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叔是我在旅行的途中遇到的
一个枯瘦如柴的『怪大叔』。
必然的偶遇
在合肥这座城市中，遇见刘叔这样一位卖玩具的商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这里，先解释一些称其为“偶然”的原因；至于“必然”，就等章节的最后再告诉大家吧。
说起“偶然”的因素，就不得不从初遇刘叔开始说起，那是在五年前的夏天，那时我还不住在合肥。因为要转火车去恩施，所以才不得不在合肥停留。那天，像往常一样，我醒得很早——当我一个人住在酒店的房间，我总是醒得很早。而我又不喜欢老是窝在酒店房间，如果没有必要，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愿意待在那样的房间里，因为酒店的房间让我感到窒息。身处其中，自己就像一只被困住的鸟儿，而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便是我的牢笼。
那天我醒来时是凌晨三点十分，我起身喝了口水，然后抓起手表看了看时间，本想着回床上再睡会儿，可躺在床上却发现根本就没了睡意。于是我又从床上爬起来，收拾了行李，简单洗漱之后，便去前台退了房，然后独自背着包在酒店周围转悠。
大街上空无一人，每隔好大一会儿才有辆汽车如同一阵风疾驰而过。我漫无目的地沿着街道走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酒店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我走进了这里，也许仅仅是因为别的地方还“人迹罕至”，而那里已经有了些鲜活的声音在跳动了。从巷子的入口，一路走进去，两旁都是些卖早点或蔬菜的摊位，偶尔也可以看见一些有着红黄相间的案板的摊位，不用说，那里干的是“手起刀落，骨肉分离”的营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营着水产品的小贩，在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忙着卸货。然而，随着步伐的深入，我看见一个摊位上面摆放的货物竟是玩具。
“喜欢吗？喜欢就买一个吧。”摊主见我在这里停下了脚步，用了一种清晰但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招呼我道。
可就在摊主抬起头的一刹那，我被他的样子惊呆了：只见他的两面脸颊极其瘦削，那皮肤就像是悬在桅杆上的帆布，没了风的鼓动，静静地垂下来，紧贴着桅杆，又像是一颗泄了气的皮球，起了皱；那皮肉之下显出骨骼锋利的形状来，看上去尖利得就像鲨鱼的牙齿；而头顶上的头发也非常稀少，颜色枯黄，稀疏的发丝就那么软绵绵地趴在他的头皮上；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就像陨石落地后产生的坑洞，又像历史教科书中山顶洞人的化石，好在眼睛还算炯炯有神，正用一种征询的目光看着我。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他低下头去，羞怯地笑了笑。接着，他转过身，继续干着他的活——慢慢地把玩具从自己的三轮车后斗上卸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拿到摊位上，码放好，然后转过身子再去拿下一件玩具。整个过程中，他看上去都很费力，因此动作也就慢吞吞的，就像被放慢的电影镜头一样：慢慢地伸出手去，慢慢地摸索到货物，小心翼翼地抓起，慢慢地移动臂膀，到了摊位桌子的上方，再放下；放下货物之后，再缓缓抽出手臂，用衣服的袖子擦擦汗，深吸上一口气继续去拿下一件玩具。
“我干活慢，所以需要早起。”摊主把手里的一把电动玩具枪放在前面的柜台上后，开始跟我说起话来，“小伙子，你背个包，这是要去哪啊？”
我把我的行程如实地告诉了他，然后等着他问出那个一直陪伴着我的问题。因为每次我告诉人们我喜欢一个人到处旅行时，人们总会担心我旅行中的安全问题，他们总是为此而感到疑惑：没人陪伴的我能不能一个人处理好我所面对的一切情况？等我解释清楚了状况之后，他们又会做出惊讶的样子，并声称自己很佩服我。有些人甚至还会好心地把他们的电话告诉我，好让我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他们。这些担忧、鼓励，让我很感动，但有时也让我不堪其扰。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问我，只是问了句：“为什么是恩施？”
“因为我朋友邀请我去那玩啊，而且只要是我没去过的地方，我都有兴趣去看看，于是我就背起了包，买了火车票，有点疯，但是我喜欢。”我猜像他这样的年纪，听到了这样的话，怕是要教训我一顿了吧。
没想到，他笑了起来，接着转过头，自顾自望向已经发白的东方，太阳正在远处地平线下面为即将来临的演出做最后的准备。他盯着远方天与地交汇的地方看了一会儿，便把目光收回来，抿了抿嘴，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轻轻地说道：“想做的事，就去做。只要顺着自己的良心，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不要有顾忌。”
