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
——献给所有的樊庸和李想
樊庸昨天回到家后一直在客厅来回踱步，妻子见着他不安的神情，知道自己的丈夫心里揣着事。她提醒丈夫饭菜摆好上桌，樊庸甩甩手，继续在客厅折返走。饭菜凉了一半的时候，他终于坐下了，依旧是眉头紧锁的模样。妻子也不安起来，但她没有问。上一次丈夫咽不下饭，是他俩筹房费首付没有钱的时候，最后还是樊庸抛开脸面挨家挨户的借，所有亲戚朋友的去向走遍，发达阔绰的借多些，同样拮据的没要多少数目。妻子问他，都问遍了？樊庸点头，而后又随机改口：都借遍了，除了李想。李想是谁？高中同学，樊庸答。妻子先前听过这个名字，却一直未见过其面。她知道李想是樊庸的高中同学，二人私交甚密，但是毕业后他们很少再联系。妻子好奇挚友如何演变成过路人，担心因樊庸嘴笨，两人有过节。樊庸自己也不知道李想无缘无故消失在自己的通讯录，事实上提起李想，当年的高中同学都“哦”一声还记得，却没有一个知道他现在的下落。
这天晚些时候，樊庸和妻子躺在床上。丈夫没有吃饭，妻子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她看着樊庸，樊庸看着天花板，目光甚是无神。“想啥呢？”妻子终于问出了口。
“没想东西。”
“外边有人了？”
“老李的事。”
老李就是李想，樊庸有其他李姓朋友，但称得上“老李”的，只有李想。
“今天下午他约我见上一面，借钱。”
“借多少？”
樊庸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的是另一件事：“我以为他没有我的联系方式，没有任何人的联系方式。谁知道他竟都存着。”
然后樊庸便开始讲述起下午的情形。他走进一家茶馆——这是李想指定的地点，刚开门馆内的古筝声便流进耳朵。他穿过几道屏障，皆是木质。他随即注意到此家茶馆百分之九十的材料都是木质。什么品种的木樊庸说不清，只是那木都带香气。李想坐在窗边，穿着西服，颜色是亚麻色的，同周身的木色相衬。樊庸走过去，打趣他的头发像是鸡窝。
“头上生鸡蛋了吗？”
李想笑了，他的笑声很是爽朗，声线通透，像竹制的笛鸣。樊庸上一次听到这样的笑声，还是在二十年前。
两人皆入座后，服务的小妹递来水单。樊庸说，两杯菊花茶。李想赶忙纠正：来一壶吧，一壶够喝。我们哥俩好好叙叙旧。”
“你头发还是和以前一样长，只是现在乱了许多。”樊庸说。李想匆促地理顺头发，手指在发梢间摩擦而过，却依旧混乱。樊庸以前也是留着长发，工作后第二年剃成寸头，他见着清爽。
“长发难打理，你知道我不是个爱修边幅的人。乱点也是自然的事。”李想说着摸了摸腮边胡。
樊庸觉得头发杂乱胡子拉渣多半是艺术家的形象，他突然想起李想做画家的梦想，不知这么多年是否已经实现。
“你那‘画家’梦，怎么样了？”
“这事得先从罗老师说起。”
“罗老师？”
“山羊胡，架一副黑色圆框眼镜，小眼藏在啤酒瓶盖般厚的镜片后面。”
经李想这么一说，樊庸才有了些许模糊别的印象。“留山羊胡，嘴唇上飘着一层薄八字，教美术的那个？”他右手往发量稀疏的脑瓜壳抓两下，“还有俩芝麻大的眼睛，每次撞见他给我胆都吓没了。”
上罗老师的课，樊庸不敢抬头——他怕那眼神，似把刀，立刻就把自己的魂割开了。作为学生的樊庸也知道，罗老师并未有在意走神的他，只是罗老师一旦站在讲堂，他的眼神就变得尖锐起来。
“你知道罗老师全名叫啥？”
“叫啥？”
“罗林。是不是很像英语里的Rolling？原名叫罗小林，他讲课说过一次，是因为喜欢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才改名的。”
“想起来了。他对我们说，做人一定要像滚石四处滚，不要做顽石。当时我就奇怪：他当老师的，怎么能骂人呢？让我们滚！”
李想笑了笑。他并非如是理解这句话的，那天回到家后他就去翻杂志，滚……滚石乐队，他先前在杂志上看到过，对，就是介绍嬉皮士运动的栏目，滚石，披头士，鲍勃·迪伦，《在路上》，越南战争，这些字眼被印刷在刊物上，冷冷地在述说一段历史。
