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由外交官、将军谈中印关系和学者的反思组成。
叶正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表达了一位与印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资深外交官兼学者对中印关系的看法；前驻印大使程瑞声的《中印两国的边界谈判及其前景》阐述了他对中印边界问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的《中印关系的成熟》回忆了自己亲历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在驻印使馆任职期间，中印因边界争议发生的摩擦和在印的藏民闹事导致的不愉快事件以及在双方的努力下如何逐步得到缓解的细节。由此他认为中印两国能冷静而稳妥地处理发生的分歧，表明两国关系正在成熟；郑瑞祥《亲历中印关系的冷暖》一文，以他1964年和1995年两次赴印任职的经历，感慨中印关系冷暖的巨大变化。作为在******身边担任军事参谋的雷英夫将军，在他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回忆里，披露了一些鲜为外界所知的******决策1962年中印战争前后的内幕。
学者孙士海研究员的《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和赵干城研究员的《对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的若干思考》都强调，当前中印首先应当建立互信关系，以宽容和正常的心态对待对方的崛起，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张力教授的文章《中国与印度：相互再认识的必要》，显然是要告诉我们，过去中印对对方的认识甚少而且偏颇。作为中国学者，张力更坦陈了中国在再认识印度方面的不足。韩华副教授的《友好邻邦还是安全威胁―中印如何看对方》，主要从安全角度提出，“中国应该祛除偏见和固有的模式，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去看印度；从“漠视”到“正视”我们身边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印20世纪50年代对西藏地位的分歧和60年代的边界争议，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赵干城的《中国的南亚政策：平衡与稳定作用》、郭实的《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回顾与反思》、马加力研究员的《中印两国安全观的比较研究》和张植荣副教授的《印中关系中的西藏问题》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回顾，分析论述了西藏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的边界争议何以成为中印关系的症结所在，通过对中印两国安全观的对比分析，找出了影响各自安全利益的关键因素，认为只要中印双方共同努力，解决中印边界争议的前景依然看好。
外交官论述中印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叶正佳
1962年的印中战争后近40年来，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迄今有待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后，中印双边关系还有所恶化。在2000年印度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格访华，尤其是印度总统R．K．纳拉亚南访华以后，1998年造成的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这两个亚洲巨人要成为真心实意的邻邦，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试图从中国人的观点来分析一下那些妨碍中印间发展紧密的双边关系的原因，以及我们为了向前看而不纠缠于过去还应该做些什么。我从1954年以来的几十年里，长期接触与两国政府间来往有关的工作。此后，我又在中国从事中印关系的学术研究。
一、边界问题
任何中印双边问题的讨论都得从这个看上去是难以解决的争端入手。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误解，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但为了了解两国关系，这里很有必要对中国的看法作一简短的回眸。
在印度，目前仍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是******的激进民族主义造成了1959―1962 年间的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印边界战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对印度的态度是很温和的。如果你注意一下他对印度总体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他把印度当作朋友，甚至是反帝斗争的盟友。在******领导的年代里，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关系上是很讲道理和很有耐心的。
当时的许多事例都能支持我的这一论点。
1959年5月16日潘自力大使奉命，向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递交了一份书面谈话。其中，对中国对待印度的基本态度作了如下明确的表述：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照我们看，你们也不能有两条战线。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
中印边界争端期间，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退休少将雷英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决策过程。
雷英夫积极参与了那次最终导致1962年边界战争的前后事件。据他的了解，******和******曾试图避免同印度发生冲突，但是，最后迫于无奈而不得不采取行动。
那时候（1954―1962年），我先是在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里工作，后来回到外交部工作。我们经常接受这样的教育：在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我们得到指示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时，不应仅仅局限于领土的得失。那时中国实际上是准备在互让互谅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同印度就边界问题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的。但不幸的是，印度硬要强迫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使这样的解决成为不可能。“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几十年来为中国的历届政府所拒绝。现在，印度又推行“前进政策”，正用武力一步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尤为甚者，印度政府不是谋求谈判解决，而是同英、美政府联合起来。这样，就使得中国政府除了自卫反击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边界问题的被大肆宣传和最终导致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也自然地毒化了随后年代的双边关系。按我看来，边界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印两国的政府在寻求一项能够为双方都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协议方面拿出勇气和创造性的政治智慧。
二、正常发展的10年