说完，便又转过头，继续奋力地卸货。他的动作还是那么慢，我想要上去帮他一把，却被大声呵斥了回来，他有些生气地说：“不用你帮，我能做好的！”
他拒绝了我，于是我也就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他忙活。直到太阳终于冲破云层的阻碍而露出万丈光芒，他才终于把所有玩具都摆放到它们应该处在的位置上。热烈的阳光直射着他的脸，使他微笑着的脸看上去光芒四射，那光芒就像是一道来自天上的预言，携带了某些给能读懂它的人准备的幸福秘诀。它是一种福音，一首来自天堂的歌。他沐浴在由光线构成的麦浪里，这热烈的金黄色让他睁不开眼睛，于是他闭着眼笑着，一脸幸福。
“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开心？”我觉得这个问题，但凡与他有所接触的人，可能都会这么问他。因为在我们普遍的认识中，像他这样的人，是和幸福沾不上半点关系的——他不仅样子可怕：一开始，在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之前，小朋友会被他摊位上的玩具所吸引，但是走到他跟前之后，胆小的孩子还是会被他的样子吓到，躲到大人们的身后去；就连小狗经过他的身旁都会哇哇乱叫，它们会把身体踮起来，警觉地抬起头，因为害怕而自我防御式地大叫。而且他也没有妻子，没有朋友，就连谈恋爱的经历也没有，自然也没有孩子，甚至连照顾他的人都没有。每天都只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出摊，一个人回家，一个人上网，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孤苦伶仃”。这样的他，似乎如何也无法与快乐和幸福联系在一起。
然而，他的回答就像他的样子一样再次让我惊呆了。“我也不知道，太阳照在我脸上，我就开心；能够和你在这里遇见，交谈，我就开心；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家自己的店，成为一个商人，现在实现了，我就开心。”他微笑着亲切地回答道，在对我的态度中，他一直饱含着这种特有的亲近。
他就是刘叔，当我遇到他时，他已经45岁。
无法进入的小学
刘叔的童年是在大西北的一个秘密军事城镇里度过的。那样的城镇，在地图上是不会被标记出来的，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甚至在邮政系统中也不存在它的地址，如果你要往那儿寄信，你得把地址写成“甘肃省兰州市×××邮箱”，所有寄往这个邮箱的信件都会被秘密地转运到那个军事城镇。
刘叔之所以会在那样的军事重镇长大，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说起来，老人的故事颇有些传奇的意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老人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一支解放军的部队路过他们村子，老人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从军，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这一上路，便是十几年没回过家。和许多老前辈一样，老人在解放战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在战场上流血流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后，老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甚至比解放战争还要惨烈，老人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以及必胜的信心度过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而且还立下了不少战功，所以在战争结束后部队还没有撤回国内的时候，上级就把他调回国内的一所军事学院，让他接受了三年的高等教育。这样的教育机会与其说是对英勇作战的战士的一种嘉奖，倒不如说是一个人才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当老人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就被调往大西北参与中国第一个核工业基地404工厂的建设。
核工业一直都是我国国防工业的命脉，加上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国外环境，所以党中央是非常重视核工业的。但是，由于核工业的特殊性，对保密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它必须建立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滩地区，其中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