“那个时期有个口号：做爱不作战。列侬和冲野洋子的床上运动，还记得吗？”
樊庸有些支支吾吾。他知道嬉皮士运动，但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床上运动他不曾有耳闻。
“我们讲战后的艺术流派演变，罗老师分开讲过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李想收拢手臂，弓起腰，语速逐渐加快，“列侬和洋子的反战行为，是嬉皮士的高潮。反战、离经叛道，这些边缘词汇逐渐形成时尚潮流，真正能引领人行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思想。”
坐在他对座的樊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李想热情不减，他继续说：“《在路上》这书，描述的是战后‘垮掉的一代’，罗老师提过。如果不是后来翻开这本书，我也不会去美国。”
“这些你跑美国去了？”樊庸感到惊讶，他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以免是自己叫出来。
“那是后话，我们还是说说罗林吧。”
“好，我们说说罗老师。”樊庸一直疑惑好哥们儿这些年浪迹于何处，答案公布的瞬间多少都有些吃惊，却也在清理之中。他稳定下情绪，说：“罗老师上的课，我忘却许多，也许是年纪大了，记性吃亏。但有节课我印象深，讲毕加索的风流史，罗老师给姑娘们排序：一房、二房……有名号的共有六位，小妾无数。最后那位，六房姑娘，我记得清楚，比毕加索小二十八岁！”
毕加索是一个怪奇特的老头，他的风流韵事给李想留有不浅的印象，但他记住的是这些女人，给画家带来了艺术生涯的各个转折点。
“蓝色时期，玫瑰时期和立体主义时期。”李想楠楠而语。茶馆里又新添两桌新客，李想和樊庸的声音淹没在人声中。“传统艺术由单一视觉所刻画下，塞尚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惯例，这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罗老师在讲台上第一次讲毕加索的场景，李想依旧记得。“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现代艺术最璀璨的明星之一，甚至可以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别看课本，书上只告诉你们他是西班牙人，1881年出生，立体主义代表人物。然后插上几张图片，你们打开课本，198页和199页，《格尔尼卡》《亚威农少女》，这些都是你们在最后的理论考试要背的答案。现在把书本合起来，忘记教案上所写的，我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市，1881年的某个阴天，何塞一家终于等来了男婴的第一声哭啼，谁也没想到这个面相古怪的骨肉，在后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中成为了一面最招展的旗帜……”罗老师就是这样，他讲课总是游离在课本之外。“不知画中事，不识画中人。”多年后李想站在内华达州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他突然产生了作新画的念头，也是在刹那间明白了罗林的这句话。
