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理由相信我在梦中从事着一项冒险的活动。
事件的起因我记不真切了，记忆的起点是我站在一堵墙壁前，那是一堵高大的墙，横向两边都似乎无尽的墙，它的表面光滑得使我一筹莫展。
但到底我还是到墙壁的另一边去了，钻过一个偶然发现的狗洞或者像壁虎似的爬了过去。
这两种我能想到的可能性都让我恶心不已，所以这个过程我在主观上宣判忽略不计。
接下来就是偷窃、被发现和逃跑，这些步骤远没有之前的序曲那么场景清晰，我只记得一片漆黑，很多人的和狗的叫声、脚步声，好几束杂乱的不断晃动的光线，我自己的粗重的呼吸以及耗尽了力气依然缓慢的奔跑的动作。
我要跑快点再快一点，他们就要追上我了，我已经听见了他们的吆喝声。我应该还可以加密我的步伐的，我要快点快点再快点……
我用里往前一跨，狠敲了床板一记。
醒了。夏日的午后，知了声声。
我无意中向小海透露了这个梦，小海说墙是压抑的体现，狗洞和壁虎的形态是对生存状态的不满而又无力改变，偷窃和被发现证明我高度紧张的心理，逃跑是渴望释放……
我挥挥手说小海你快疯了。
小海在D大心理系，最近在搞一个什么什么有关焦虑心理的调查研究，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就是折腾了半年，学校给批了一笔钱让她去搞，搞完再评个奖那一种。
我去她宿舍里找她，她的舍友都对我说假如小海拿不下一等奖的话，那老天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
小海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向学校申请搞这项研究，一直到大三才给批了下来，她花了比别人多很多很多倍的心血，理应获得比别人多很多很多倍的成果。
然而我很纳闷小海为什么会搞这种研究，当初读心理不是她的选择。小海就解释说，如果她能拿下一等奖，那她留校工作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
说到底还是为了留下来。
几乎每个人都想留在广州，比如小海、大石，不在广州的也想来广州，比如阿静。
只有我是想回家的。
我觉得回T城没什么不好，在我曾经念过的乡镇中学里教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可以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窄窄的村道像以前那样去上学，在广州就不行，空气太浑浊，而且交通太混乱，在广州骑自行车被撞死的几率比在T城大得多。
等我有钱一点以后还可以开一辆黑色的豪迈女装摩托车，可是就是不开小汽车，闷在一只小盒子里让我觉得难以忍受，在T城那样的小城镇也没有必要。
我在QQ例会里向小海、大石和阿静陈述我这个观点，被她们异口同声地骂我没志气。
二、
我承认我是没什么志气的，从高中时就是这样子。
小海高三我高二时，她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她的副手。
她一直想让我接棒，但在换届选举中我放弃了竞选并退出了学生会。
为这事小海没少骂我，可是骂完以后她又掏空钱包请我吃了一顿很丰盛的M记以示安慰。
她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我其实是被黄映逼走的。
当时外面有人把话说得很难听，说这次竞选“林湘军团”是彻彻底底败给“黄映军团”了，因为在我宣布退出以后，分别被誉为文体部部长和学习部部长大热人选的大石和阿静扔下一句“林湘不干我们也不干”，然后就潇潇洒洒地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把我和黄映的关系说那么恶劣，我们虽然不像我和小海、大石和阿静那么好，但有时见面也会特哥们地拍拍肩膀互损对方两句，在工作上也没有过什么正面冲突。
我对黄映没有很大的好感，不过也不讨厌。说她逼走我太夸张了，好像我林湘就不能有自己的喜恶而一定要与她黄映争个你死我活才正常那样。
然而许久之后的现在想来，谁又能那么肯定地说她没有逼走我呢，这个比我晚半年进学生会、长得比我漂亮、办事比我玲珑、拥有出彩的交际手腕的女孩，的确是完完全全地取代了我。
或许只是我不介意罢了。
毕业后我没有再见过黄映，听小海说她也考到了广州，在G大，现在是G大校学生会公关部副部。
而我在H大读中文，一所南方有名的师范学校，逃课睡觉文学和耳机就是我堕落的大学生活的全部。
我还是很幸运的，大石和阿静则悲哀得多。
高考的失利让大石去了广州某大专学校的一所分校区，校区面积比H大的运动场还要小，读的是与她梦想着的中文系八辈子不着边的机械设计。
原本雄心壮志想去北京的阿静却跑南昌起义去了，读法律，也是大专。
在广州送阿静上火车的时候，小海说我们约好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就要开一次QQ例会，一定要多联系。
这种QQ例会一开始是每星期一次，后来是每十天一次，再后来是每两个星期一次，再再后来是每个月一次，再再再后来不定时了。
