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广土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号称“天府之国”，但它早就成了外国侵略强盗掠夺的对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的魔爪就直接向四川伸入了。它们为了把四川变成殖民地，同对待中国全国各地一样，采取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手段。经过中英《烟台条约》[1]的签订，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连续屈辱求和，侵略势力不断在四川扩张。外国侵略者向四川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办工厂，强迫开商埠和设领事，夺取海关权和长江航运权，像散布瘟疫一样地布置宗教和文化侵略网，把四川逐渐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之中。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紧了。这一年，日本强夺了重庆王家沱作为租界。1902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将四川东部的门户万县开为商埠，作为侵略据点。仅就重庆来说，1900年洋货进口总值为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零八十一两，1903年便猛增到一千八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两。外国设立的工厂、公司、洋行等侵略机构，在1891年至1899年已经有了八家，而1900年至1911年增加到三十六家之多。在宗教文化侵略方面，美帝国主义派到四川的传教士，由1884年至1900年的十九人，激增至1901年至1909年的四十四人。1908年，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四川军医学堂教习法国人得酿得勒还著了一本叫作《吞灭四川策》的书，疯狂地叫嚣要吞灭四川。
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奴役和剥削四川人民，还纷纷夺取在四川修筑铁路的权利。它们认为：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只因长江上游航行困难，阻碍了它们在四川的发展，必须用铁路把四川和外面连接起来，才能在最大限度内吸吮四川人民的血汗。于是，英国确定了建筑所谓“扬子江流域铁路系统”，计划建筑一条由上海经过南京、汉口、宜昌到四川的万县、重庆而达成都的铁路。1897年，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提出：法国由劳开（今越南老街）至云南的铁路，目的地应该是经四川的省会成都到重庆。在这样一些罪恶计划下，英、法两国首先展开了夺取四川铁路权的竞争。接着，美、德也参加了这种罪恶活动。
1897年，法国得到云南、广西两省铁路建筑权后[2]，即阴谋将路线从云南的昭通伸展到四川的宜宾、成都。英国的滇缅铁路线[3]也预定由云南楚雄经四川宁远、雅安到成都，再由成都出重庆以通长江。由于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打击，他们的阴谋一时未能得逞。到了《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对四川铁路权的争夺更加紧了，英、美两国都向清政府提出了借款造路的要求。
帝国主义强盗对四川铁路权的鹰瞵（lín，看的意思）虎视，激起了人民无比的愤恨。当时，四川在日本的留学生首先提出了自办川汉铁路（从湖北汉口到四川成都）的要求，发出“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他国之日”的沉痛呼声，来唤起群众的注意。广大的劳动人民，从反抗侵略、保卫祖国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出发，要求自办川汉铁路。资产阶级和一批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们，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支持铁路自办的主张。于是，自办川汉铁路就成了四川民众的共同愿望。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第二年，在成都设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可见，川汉铁路是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人民自办川汉铁路的要求，完全是爱国的、正义的。
但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们阴谋通过借款和派工程技术人员等手段来夺取川汉铁路。川汉铁路公司一成立，英国公使便要求清政府按照1903年的诺言，由英、美借给中国修川汉铁路所需的资金。6月间，法国领事又向锡良要求包揽川汉铁路的用款和工程。但铁路公司说“川省办川省之事”，“无须借助于人”，严词拒绝。1905年，英帝华中铁路公司与由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首的法国银行团联合，共同决定建筑四川的铁路，派代表濮兰德与贾斯纳来华游说官僚张之洞[4]借洋款修路，并在北京鼓动清政府，说中国全国铁路应由中央统一经营，打算借清政府的力量来夺取川汉铁 路。
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反对向帝国主义乞讨过日子的。川汉铁路公司采取了由中国人集股的办法，自力更生，由四川民众集资筑路。1905年1月，铁路公司议定了集股章程，明确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还规定股票的转售，也只能卖给中国人；如交给外国人，股票作废。1907年3月，《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重申“公司专集华股自办”，“不附洋股”。并且针对帝国主义强派工程师的阴谋，提出：川汉铁路聘本国人为总工程师。即使要用外国人，也必须规定权限，归公司监督；如消极怠工，公司即可辞退。这些规定与帝国主义的意图针锋相对，有着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性质。
铁路股本来源虽有“认购之股”（自愿投资人股）、“抽租之股”（按租计谷抽收）、“官本之股”（政府库款拨作股本）、“公利之股”（公司的盈利）四项，但其中主要是“抽租之股”。抽收的办法是：不论地主还是自耕农，凡是收租谷在十石以上的，百分抽三。至于官股，则由四川当局加收厘金[5]筹集，实际上还是取之于四川人民。因此，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出力最大，受苦最多的却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铁路风潮能够成为全民性运动的原因。
川汉铁路的股本虽然来自民间，组织机构也加上了公司名义，但是实际上还是官办，完全由锡良为首的官僚所把持。他们一面主张吸收洋股或添借洋款，一面大肆贪污中饱，盗窃拐骗，使修路的事情进行得非常迟缓而没有成绩。这就使得四川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夺路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清政府卖路的斗争。
