在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在于有位有为、立功立德，当世口碑、青史留名。只不过，他对身后名声的向往，大概已经到了有点病态的地步。
过分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倒让杜预留下一则笑话。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本是鸟儿的爱好，放到人类社会中、现实生活里，也算是个“人之常情”。《说苑·杂言》里说，“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但这个“常情”，不能过分，也不能无度。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比如过于追求一时之“官声”，过度在意一众之“口碑”，过分钟爱一己之“名节”，就往往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次位。
晋朝版的达康书记，为何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惜以沉碑传名？答案只有一个：私念在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