“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同学们，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只是物质世界，错综复杂或者秩序井然的线条、缭乱繁复抑或是纯粹单一的色彩，在我们的视觉之外又包含了一个更大的意志世界。国画里讲的是意境超脱意象，西洋画中叫的形而上……什么时候你的思维能突破你的所见，你也就能感受到那份精神的磅礴或婉约的力量了，甚至你可以融入其中，融于脱离一切形式的精神当中。而后你在物质的世界里又获得了重生，一个新的自我。”
罗老师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注视着教室上空的天花板。李想抬头，寻着罗林的目光，并没有发现天花板上有巨型蜘蛛或者是其他异样的物体，只有两支电风扇悬挂，右侧的那支风扇扇叶上印着斑迹，又或许是粘住的昆虫尸体。天花板是一顶白刷刷的墙面，横梁也被砌成了白，是一块粗壮长方体固定于天花板中央，光影落在上面层次分明，白色和暗色在一条棱分开，李想想，倘若那条棱消失，明面是不是就会和暗面交融，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色彩。罗林的话一直萦绕在耳边，“脱离一切形式……”，天花板忽然被掀开，向天空飞去，教室上面就是湛蓝的天，天上飘散着几朵云，一下溢入教室，课桌上都沾上了水雾。而教室的正中央，两只风扇悬在空中静止不动，一只的扇叶上印着斑迹。
“你去美国的事，给讲讲呗。”
“我那年考美院，文化分不够。后来去了职业学院，分到艺术系。毕业之后就做广告设计，本以为设计创作这份工没有太多勾心斗角，没想到你若没个熟络关系，人上头编辑根本不会用你的方案！”李想说话的时候，头点得厉害，杂乱的长发落下一橛发绺。
“是啊，工作后才发现，人情见世故还是悠着点。”樊庸谈起自己的事。他在做着车间做着主任的职务，手下管了一批人，向上又不得不应付领导。“难啊！”他叹口气。
“我见不惯这些，把工作辞了。这茬子事你也是知道的。”李想本欲打算告诉樊庸另一件事，就是他毕业后回到镇一中找过罗林。罗林见到这个即将步入社会的应届大学生，怎么也记不起他是自己曾经的学生。
“罗老师，你不记得那副《独手》的描摹了？”
罗林被问得不耐烦，他挥挥手：“我教的学生太多了，怎会每位都记得清？”李想告诉他，自己刚毕业，不知前途通往何方。
“既然不是专业的美术学院毕业，路子恐怕是窄点。综合性职业学院美术系，考虑一下平面设计。”
后来李想选择了平面设计，在一家广告公司就职。而他辞职的时候，正是樊庸的婚期，樊庸四处借钱，知道李想正处于困难阶段，也就没有联系他。但是后来，李想就像人间蒸发似的，联系不上了。樊庸敲开其他朋友的门时，很多人同他一样，家徒四壁，惨淡的揭不开锅。“我们这班子人毕业有些年月了，但是而立之年，肩上的压力忒大。你说的风花雪月，我从未考虑。”
“茨子和秦哥过得如何，很久不见了。”茨子秦哥和这两位是读高中时的死党。
“秦哥受了工伤，右腿截去一半，复职提案被否决，在家歇息半年后出来没有一家单位收他；你别看看先前茨子这娃憨实，他做点外贸生意，发达了，我们的名字是个啥他全给忘了。同学会五六年了，没见他参加。一个班的，只有茨子和那个脸摆的很臭的班长混发达了。”
“改天我去探望秦哥。”李想没有提起茨子，尽管他往前和茨子的关系相较秦哥更为亲近。
茶馆里又添两桌人，交谈声逐渐掩盖樊李二人的声音。服务员端着紫砂壶走近，李想闻到菊花的清香飘溢，忍不住夸：“好茶，好茶。”他倒茶，绿色液体涌进瓷杯，茶香也舒展开来。樊庸靠近嘴边嘬了一口，应声：“好茶。”
俩人把茶杯搁摆在旁，李想略微清理嗓音，他说：二十年前的那场台风，“白鲸”，还有印象吗？
“‘白鲸’……把我们这地儿淹得一塌糊涂。原以为只有沿海城市受影响，没想到挂到咱内陆了。我记得，雨下得和冰锥一样大小，滴到人身上就感到刺痛，一排一连地下，车开在路上倘若熄火，机油就打不了。外面，风刮起来能把人卷走，家里的窗户隆隆作响，即便是躲在家里心也惶惶的……”
“你们没休假？”
“那会儿我在车间做工，不能休。制造业停工了，整个产业链不得瘫痪嘛。”樊庸摇头。