当我在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当年这些基地的蔬菜、瓜果都是中央派运输机直接投送进去的，甚至有些架次的飞机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的，可见这些基地的生活物资有多么缺乏。同样落后的，还有那里的医疗设施，整个城镇只有一个小型卫生所。这个卫生所所能处理的事情，仅限于轻度外伤、伤风感冒的治疗以及一些防辐射药物的派发。其他的疾病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其实，不要说是那样的地区，就是在当时（六十年代）中国的发达城市，医疗资源也非常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感染了严重的疾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刘叔就出生在这个军事基地，因为父亲是军人，所以在他的性格中烙下了军人的印迹，即使他从未成为过军人，这种印迹也一直伴随着他。刘叔小时候非常开朗、活泼，他喜欢看书，喜欢跟家里的人复述书中的故事，还会凭借自己的想象，为故事添加一些幽默的元素，经常逗得家人哈哈大笑。他的母亲很爱他，家里的新衣服和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先给他；但是，父亲似乎从他两岁之后，就再也没有从心里真正认可过他，父亲很少在其他人面前提到他的这个儿子，也没有带着他出去游玩过。
对此，刘叔这样为他父亲辩护：“他（我父亲）是一个很伟大的男人，他那时候工作很忙，指导着核爆试验场的工作，真的可以算作是中国核工业的奠基者，根本就没有时间带我出去玩，而且他很勇敢，也很敬业，是我的榜样，真的，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总体来说，刘叔的童年是快乐的。几乎每天都有小伙伴来他家和他一起看书，一起讲故事，一起猜谜语。因为父亲的缘故，家里面还有一些积木可以拿出来玩。于是，小伙伴来家里的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堆积木给刘叔看。后来为了让他也可以参与游戏，小伙伴们就特别“聘请”他为总工程师，指导整座积木城堡的搭建过程。
日子就在这样的欢快的旋律中悄然而逝，时间的流淌不会因任何事情、任何人物、任何变故而停止，生活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悲伤的，但它永远不会停止。一转眼，刘叔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
那个地方的学校是不需要提前报名的，只要你家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在每学年开始前报到的日子，到学校报个到，登记一下，再把书领回家，就可以去上学了，并不需要特别麻烦的手续。听刘叔说，那个校园是个令他神往的地方，校园里的夏季绿树成荫，有雪白墙壁的教学楼，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最重要的是，有很多小孩子在里面唱歌、读书。放学后，孩子们还能一起结伴去操场上踢足球或者打一会儿乒乓球。这一切，都是小孩子所向往的，刘叔自然也不例外。
报到的那天，一家人起了个大早，连才四周岁的二弟也醒得很早，似乎谁都知道，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刘叔穿上了最好看的衣服，由他母亲用自行车载着去了学校。可是，到了报名的办公室，老师看了看刘叔，就带着他们找到了校长。
校长看了看刘叔，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充满歉意地摆了摆手，对他母亲说：“对不起，我们实在不能招收这样的学生，请你理解。”刘叔的母亲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并没有很激动地跟他们争执，闹出什么冲突来。她只是一声不吭地载着刘叔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了家。
回到家中之后，刘叔的母亲又独自跑去找校长，私下跟校长商量，可是校长的态度依然很坚决。再后来，刘叔的父亲也去学校和校方交涉，但依然没有结果，他们还是不肯收下刘叔。
因为上不了学的缘故，刘叔流下了眼泪，在家里沉默了一整天。他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时刻，也是我现在能够记起的唯一一个称得上是难过的时刻。我这个人忘性大，记不起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在他沉默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晚上睡觉前，他的父亲来到他的身边，很认真地问他：“关于读书，你想要就此放弃吗？”
年幼的刘叔奋力地摇了摇头。
奋斗，从戈壁滩到福利院
刘叔摇头说自己不会放弃，于是爷爷奶奶为他买来了书包、文具还有课本。奶奶对他说：“恭喜你，进入了一年级一班，虽然就你一个人，但是你不孤独，因为还有奶奶和爷爷陪着你一起读书。”