从1961年到1976年，中印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双方均未派驻大使。从1981年至1987年，中印就双边问题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双方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未能解决边界问题。我们的印度朋友坚持说，除非解决了边界问题，否则中印关系不可能完全正常化。由于印度人有意要压中国人接受他们的要求，人为地阻挠两国间的高层官方来往长达8年之久，直到1988年底拉吉夫？甘地总理才冲破了这一坚冰。依我看，这是因为印度的官员们对中国在“**********”后的政策调整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他们以为，中国会否定******时期对印度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是个里程碑。******先生曾对拉吉夫？甘地先生说，如果说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亚洲世纪的话，那么，它只能在印度和中国都发达起来之后才能实现。******的这番话代表了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中印两国人民在过去都曾遭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现在又负有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在这一共同的使命下，中印必须互相合作，而不能在争吵和对抗中耗费财力和人力。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我们共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
1993年9月，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在北京宣布，印中关系业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的意思是说，中印不会再让分歧来妨碍两国间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我一直抱有同样的看法。中国的学者们对两国关系在那10年里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欢欣鼓舞。
1994年是中印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40周年纪念日。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印关系为何在1959―1962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挫折。我作此文本想澄清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于中印双边关系今后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相信，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甚至仅仅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过多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愿意在其季刊上发表我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十分珍视中印双边关系在那个时候所取得的积极发展，以至于像我们研究所那样的机构都不愿意再去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情。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对1998年5月的事态发展缺乏思想准备的缘故。
三、核试验及其以后
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的大约两个星期，中国南亚学会曾举行研讨会，交流大家对印度第12届大选影响的看法。许多与会学者认为，印度的新政府将继续奉行保留其核抉择的政策。他们听信了印度驻北京的外交官们和新德里的著名分析家们告诉他们的话。但是，我劝告他们，还得作好应付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新的印度政府有可能跨越核门槛。我提出这样两条论据：第一，几十年来历届印度政府都在为进行核试验作准备，而且从1995年以来，印度国内要求实施其核抉择的呼声在日益增高。第二，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和新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长期以来一贯鼓吹印度应该实施其核抉择。我还提出建议，如果印度进行核试验的话，中国不宜作出过分的反应。
1998年5月11日，印度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有核武器国家。中国政府开始时的反应是迟缓而温和的，仅仅在12日晚上，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5月13日，《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瓦杰帕伊总理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那封信也同时送给了8国集团的其他7国的首脑。印度总理在那封信里把自己搞核武器化的行为归咎于所谓的“中国威胁”。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印关系随之降到了新的低点。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也很强烈。在此情况下的反应或许有些过头，但也不足为奇。
中印双边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些逆转呢？据我的分析，原因在于：第一，从中国方面看，我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印关系在印度核试验前的10年里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也忘记了两国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第二，我们在1964年取得核武器，旨在打破美国和前苏联的核垄断。我们从来没有把印度当作打击的目标。因此，当中印不同看法一旦暴露出来，就感到十分意外，从而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从印度方面看，印度人民党政府故意打“反华牌”，以便减轻其在核试验后肯定会招来的经济制裁的影响。印度人也知道，美国推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本意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199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美国准备让印度过关，不强求印度非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可。第三，印度政府和有影响的印度分析家确实对中国有很大的怨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尚未进行自我反省，还看不到造成目前中印关系不良状态中印度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
1998年5月事件告诉我们，中印关系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我们相互之间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再次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双边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要双方真正了解对方，也许还要走很长的路。
四、中国最安全的边境
1998年印度进行了核试验以后，一些外国驻华外交官和记者来问我在《当前南亚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发表的观点是否仍然有效。