“就是这‘白鲸’，把我工作辞掉了。广告公司通知休假，我无事躺在家，偶然翻出一本书，书名白纸黑字写着：在路上。打开扉页，‘罗林赠爱徒’，我这才想起来，这本书是罗老师送的，摆放在案头，后来一直没有看。
“《在路上》？”
李想点头。他举起茶杯，抿一口。“书还没有全看完，当时我正翻到迪安和萨尔跨越西海岸第二次回到丹佛，突发奇想去美国看看。我把书放到床头柜，肉身躺在两米宽的床垫上，头顶是天花板。我就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望，瞅第一眼，望不出什么东西来；继续看，顶棚只是一面白石膏聚成的墙，边际上砌着花纹，阴影在纹理间跳跃，我却越来越难以呼吸。我在想，天花板之上，即是穹顶，飞鸟翱翔其中的苍穹；再往上，就是宇宙了。我想要往上，往上，早早的抛弃掉天花板。台风过去后，我给上头领导发信息，告诉他我不干了。”
说到这里，樊庸有些听不懂，从讲到《在路上》书的时候他便已经理解费力了。“所以，你把工作辞了？”
“我去了美国，追寻萨尔和迪安的足迹，从纽约到旧金山。在内华达州的时候，六十六号公路从地平线向我的脚下延展来。路两边是零碎的石子，枯草堆，兴许磐石间绕着蛇，我听到‘嗞——嗞’的响声，吓得没有左顾右盼，壮着胆径直往前走。褐色的柏油路段在热带气候的蒸腾下散发着熏烟，熏烟上飘，溶在无际的天宇中。放眼望去，皆是沙漠。有这么大。”李想伸手比划，画出一个虚空的圆，“这么大，一片苍茫之中再没有另外一个人。视野被远处的红岩拦截，红岩连绵，赭红色，呈山状。当时我脑海同此景一样空旷，只剩下一句诗反复念叨：大漠孤烟直。你能想象出来那番情景嘛，一个黄豆大的小人，置身在如此浩瀚的旷野，碎石、枯草，以及奇异瑰丽的红岩陪伴……当即我就有了作画的念头！”
樊庸能想象出李想描述的情景，但他不理解为何李想此刻如是的激动。李想的激动丝毫不减，他说：“我去大西北戈壁滩的时候，也是一连绵的沙漠，但同内华达又不同，它少些野性。”
“甘肃的戈壁滩吗？”
李想一摆手，示意不要打断自己的话：“六十六号公路上，倘若是开车一驶而去的过客，你所见得只是内华达充沛的阳光；但是原住民，蛇、蝎，和诸多的昆虫，他们生活在野蛮和杀戮中，或者说，他们就是野性本身。咱西北的戈壁滩，清一色的沙流，顺着劲风的方向流淌。你看内华达的红岩，它的纹理扭曲，似朵花的线条。赭红在纹理层次中分阶形成不同的新的色彩，伏起的颗粒石块更是增加了阴暗的分歧。我常常在梦中能再次看到这样的红岩，却不是赭红，而是猩红色的。”
“听你这么一说，当做绘画素材应该可以吧。”
“打算画组系列。”
樊庸“嗯”了两声。“后来是怎么回国的？”李想没有理会他：“我继续往前，到了拉斯维加斯。那天是傍晚在一处汽车旅馆落脚的，晚饭后租车在拉城闲逛，经过弗里蒙特街，路上簇拥着人群，人群又簇拥着街头背着吉他手持麦克风的人或揣着画笔画板的人，空气中夹浸染酒精和酒吧的靡靡之音。车往前开，到了拉斯维加斯大道，百乐宫喷泉旁的埃菲尔铁塔伫立在夜空中。塔身鹅黄色的灯光闪烁，在拉斯维加斯的夜中如星火照明，连同点点街灯，车驶过，街灯流苏一样流淌向后。”
“塔，那个……埃菲尔塔，不是在法国的嘛？”
李想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拉斯维加斯大道，巴黎酒店的门前，立着一个八分之五的埃菲尔。”
这句话让樊庸感到不舒服，他抿口茶，继续听着李想的述说。
“六十六号公路，从沙漠到城市，荒芜到文明，一如地狱与天堂的距离。”李想直视樊庸，钩子似的眼神让他想起来罗老师。“但是这个天堂的概念，”李想的手缩成鹰爪状，仿佛捏住某样东西：“它是人为伪造出来的。‘地狱’则来源于大自然。我的眼中最纯粹的物质才能留下，对自然的描绘才是我的创作取向。”李想将垂在额头的发丝向后捋，“艺术家总是在某个瞬间知晓自己的定位。”
“我没听懂，你是想以自然为素材去画组系列图？”