爷爷奶奶先是教会了他汉语拼音，之后给他买了字典和辞海，就很少教他学习了。好在刘叔也很机灵，他自学的速度，比学校中老师教的还要快一些。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小学的课业。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学习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在那个电视大学盛行的年代，他也报了一个由西南医药大学举办的函授学习班，取得了一个相当于大学专科的文凭。
这一晃，便是十一年过去了。十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人生来说它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于生活来说，它又是漫长的——这其中包含了四千多个日出日落。它足够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声音变粗，长出喉结，挂上胡须，也足够把一个白发老人送去另一个世界。十一年的时间，让刘叔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也让他的父母老了很多。二老的头发变得花白，像是落上了一些永远也不会化掉的霜。魁梧的父亲站在那里，从远处看，就像是乞力马扎罗山，那花白的头发，就是山顶的雪尖。
而后，白驹过隙，又是二十年。上了年纪的父母亲终于从一线退了下来，他们被上级部门安排到了合肥市的一家疗养院里休息一段时间。于是，刘叔便跟着他们来到了合肥，他的生活在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来到合肥后不久，刘叔的二弟便在北京举办了婚礼，不久之后，弟媳妇便怀上了孩子。他的二弟那时已经是一个很不小的干部了，工作上很忙，很难抽出额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妻子。于是，刘叔的父母便去了北京，帮助照顾二弟的家庭。很自然地，他们把刘叔送进了福利院寄养。那时候的福利院还有托养业务，就是你可以给他们一笔钱，然后他们就帮你照料你无法照料的人。那个福利院在当时的合肥市中央地带，周围是很繁华的商业街。
刘叔突然意识到，进入福利院，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可能有机会实现他想要成为一个商人的梦想了——六岁的时候，刘叔就开始梦想成为一个商人，不过在刘叔眼里，只要是自己做生意，就是商人。那个梦想，犹如一条蛔虫，在他的肚子里、肠子间来回游动，啃食着他的心肺，又像是一根卡在喉咙的鱼刺，咽不下也吐不出，让他难受了三十多年。于是，从进入福利院的第一天起，他就主动要求进入福利工厂工作，他很清楚地知道，做生意需要本钱。
福利院方面自然也支持他去福利工厂做工，因为他所获得的收入的一部分要上交福利院，对于福利院来说，这笔钱不赚白不赚。于是，一个星期后，刘叔就顺利地进入了一间福利工厂当起了会计。工厂的工作环境很不错，而且上司、同事对刘叔也都很友善。不过，有一件事情让刘叔感到有点不公：别的会计，甚至连最基层的工人每个月都有300多块钱的收入，只有刘叔一人，每个月只有78元钱的工资，还没有奖金和其他的补助。好在刘叔对这种事也并不太介怀，因为他的目的仅仅是积攒一点做生意的本钱。而且，在福利院里住着，食宿的费用都不用刘叔支付，每个月的工资就全部被他攒了下来，这样长期下来，也可以积攒一笔钱。
就这样，刘叔在那家工厂工作了两年，攒下了大约一千七百块钱。正好他的父亲母亲在北京住得习惯了，打算在北京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正在为怎么安置刘叔的问题而发愁。见刘叔有自己出来做生意的打算，他们自然也很支持，于是便拿出了一万两千块钱。花了一万为刘叔在我偶遇他的小巷子旁买了一间平房作为他的住所，剩余的两千块钱就做了他生意的本钱。
于是，刘叔拿着三千七百元钱开始了他的创业——刘叔对这一段经历绝口不提，所以我不知道在刘叔最初的经营生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试图问他，可是刘叔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他总是推说：“我忘了。”也许是真的忘了吧，他可是从来也不愿意记起痛苦和仇恨的。
刘叔是那条街上起得最早，收摊最迟的摊主，如果把那条街看成是一条航道，那么刘叔就是那座从早到晚都闪亮的灯塔。因为刘叔的动作比较慢，所以他每天收完摊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以后，等他解决了个人问题，然后洗漱完，一般都快到午夜了。而第二天凌晨三点，他就得起床，否则，他便无法及时出摊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叔坚持了整整四年，一天只睡三个半小时。直到因为合肥市要修建地铁，而拆除了那条街。
不过，刘叔在那间房子里一直住到了现在。那间房子刘叔带我去过，不大，连上厨房和卫生间一共也就是二十几个平方米的样子。房子的建筑结构原本只是长方形的一个空间，而厨房和卫生间是由一道立在这空间中部偏后的水泥墙硬生生地分出来的。厨房前面的空间是刘叔的会客室、起居室兼书房，这里物品的大小比例还算正常——除了靠墙摆放的一个冰箱有点矮小之外。然而，你一旦穿过那道墙进入后面的空间，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那些操作台、洗碗池、灶台、马桶以及热水器都比正常的高度要低不少，就好像你突然闯入了童话中七个小矮人的世界一般。刘叔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一个人生活着，每天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洗碗、做家务，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孤独地守着他的梦。
