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我的新书《青红的年代》一旦进入出版流程，最终倒未必一定起这个书名，但我想，王学军这个沉甸甸的人物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是我当下就能够拍板的。夜深人静，王学军的精彩人生就像一部连续剧一样在我脑子里再度上演。
2010年1月13日早上5点多（海地时间12日下午4点多），地处中美洲的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了里氏7.3级地震。那是距地表只有10公里的浅源地震，震中恰在人口最密集地带，加之当地建筑质量普遍较差，所以地震的毁坏力超强。顷刻间，30多万人死亡。
地震发生当时，公安部派出的维和事务官员（8名维和警察），正在联合国海地总部大楼内与联合国驻海地的高层举行工作会谈。总部大楼共10层，迅速坍塌，只剩下一层半，整幢大楼当场只有一人生还。
得知海地地震，有维和警察生死未卜，并且不排除已遇难的可能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决定派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前往海地，总人数168人。其中公安部派去了7人工作组，另外还有外交部、国家地震局的人。其实，在国际上有资质的，得到国际认可的国际救援队，中国只有这一支。
地震发生在北京时间早上5点多，未及中午，中央便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应急方案。中央政府的要求简而言之是十个字：不惜一切代价展开营救。
王学军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得知他的副局长以及另外一位兄弟同时出现在名单上时，他心急如焚，没有犹豫，当下主动请缨，要求前往海地。重担在肩，危险自然也是不言而喻，但出于战友情，以及政治处主任的责任，王学军必须第一时间亲赴现场，搏命相救。
傍晚6点多，国际救援队就开拔了，王学军随救援队一道踏上了国航飞往海地的包机。一切就是这么快。其后才是连续十几天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头条新闻一直都被海地地震占据着。一时间，当地维和官兵的下落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王学军在那封遗书中如此写道：
爸、妈、哥、亚楠，展信好！走得匆忙，请原谅我以这种方式与你们道别。此去海地前路艰险，使命在身，不惜赴汤蹈火。作为你们的儿子、兄弟与丈夫，请原谅我的不孝和食言，此行若无归期，定当来生再报。因无儿女牵绊，亚楠再嫁，也在情理之中，望父母大人理解支持，为其备一份嫁妆，此愿王程两家世代交好，我便可以瞑目。
王学军，2010年1月13日。
一月份的北京，零下10℃，而在赤道附近的海地，则是高温40多度。他们经停温哥华和迈阿密，长途飞行24小时，两万公里。
当他们飞离迈阿密时得到通知，海地的机场中断了一切指挥和电力，不具备降落条件。王学军与机组人员商定，盘旋在迈阿密上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降落，或飞太子港。大约三刻钟之后，他们再次得到通知，太子港机场电力已恢复。
当时的海地已陷入无政府状态，震后两三天，政府基本处于瘫痪。当他们飞临太子港机场上空时，仍然没有塔台指挥，远观目测，跑道凌乱，甚至有地震留下的一道道裂缝。偌大的空客320，再次于机场上空盘旋。
十分钟后，王学军果断下达命令，寻找一条相对较长、较干净的跑道，冒着巨大的风险手动降落。
当飞机终于稳稳地停在跑道尽头时，却因为没有地面勤务、没有悬梯而无法打开舱门。王学军带领十余名维和警察，采用绳索速降来到地面，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一公里外的机场另一头找来一架私人飞机的专用小悬梯。可当他们拉过来之后却又发现严重不匹配，高度差了一大截，悬梯顶端距舱门还有近三米。
由于是有备而来，他们做了好几手准备以及各种应急预案，随机带来了30多吨装备和物资，其中最主要是一些小型救援装备。
王学军让人找来三只大箱子，摞在悬梯上，结果还差半米，勉强可以下人。当然，根本不用指望机场能够提供自动卸货的设备。就这样，100多人花了整整24个小时才把这30多吨货物从货仓里搬运下来，并火速运往救援现场。
到了现场之后，王学军傻眼了，他曾熟悉的联合国海地总部大楼如今已是一片废墟，无论当时大楼内曾有多少人来不及逃生，此时也决然没有生还的可能，其中就有他最亲密的战友。王学军不禁潸然泪下，脱帽致哀。身后所有官兵也都肃立默哀。
从这一刻起，他们的使命从生死救援立即转变为争分夺秒挖掘遗体、辨认身份。由于运输条件所限，他们没能从国内带来大型的起吊和挖掘装备。王学军只有命人到周边的一个工地上借来一辆巴西人暂时闲置的吊车，然后配合着小型器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挖掘工作。
王学军事后用了四个字为我描述当时的海地：人间地狱。
大地震之后，6.3—6.8级的余震接连不断，市区内涌出六千余名歹徒，榴弹、枪支泛滥，交通状况恶劣，从维和人员的营地到救援现场大约有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车程，中间经常遭遇坍塌而导致断路。这其实还不算什么，王学军怎么也没想到，未来的某一天，这条路上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受灾民众都在路上，路边随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饥饿、悲痛、愤怒、绝望，使每个路人都目露凶光。路旁则尸横遍野，臭气熏天。直到三四天后才有人组织收尸。