“没错。我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三天，随后往洛杉矶出发。那时作画的念头在心底里萌芽，框架的雏形已经形成。我经过城市，西方的元素着实让我着迷；但我是以异乡人的身份，面对这大千世界。因为归心似箭，到洛杉矶后我就订了回国的机票。”
“回来好，还是家乡养人。”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走进一处小酒吧。老板很热情，幸好我英文底子不差，听得懂。满屋的都是美国人，只有一个中国人。他们在诉说前些年自己所经历的奇闻轶事，有一个叫乔治的，二十出头，白人，皮肤晒成了棕榈，看着像南美人，是酒吧老板的侄子。他说，自个儿在非洲环游，探寻人类祖先的原始地。我听他讲部落举行古老的仪式，甚是震撼。满屋的喧嚷声让我不适，我知道，这些人都是绕了一圈回到此处，而我绕了半圈，是路过而非归宿。
“从美国回来后我去找过罗老师，校主任说他离开镇子，在省城开了工作室。我再未找过他。这些年走访四处，向国画西洋画几位大师求教，刘国栋是国内现代印象派最好的画手，梁非画山水最为有意境，他们和我交谈时，没有摆大师的架子，倒是平易近人。当我提出将国画的意境融于西洋画时，他们一致拍好，是个不错的点子。我想把这些想法付诸实际，回到省城开一家工作室。”
“开工作室怕是要不少钱。”
“和你借多少钱？”妻子问樊庸。
“五万。他说已经借到八万在手。十万租地，另外三万装潢。”
“这个姓李的，原来饶了这么大一个圈，兜兜转转和你说去美国，去找人大师，最后不还是伸手借钱。他说的，你都信吗？”
“不知道。”
“你借给他？”
樊庸摇摇头：“这家，你也是知道的，五万是我们一辈子的存积。”
“嗯。”妻子满意地点头，她知道樊庸不会借出这笔钱，况且存款在她这儿。妻子转过身没过一会儿起了轻微的鼾声。他看着天花板，漆黑的顶棚罩在楼层。下午离开茶馆前，李想最后说的一句话：我去艺考前，把自己的《独手》描摹给罗老师看，他说我很有天赋。李想说话的时候很小声，仿佛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樊庸注视他，李想低着头，陷入到某种回忆中似的，脸上挂着孩童般的痴笑，很是青涩。
樊庸闭上眼，他想起高中时期，李想在大家面前吹嘘，他去北京参观哪个名家的画展。不论作品的绮异瑰丽，他说，大城市的女人长得就是俊俏。大家出神地听他比划，樊庸那时甚至心底崇拜李想。他那时暗自察觉，他记得小时候讲“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回头看，那批一起坐在教师中的青涩小生，如今大抵像他或李想一般惨淡。
他有自己的苦衷，五万对樊庸来说不算小数目。他起身给李想发消息，自己手头紧，试试去找茨子借。他不敢想象李想收到消息后的脸庞，他收到消息应该是明早的事了。樊庸心神烦躁，呼吸急促，索性关掉手机睡觉，在梦中没有烦神的事。
夜晚樊庸真做梦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梦。梦中他被绳索绑在床上，头顶的天花板一会儿拆开变换成锥子，一会儿呈钝状，逐渐向他压来。他双手使尽了力气，奈何绳索紧绑，一直牢牢地贴在床边。除了手腕，绳索绑住他的脖颈、胸腔、肋骨、脚踝，他试着大肌腿前上发力，却怎么也蹬不开这副锁。樊庸吓得心率失了常，血流急速忘胸腔流，最后睁开眼，才意识到只是梦。
天花板在头顶纹丝不动。
第二天樊庸下班回家，他戴上帽子，经过茶馆时刻意压低帽檐。他走在茶馆的对面，隐约看到窗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面貌同李想相似。樊庸加快步伐，逃似的往家走。在他的身后，茶馆靠窗的位置坐着的男子，眼神有些许苍凉，他透过窗户向外望，似乎在寻找某个人或某些东西。街上混杂着车鸣和吆喝声，樊庸觉得刺耳。他向前走去，二十多年了，走的是同样的一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