谜底
停止卖玩具之后，刘叔加入了一家由几个健全者和另外几名残障者组成的公益社团，其实与其说是加入，不如说是参与组建，他是那个社团的创始人之一，负责起草了其第一份正式文件，策划了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那个组织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促进合肥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完善。
所谓无障碍设施，就是那种在指示牌上画有轮椅标志的设施。但是，无障碍设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们可供残障者使用，它们也是一种通用的公共设施，比如说楼梯旁的坡道，不仅可以供轮椅通行，也可以供婴儿车和拉杆箱通过。
我参加过他们举办的几次活动，对其中一次活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去年冬天，他们组织了很多名志愿者和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对合肥市内的大型商场的无障碍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估。评估的内容涉及无障碍洗手间的建设情况、电梯内是否有语音系统和低位按钮、主要出入口有没有角度合适的坡道……
他们将考察结果和整改方案写成了系统的报告，提交了商家和有关部门，而且还在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公示。那次活动后，很多商家都对他们的无障碍设施做出了整改或者维护。
对于这次活动所取得的成效，所有人都很高兴，刘叔也很开心。而且，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意义更大。因为他推进无障碍建设，也是为了再次圆他的商人梦——想要完成他的商人梦，以后自然就要进入商店做生意，而进入商店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商店必须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
我觉得是时候揭晓我在文章的一开头提出的关于“必然”的谜底了——刘叔跟我一样，也有着严重的运动障碍和勇敢的灵魂。
而心灵相通的人，早晚一定会在某个地方遇见。
不过，刘叔的行动障碍不是因为脑瘫造成的，而是因为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拜戈壁滩上落后的医疗条件所赐。而且他的情况要比我的严重很多，他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面。那轮椅是经过他特别改装的，通过把一个电动车的车头部分卸下来装在一辆轮椅前面，依靠电动车的牵引力来为轮椅提供动力。有了这样的轮椅的辅助，他才可以“行走”。
刘叔很瘦，真的可以用“枯瘦如柴”来形容他，一米七的个子只有五十多斤，因为长期卧床和坐轮椅的缘故，他全身的肌肉已经全部萎缩了，留下的只有皮肤与骨头。由于全身肌肉萎缩，他的四肢运动起来非常费力，所以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而运动上的障碍，又导致他不能很方便地上厕所，所以他每天只喝一杯水，吃得也很少，他的嘴唇一般都会因为缺水而起皱，就像他刚刚吃过话梅一样。
看到刘叔，我总会想起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在她的名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描述过她的心理，她写道：“有时孤独就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我好像坐在一扇紧闭的生活大门前独自坐等。门里是光明、音乐和亲密的友谊，可我就是进不去，因为麻木不仁的命运之神挡住了大门。我真想满腔义愤地提出责问，因为我的心仍然放浪不羁，满腔热情。但是我欲言又止，只有让那些酸楚的话语和泪水一起默默地流进肚里。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的灵魂浸入沉寂中时，希望之神微笑着走来对我轻轻耳语道：‘忘我就是快乐。’我记住了她的话，并且开始把别人眼睛里看见的光明当成是我的太阳，别人耳朵里听见的旋律当成是我的交响，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是我的幸福。”
就像海伦·凯勒一样，我也时常惊讶于刘叔从哪里获得如此之多的光明的力量，我问了刘叔，得到的答案是：“我心里没有黑暗，又何需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