我的回答是：“对，仍然有效。”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这样的论点：我国同南亚的边境也许是最为安全的。我的这一论断是基于这样三个因素：许多世纪以来，大喜马拉雅山脉是一道天然屏障。这道屏障使这一地区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和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和对抗。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中国大陆的东部。我国的南部边界也比西部和北部边界易于防守。
在中国的战争记录中，1962年同印度进行的边界战争同我们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抗美战争相比较，无论在代价、规模或者在持续的时间上都相对地来说是较小的。我的结论是：同一个在世界事务中享有重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印度进行更好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反对世界强权政治的斗争和促进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中国应该竭尽努力去促进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团结。
在民间关系上，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我本人曾亲身感受到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抱的热烈感情，即使在看法上仍有些不同。我愿谈谈个人的经历。
我前后在印度工作了约12年。在新德里，我接触过曾参加1962年战争的军官，他们对中国仍然是友好而不抱恶意。在南印度的某个城市里，有一位青年演员为我充当导游。我们相处数日后成了好朋友。在我们分手前的晚上，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在1962年经历的故事。他说，他童年时曾住在“阿鲁纳恰尔”。有一天，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打过来了，就带着他逃到阿萨姆。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后撤了。他跟父母回到老家。邻居告诉他亲眼所见的事情。他们说，中国士兵没有虐待本地的人民，实际上，他们待人十分和蔼。
更晚一些，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后的秋天，我应印度《前线》（Frontline）半月刊约稿，写了一篇题为《中印关系―需要澄清气氛》的文章。当这篇文章发表时，我收到一位印度青年的来信。他赞同我对1962年中印战争起因的解释。他这样写道：“印度的年轻一代懂得，那场战争不是中国人发起的……对于中国人在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中，特别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所表现的头脑冷静的行为，我们，印度的年轻一代，都不持反对的态度。我听到当时曾在印度的武装部队里服役的退役军人说起过爆发那场战争的原因。”他并且还对我在文章中的一句话表示有保留。
我在文章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印度一般人都认为是中国侵略了印度，背弃了早先印度对中国的友谊。”我欣然接受他对我这一看法的纠正。在这里我得承认，或许我读印度的英文报纸太多了。这些报纸只能反映印度社会中人数很有限的上等阶层的看法。
五、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近些年里，印度对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十分担心。印度倾向于把它同巴基斯坦关系中的麻烦归咎于中巴关系。印度对中巴关系，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十分不高兴。依我看，印度人应该认真地检讨一下自己同较小的南亚邻国的关系，看看自己在改善同邻国关系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中国支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我们赞赏“古杰拉尔主义”并欢迎拉合尔进程。我们中国人也希望看到南亚地区为共同的繁荣富强而团结起来。
印度过去常常把印巴关系和安全环境的恶化归咎于中国。印度企图拿中国、巴基斯坦和中巴关系作为自己进行核试验的主要借口。但是，历史记录证明这种托词是站不住脚的。这里让我引用一位专家在其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披露的一些事实：
“巴基斯坦寻求获取核武器的能力显然是出于对安全的关切。害怕印度的军事力量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压力，促使巴基斯坦去取得核武器的能力。”
“如果印度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初宣布可能怀有核野心的话，巴基斯坦也许不会谋求能与印度相对应的核武器能力。”
“印度的核计划是在出现巴基斯坦的威胁几十年之前早就开始了。”“甚至在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前，这些人（尼赫鲁总理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霍米？巴巴）就想要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一切与一个核国家有关的声誉、地位和经济利益了，包括如果有需要的话制造‘炸弹’。”
从以上引语中，我要指出一点，即巴基斯坦要制造核武器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印巴不和而不在于中巴友好。此外，印度还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巴基斯坦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同印度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一样，有能力制造他们自己的核炸弹。
既然印巴两国现在都有了核武器，它们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危及整个地区，也包括中国在内。我相信，中国也担心印巴间的矛盾和发生冲突。
六、争取较好的前景
中印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应该互相尊重。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在同印度交往中应该更加敏感一些，应该对印度作为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角色给予应有的尊重。我希望我们两国本该是好朋友，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中印正式建交50年来的历史事实。其中，中印关系友好和正常的时间只有1/3。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发生敌对。我们必须现实地对待这一不愉快的历史，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我在纪念中印建交50周年（1950―2000年）的文章中，全面地回顾了过去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我们中国方面如何改善中印关系的建议。这些建议如下：
1．友好合作对中印双方都十分重要，尤其在此冷战后的世界里。对于这种关系的需要和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2．建立这样的关系，决不会轻而易举，有时道路会十分坎坷，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3．同印度这样一个伟大的邻邦交往，中国必须时刻警惕不要过分乐观或者过分悲观。过分乐观的结果可能会大失所望，接着可能会作出过分的反应；过分悲观则又可能忽略在争取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中，印度，这个潜在的伟大伙伴的重要性。
4．中国应该把印度当作与自己一样的潜在大国予以尊重。我们应该谅解印度对安全的关切，印度已多次向我们表示有此期待。另一方面，如果以为能够用对印度的不合理要求，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印与次大陆邻国关系中的问题，作无原则的让步就能争取到印度的话，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印度会得寸进尺，结果会事与愿违。