1904年11月，四川留日学生上书给锡良，主张铁路官商合办，规定股东的权利和义务。铁路公司虽因此在1905年改成官商合办的形式，但一切用人行政大权仍然操在一批官僚手中。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摘官府把持铁路公司，要求川汉铁路全归商办。1907年，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改成了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自此，铁路公司的实权又落入了立宪派[6]士绅的手中。这些立宪派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有利可图，所以一面投资新式工业，一面还占有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在政治上，他们要求改良，以便参加政权，但坚决反对革命，竭力保护封建制度。铁路公司在他们的主持下，贪污浪费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到了1908年，筹集的路款将近八百万两，而被贪污浪费掉的款项就将近四百万两之多。
当时，四川的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已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抱着纯挚的爱国热忱，勉力缴纳路款。有一首《来日大难歌》写道：
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银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哪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
清朝官吏和立宪派人对路款这样糟蹋，不能不激起人民的不满，更增加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愤恨。
川汉铁路从1906年开始勘测路线，决定路工首先由宜昌开始。1909年，宜昌设立工程局，动工筑路。帝国主义的“此路结果，非得外国专家与财政之资助，绝难望其成就”的谬论，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被事实驳倒了。
川汉铁路的开工，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气魄和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英雄气概，给了帝国主义一个当头棒喝。帝国主义在川汉铁路开工后，更加疯狂起来。外国报纸大肆诋毁煽动，说什么铁路由各省自办是清政府的大错误，并说：“川路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现在居然开工，中国前途叵测[7]，环球列强均当留意。”同时加紧与清政府勾结借款，嗾（sǒu）使清政府出面夺路。
美帝国主义是掠夺川汉铁路最狡猾、最阴险的角色，早在1903年就要挟清朝承认它投资的特权。当张之洞正与英、法、德商谈借款时，美国即组织了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团，由国务院指定它为对华铁路投资的官方代理人，企图组织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包括美、英、法、德的四国银行团，在财政金融上彻底控制中国。1909年4月，又急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声明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应有美国参加，“美国银行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皆当利益均分”。美国总统塔夫脱并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提出警告。又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司代德为美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压迫清廷屈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于是，美、英、法、德四国开始了分赃谈判，签订了成立四国银行团的协定。7月13日，四国政府以同样的照会通知清政府，要求早订正式契约。1911年，买办官僚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8]后，清朝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嗾使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8日命端方[9]“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铁路公司。20日，和美、英、法、德帝国主义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笔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的卖国借款，断送了两湖境内一千八百里路权，还以两湖厘金、盐税做担保；又允许四国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实际是将全部粤汉、川汉铁路拍卖了。清朝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替帝国主义没收人民财产的卖国政策。四国银行团的借款，更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也不得不承认：借款合同是将中国的国权、路权送给了四国。
注释
[1]1876年英国侵入缅甸以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取得了侵入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权利。
[2]189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商约专条附章》，法国取得了在广西、云南筑铁路的权利。
[3]1897年，中英签订《中缅条约续约》，英同时取得修筑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权。
[4]当时的湖广总督。
[5]一种商税。
[6]清朝政府在革命风潮的冲击下，于1906年实行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借以抵制革命。以梁启超为首的一部分人拥护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这些人被称为立宪派。
[7]叵（pǒ）测，不可测的意思。
[8]邮传部是当时中央政府主管交通、邮电的官府，尚书是这个部的首长。
[9]端方是满洲人，历任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南北洋通商大臣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