大家都买了手机，用短讯联系，有空者上，没空者留言，或者间或一条短讯：没有写信不代表不想你，没有打电话不代表不关心，没有上QQ不代表忘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三、
还好我们三个都是在广州，而且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还是很清闲的，所以有时我会去找找小海和大石。
反倒是当初说一定要多联系的小海很少主动找我们，她总是很忙碌很忙碌的样子，我也不敢多打扰她，所以我比较常去找的是大石。
大石的大学生活比我忙不了多少，就是比我还懒，她准备在那所比H大运动场还要小的学校里一窝窝三年过三年的隐居生活。
实话说我有点羡慕她，和高中时相比没什么变化，天塌下来也能处之泰然，对什么也不在乎，却又总能把该完成的完成，有时甚至还完成得很出色。
现在的大石已经能像一名热爱机械设计的学生那样说话了。
她给我介绍她的习作，对着一堆让我头脑发胀的数字和线条头头是道。
我不住地点着头，实际上听懂了的也只有一句话，大石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毕业后进入广州本田。
我强打着精神问：“那你现在为这个目标做什么准备了没？”
她耸耸肩膀说没有。
我半梦半醒地愣了三秒钟，随即清醒过来，大笑。纯粹大石风格的回答，真好，的确还是以前的样子。
她伸伸懒腰说：“准什么备呢，搞得神经兮兮的。我们也快要考试了，考完试就开始实习，一直到学期末，一整半个学期，累死了。”
“不过得挺充实的，还嫌累。”
我把大石的枕头抱在怀里，自上大学以后在她面前那种微妙的优越感刹那间荡然无存。只感到了隐隐的失落。
我把我的想法很直率地告诉了大石，我说：“大石其实你过得比我要好，至少你在这里真的学到东西了，而且都是一些很实在的能给你挣口饭的东西，现在你已经是半个专业人士了，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大石想了想，也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不一样，我们是实用型，你们是知识型的。何况进中文系不是你喜欢的吗？可以继续搞自己喜欢的文学，周围的全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毕竟现在很少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凭不好，学什么也没用。”
我无话可说了。
对文凭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更甚者，假如我能顺利毕业，我拿到的文凭的确比大石更能吓唬人，我不想在她面前强调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让大石失望。
我在中文系所过的生活不像她以为的那样，的确一般人都会把不懂的东西看作是崇高的，所以文学在大学校园里很受推崇，但反过来看又因此懂的人太少所以支持的人更少。
即使是在中文系，很可悲地也没有多少个是搞文学的，很多人都只是为了一纸文凭，据说中文系的文凭比较容易混，高级一点也可以说是为了掌握一种职业手段。
临走前我想起一件什么事，回过头对大石说：“我又在办了。”
大石很庄重地点了点头。
现在办和以前办不一样了。以前是我、大石和阿静三个喜欢文学的疯子一时兴起合办了一份文学性的报纸，小海对文学兴趣不大，但很赞赏我们的精神，掏钱包时也掏了一份，帮忙搞点打字校稿的工作。
那时纯粹是好玩，现在是执着。
因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没有将我的困境告诉她们三个，小海是不消说了，即使是大石和阿静，文学之于她们也已经成了一张发黄的陈旧的照片。
那天我问大石还有写什么没，她摇摇头说她几乎不写了，文学对她来说真的没什么用了，既然已编不成一个梦，就没有成真的希望，也没有追求的必要了。
听见这样的话从大石口中说出来，我觉得特别心痛。可是更让我心痛的是阿静的信。
阿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就像要把日子一点点积聚下来寄给我那样。
她在信中写了她的大学生活。阿静还是像在高中时那么出色，在文学社、记者团、学生会中都是一把好手，只是依然很不顺心，尽心尽力地干了许多活，到头来领功的都是别人，后来一怒之下全退了，一心一意好好读书。
“一定要好好读书了。”阿静写道。“在这里即使是偷空舒一口气也会成为罪过，而我之前为社团付出了太多，得不尝失……以为在学校里很出彩地活着就能有个好前途，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唯一的出路就是升本了，我们读法律的最好的前途就是当律师，但当律师一定要有本科文凭。这里每个人都想升本，要升本成绩一定要至少是班前十，如果要考回广州就更高要求了……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但舍友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早……在自修室一呆一整天，像枕头似的“民法”和“刑法”被我当枕头用了……
