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在衡量自己该怎么做,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睁开眼睛,明净清澈,如星辰大海。
让我选?行。地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那便成了路。二选一,偏不选,我选第三条。
研墨,铺开答卷纸,蘸墨,落下,他开始奋笔疾书。
此时,阳光恰好照着他侧面,仿似给他笼上了一层光芒,从二楼望去,竟似金光普照一般,神圣不可侵凌。
舒亶嚯地起身,定神凝视,以往让他心生膜拜感的是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王文公及司马温公,此刻的错觉让他恍惚失神,心情激荡。
刘安世也是眯起了双眼,心情复杂。
作为朔党中坚,他属于强硬派。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在刘安世看来,党派之争倒也罢了,但禀持的政治观点应坚定不移否则便是首鼠两端的骑墙派,为其所不齿。
终究只是求心安,否则意难平。
当年随司马光学习,乃咨询尽心行己的要旨,老师教导须诚实,而且以从不乱说话开始。
开初调任洺州司法参军,洺州司户以贪污闻名,转运使吴守礼打算按察他,向刘安世垂问,刘安世说:“不要这样。”吴守礼因而停止。但刘安世内心常常不自安,说:“司户确实贪污而我不以诚实应对,我岂不是违背了司马公的教诲啊!”后来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心意才解开。
当初被任命为谏官,他没有受君命,进屋禀告母亲说:“朝廷不因为安世不贤,让我在言路。倘若居其官职,必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倘或有所触犯忤逆,祸患谴责立即到来。皇帝正以孝治理天下,如果以老母亲辞谢,应可以免任此职。”母亲说:“不行,我听说谏官是天子的诤臣,你父亲一生想做谏官而没有如愿,你幸运居此地位,应献身以报效国家的恩典。即使获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当跟从你居住。”他便接受任命。
他素以君子谨身慎行,即便家居从来没有懈怠的样子,长久坐立身不倾斜,写字不写草书,不喜好声色财利。在朝则忠孝正直,立身行事均效法司马光。
至于党争,他也只对事不对人,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
但政治主见不能丢,纵然触犯龙颜也需忠言直谏。他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任左谏议大夫。当时有旨暂时罢免讲筵,民间喜传宫中求取奶妈,刘安世上疏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没有纳皇后而亲近女色。希望太皇太后保佑圣上的身体,为宗庙社稷大事计议,清闲之余,应多临御经帷,仍引用亲信大臣与论前古治乱的要旨,以增广圣学,不要溺于所爱却忘记其可以作为劝戒。”皇帝低头不说话。太皇太后说:“没有这种事,你误听而已。”
邓温伯被任命为翰林承旨,刘安世说他“出入王安石、吕惠卿党中,始终反反复复。进用,实在关系到君子小人力量削弱增长的关键。请将他罢免贬退。”没有得到答复。他便请求外任,改为中书舍人,辞谢不就任。
凡此种种,若唐之魏征也。只是,当今官家可是勇于纳谏的唐太宗吗?
值此微妙当口,皇帝的动向需有估算,这事就让自己来做吧。为了大宋河山的稳定,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样的考题,正常的贡生都知道该怎么答卷。他便是要让官家看看,天下大势如此,切不可重走熙、丰之路。
至于王棣,才华惊人,可谓是后辈第一人,才情甚至胜过当世大儒,《论语集注》及《菜根谭》刘安世反复阅读,亦是惊叹不已。也好,不让王三郎过科举过,让他安心做学问去吧,朝堂这潭浊水莫趟进来。
但王棣会屈服么?当然不会,昨夜的诸般噩梦让他坚定了心志,好男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他刚开始答卷,那巡铺官又来了。看到策问题后,这位巡铺官心里格愣一下,要坏了,这让王棣如何回答?换位思考,他也觉得无从落笔,大有可能就交白卷了。是以,当王棣开始研墨,巡铺官便慢慢走了过来,且看他怎生破局。
“予以孱弱,结庐于江宁玩珠峰,於兹三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嗯,王三郎在江宁钟山玩珠峰结庐守孝三年余,年少而志坚,世人称奇。
序言过后写的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王棣写的极快,虽然仍是秀美小楷,其间却是隐隐有浩然大气。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笔墨流淌,一个个字跃然纸上,仿似一柄柄小刀,直欲透纸而出。
这是……五言古诗,王棣在干嘛?巡铺官愕然,这可是策问场,怎么写起诗来了?不过,这诗写的真好啊。
诗的开头即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至时穷之际,必然会显示出来。随后连用多个典故,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凛然显示出浩然正气的力量。
“养气”之说原于孟子。他所说的“气”,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正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在宋代理学中,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张载便以“气”作为宇宙的本体,主张“气一元论”。这首五言古诗中关于正气的铺写,与上述思想有一定关系。
这位巡铺官也是受理学“荼毒”了的,看的如痴如醉,沉迷其中。
此诗当然便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位理宗宝祐四年的状元多有忠愤慷慨之文,诗风至德祐后一变,气势豪放,允称诗史。他可不止会写“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有弘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作《正气歌》。后者影响更巨。
王棣自是将诗中后面几句作了删减修改,字里行间透露的慷慨激昂却是不减分毫。
你刘安世不是别出机杼藉以避免新党死灰复燃么,我偏不如你意。既然你可以出偏题,我也可以答偏题,阐述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不会有错的,就看你刘安世怎生判卷。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诗言到此,酣畅淋漓。
“哲人”者,既可是诗中所列之董狐祖逖张良诸葛亮、嵇绍管宁苏武张巡颜杲卿等人,又何尝不可是王安石?你品,你细品。避而不谈题中的“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及“祖宗不足法乎”,而是大谈忠君爱国及民族气节。其间有为王安石“洗冤”之用意,但却无可厚非。此般政治大环境下,为新党翻案绝无可能,但借说古之圣贤以彰王安石之为国为民,既未点名(明),那便无虞。这也算是“曲线救国”了。
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固然痛快了,但既于事无补又招惹祸非,为何要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待时机,时刻准备着,方是正道。
王棣隐隐觉得当下算是契机,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的契机。有些事可以提前布置。
这个时空的历史走向多多少少有了不同,一些个历史事件或早或晚有了改变。他并不能准确预知接下来发生的事儿,那么只有早做准备。他相信,《正气歌》这样的诗无论放在何时都是其慷慨悲壮拨人心弦的,且当作是跻身大宋文坛的敲门砖吧。
那巡铺官胸口起伏,直欲放声长啸。这诗纵然不切试题又如何?真正的文化瑰宝啊,能第一时间见证天下奇文的诞生,何其幸也!
不管了,王棣若是因而被罢黜,自己一定会为之陈情喊冤。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就得为我大宋朝廷所用,即便是王安石之孙又如何?党争误国呀,科举之道为国抡才纳贤,怎可因党派之争而倒行逆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
王棣掷笔而起,只觉心情舒畅激荡,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人不轻狂枉少年,好儿郎,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