5．我赞同某些印度学者提出的这样的建议，中印应该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满足于改善气氛。可是，我也要提醒朋友们，“瓜熟”才会“蒂落”。在此过程中，敞开思想，自由而坦率地交换看法是极为重要的。
一位著名的印度分析家，当时任国防研究和分析所所长的K．苏布拉马尼扬在1982年11月底对巴基斯坦的《******》日报发表谈话时曾经说过，印度在南亚的超群地位是一个事实。他否认印度要奉行主宰南亚的政策。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定义。我希望印度会尊重其较小的南亚邻国有行使其同地区外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主权。我相信，如果印度同它们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必将大大地有助于印度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把中印关系同中国和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对印度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我有信心，中印关系中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和平也一定会在次大陆和亚洲占据上风。那样，将为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良好的环境。
作者简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印度和南亚问题的研究。曾任中国驻印度使馆外交官（1954―1962和1985―1990）。参与《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印度国情和综合国力》、《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周边环境透视》等著作的写作。并在中国和印度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若干。
中印两国的边界谈判及其前景
程瑞声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是亚洲地区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曾导致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过不幸的武装冲突，使中印关系出现过严重挫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两国在1993年和1996年签订了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和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两项协定，保证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中印边境不再是亚洲的热点。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在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中印两国已开始就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框架进行探索。人们相信，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找到使双方满意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一、简要的回顾
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双方的主要分歧存在于东段和西段。
在东段，印度主张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界。中方则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和当时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情况下，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西藏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本身并无缔约权力，麦克马洪线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英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都不敢在地图上画出这条线，印度只是在1951年至1953年才逐步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大批领土。中印双方东段争议地区涉及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西段，印度提出争议的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新疆所属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面积共为3.3万平方公里。这块地方一直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在中段，印度提出争议的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印关系出现了紧张。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也浮出水面。为了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60年4月，******总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商谈，但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中方关于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遵守实际控制线的建议也为印方拒绝。
其后，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继续恶化。印度采取了“前进政策”，中国在一再忍让后迫不得已采取了“自卫反击”政策，导致了1962年的边境冲突。1962年11月21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后撤。
回顾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印两国建国都还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因而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在不同阶段都出现了情绪化的倾向，终于导致了边境冲突，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方面的教训确实是相当深刻、需要认真反思的。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副总理对他说：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同时不应该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进行友好交往，以逐渐增进相互了解。1981年6月黄华外长访问了印度。
根据两国外长在新德里达成的协议，中印两国以副部级官员为首的代表团从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先后举行了八轮会谈。中方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点原则，即平等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在印方要求中方对一揽子方案的具体内容做出澄清时，中方强调，只有印方在东段边界地区做出调整，中方才会在西段做出相应让步，互谅互让是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唯一出路。由于印方没有接受中方的建议，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