前段日子计算机考级接受报名，我随便找了本二级的辅导书看了看，舍友看见吃了一惊，以为我要考二级，过了两天听说她们已全报了二级，我吓了一大跳，那刚好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匆匆跑去报了……”
那封信我看不下去了，心不在焉地翻到最后，上面附加了一句话：收到了你的报纸，感觉真好，只有你还在那儿。
也许真的只有我没有变。
看过我小时候照片的人都说我样子没怎么变，从小认识我的人也说我性格没怎么变。
永远的丑小鸭，永远的烈性子，永远的没志气，永远的热爱没什么用的文学，永远的执着。
我以为不会变的小海、大石和阿静，只是基于我们的感情的基础上一厢情愿地以为，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转变着。
四、
首先变的是小海。
她的研究已搞到尾声了，还欠缺一个典型的事例。于是她找到了我，要我复述我曾经做过的她说表达了我的焦虑心理的那个梦。然而我的回答让她觉得很不满，她激动地紧攥拳头敲着桌子说：“林湘你不要这么压抑自己好吗？”
我用力握住她的拳头禁不住说：“小海你不要这么压抑自己好吗？”
可是最终我还是按照小海的要求承认了我是个很“压抑”的人，帮助她写出了一份尚算满意的研究报告。
无它，仅仅是为了小海。
报告上交后小海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病恹恹的了无生气，沉默。但毕竟有点回复从前样子的趋势了。
有一天她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找我，甚至让我以为这又是以前的小海了，然而她带来的消息很使我吃惊：黄映在学生会里负责一个活动，拉了三千多块钱的赞助，但对方临时变卦，黄映为了面子问题向校方隐瞒了这一消息，自己掏了三千块钱搞这次活动。
我一皱眉头本能地问：“这算什么面子？值三千块钱？”
我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黄映的家境不比我们好，三千块钱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小海叹气说：“那白痴在学生会一直干得很火，但独立负责搞活动这还是第一次，最重要的是听说他们学生会快要换届了，她瞄准了主席的位子，也算大热人选，她不想出岔子。”
“当这么个鬼主席真那么重要吗？”
“D大学生会主席，多响亮，以后出来是要被人抢着要的，搞不好还能留校。”
留校一直是小海最大的心结，我还好说什么。
转身翻出一张银行卡，里面有我做兼职赚的七百块钱，让小海转交给黄映——我知道她一定向小海借钱了，要不依她的性子绝不会把这种事说出来。
但几天后，小海又把银行卡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因为黄映不肯要。
罢了。我也懒得去管。
别人的生活五彩斑斓乱七八糟，我的生活一条直线沉闷依旧。
间或和朋友们发发短讯，便觉得人生这样子挺温馨手机这玩意儿挺够意思，动动指头便能向你爱着的人传达温度。
有时也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短讯，比如大石发来的这一条。
她说他们学校一个很出色的去年毕业的师兄找了份工作，主要负责坐在电脑前监视生产的数据与设计符不符合，一不符合就要马上报告给工程师，试用阶段月薪一千六。
我有点不明所以，就问我还是不懂他的工作性质到底是什么？
大石回说就是坐。
五、
想想看我应该能够理解她们的心情才对。
大石和阿静都是三年制的专科学校，而小海已经大三了，明年她们就要面临毕业班的压力，确切一点说是就业和前程的压力。
终于老天还是很不公平地让小海只评上了个优秀奖，她说留校无望了，一片茫然。
大石的最大心愿还是进广州本田，说可以的话当售车员也好。为此她开始学习穿高跟鞋和化妆，看着向来T恤牛仔裤的大石妩媚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我说不出的不自在。
阿静则说她已经放弃了升本了，刚过的中段考她由班第六名一退退到了二十六名，准备毕业先回广州当当营销员之类的廉价劳动力，再找机会读本当律师。
至于我，只能说老天把没有给小海的眷顾都给了我了。我才大二，总算还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然而有一次我给系里一位老师送了一份我办的报纸，他连声说很好，对将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我调皮地说：“是啊以后找工作时把这东西往人家面前一放被录的机会就大大提升了，而且广州多的是编辑部。”
我尝不出我的笑脸后有多大的悲哀。
我一直说想回去，其实实际上我也不想回去了，就算回去了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而一直牵引着我回去的那条线就是从前的幸福生活，于是，我知道我是真的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