当地已很难找到干净的水源，各种物资短缺。在那种极端状态之下，潜在危险非常多。
救援部队所要面对的头等致命因素也许还不是余震的威胁，而是瘟疫。他们从北京当天紧急出发，所有人在进入热带之前都没来得及打防疫针。四十多度的高温下，三十多万人同时遇难死亡，隐患可想而知。而王学军偏又是O型血，属于特别招蚊子的一类人。
从国内出发时，王学军是穿着棉衣棉裤来的。到了45℃高温之下，出于自我保护，也只能是里面秋衣秋裤，外面再穿长袖长裤，最后用靴子扎紧口，就怕被蚊子叮咬后染上瘟疫。
再说水的问题。当时他们只有随物资一起带来的矿泉水，没有自来水。这意味着只能保证饮用，而没有多余的水供他们洗漱。
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四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捂得严严实实。汗水就像阀门坏了的自来水一样源源不绝，洇湿了衣裤，再从裤脚管顺流而下，最后积聚在靴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脱下靴子来倒汗水。个别同志一天下来脚都被自己的汗水泡肿了。
就这样，他们脱水后补水，喝完了再脱水。直到第四天，他们才终于找到了一处干净的水源。
食物方面，一般就是压缩饼干之类的军需应急食物。到了后期，解决了烧水问题，偶尔某天每人能分得一袋方便面。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幸福的事。
距救援指挥部5米开外的废墟下埋了100多具尸体，救援队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戴着好几层口罩在高温下作业。这种条件下，进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方便面的妙处恰恰就在于它的气味重，一定程度上能够盖住尸臭。
而王学军的那一份方便面，通常都会省下来给伤病人员。5天下来，他瘦了17斤。
然而，这些困难在任务面前全都轻如鸿毛。国内方面，中央领导和新闻媒体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他们的工作进展。央视新闻联播每天会有10—15分钟时间发布海地方面的新闻。
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战友，全都是王学军的兄弟、生死之交，每挖出一人，王学军的心就如同撕裂般疼痛。但队里只有他认识全部遇难同事，所以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辨认战友的遗体。
那也许是世间最纠结、最复杂、最矛盾的心情。若确认挖出的是兄弟，王学军会悲痛万分。但若不是呢？他又会陷入失望，因为他当前最大的使命是要设法将所有战友的遗体全部找到、挖出并带回。
在现场，王学军每确认一名战友的遗体，来不及平复心情，就要立即用海事卫星电话向国内汇报：海地时间几点几分，确认哪位战友在地震中遇难，然后将姓名、职务、年龄、遗体完好程度等信息一一上报。
然后他要马不停蹄地把包括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新闻记者召集到自己身边，正式向媒体发布准确信息，并在每一篇新闻通稿生成之后，必须由他当场审核，才能对外发布。
而等这一切全部结束之后，王学军才有时间悲痛。他会在口罩外面戴一副大墨镜，就站立在原地，无声无息地流泪。
救援队的挖掘工作难度相当大，进展缓慢。当他们找到第一位遇难战友遗体时，已是他们抵达海地的第五天。
那一天，他们在同一块区域（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位置）共挖出并确认了五位战友遗体，预计当时另外三位战友逃离了会议室，这样的话搜寻难度增大。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也都相继被找到并被确认。
在海地执行任务期间，王学军曾两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晚间回驻地的途中，他们的车队遭遇持枪歹徒尾追射击。王学军命装甲护卫车司机让过后面两辆非武装车辆，他自己则带领三名维和防暴队战士下车，利用车体的掩护，与歹徒展开枪战。
为了把火力分散开来，王学军看准了一辆路边废弃车辆，趁夜色迅速移动过去。
枪战大约持续了一分多钟，歹徒火力渐弱，最后放弃了，驱车掉头逃离。当王学军清点人员以及检查车辆损毁时，无意间发现被他用作掩体的那辆废弃轿车的车门上有弹孔，自己的制服腋下竟也有个洞。但他毫发无伤，虚惊一场。
上车后，他跟同车战友说笑，“这帮坏蛋还挺有人情味，见我从头到脚捂得太严实，怕我出痱子，给我开个洞凉快凉快。”其实当时黑灯瞎火的，枪战时双方的车都熄了灯，借着微弱的月光，根本看不清彼此。
第二次，是在挖掘工作进行到第6天的中午时分。在现场指挥的王学军突然听到废墟中有队员呼叫，疑似发现第7名遇难战友。由于呼叫者在废墟深处，王学军急忙放下一刻也不曾离手的海事卫星电话，循声而去。他要亲自深入废墟探个究竟。
来到近前他发现，在两块巨大的楼板下面，露出中国维和官员制服的一角，清晰可辨。
王学军没有犹豫，命令那位呼叫的队员出去调增援，“去把政委找来，这里需要25个人，25根钢筋和8根最粗的钢索，另外通知吊车待命。”他自己则站在废墟中研究挖掘方案。
但就在此时，难以预料的可怕的余震发生了，距上次余震过后仅4个小时，6.5级……
今晚我被阿辉的鼾声搅扰了思绪，没想到素有“呼噜王”威名的我，竟有败阵的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