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更健康？
晒镰刀能查出凶手来？莫说是乡民愚钝，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的大有人在。
只听何仵作越说信心越足：“死者身中十几刀，凶器上必是沾了血迹的。因为时间短，凶器上的的血迹绝无可能清洗干净，会有部分渗入其中。”
他指了指天空，道：“虽已入秋，气温却不低。天气热就容易滋生蚊蝇，且蚊蝇都是嗜血的，哪里有血就往哪里去。将镰刀放在日头底下暴晒，时尚稍长，血腥味便会散发开来。咱们或许闻不出来，却是苍蝇的鼻子……”
听到这里，围观群众皆作恍然状，顿时一片哗然。
好嘛，宗泽与何仵作二人一唱一和，是说双簧的好材料，让别人无话可说了。王棣盯着陈二牛：“陈二牛，你还有何话说？”
苏五放开手，任由面如死灰的陈二牛瘫倒在地。
案件到此便算是侦破了，接下去的招供画押、作案经过等等就不必在此审断。
在围观群众看来，知县大人凭借天外飞仙般的晒镰刀轻而易举的就破了凶杀案，不到一天时间啊，这速度……啧啧，叫人无话可说。
人群外围，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高大汉子叹道：“折在此人手里，委实不冤。”
另一个俊俏郎君也是神情复杂，咬了咬牙：“莫不成此仇便不报了么？”
高大汉子声音萧索：“他是官，职责所在，谈何冤仇？有何可报？”
俊郎君兀是愤愤不平：“员外……”
高大汉子截住俊郎君的话头：“小乙，吾想过了，正月里这王棣只是想拿住宋公明，原与吾等无关，只是……”
叹了声，他意兴阑珊的说道：“罢了，往事休要再提。吾等遇赦而回，那便好生稳妥些，莫要再惹事端。”
俊郎君面色数度变幻，最终跺了跺脚：“都听员外的便是。”
高大汉子的脸上多了些欣慰：“如此甚好。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罢了。”
后面这句指的是王棣，这二人正是刚回卢家庄不久的“玉麒麟”卢俊义与“浪子”燕青。主仆二人比及正月里憔悴黑瘦了不少，逃窜多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又怎好得起？真似是往地狱口走了一遭。尤其是卢俊义，算是历经沧桑了。
“晒镰刀”令案情大白于天下，王棣“神探”之名自此而始，后人将其名与狄仁杰、包拯相提并论，便是因其在元城县任上百分百的破案率之故。事实上，元城县原本案件并不是很多，当王知县在上任伊始的数月之内快刀斩乱麻般的审案断案之后，元城的案件发生率便呈断崖式下落，直到后来一个月都不见得有一桩刑事案件。
之后，陈二牛杀害卢大富的原委慢慢传开。
前文说过，小卢村六十八户人家，除了两户姓陈，其余六十六户皆是本地卢氏族亲。
陈大牛、陈二牛的祖父来到小卢村开枝散叶，到了孙辈方有兄弟二人，着实是人丁不旺。
哥哥是个老实人，但有一门不错的木工手艺活，日子倒是过的不算太拮据。
弟弟脑子就活络的多，看似游手好闲，生活却是滋润的很，唯有一点不好，惯会沾花惹草，村里有姿色的妇人没少被他撩拨，其中就有卢大富的娘子。
卢大富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犟，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言风语，当即怒火中烧，在村口堵住陈二牛当面质询。陈二牛自是不会承认与卢大富家的女人有染，二人遂起争执。村子里都是卢姓宗亲，劝阻拉架时自然有所偏袒，陈二牛吃了暗亏，骂骂咧咧的声称要让卢大富好看。
大概是十天前，卢大富干完农活回家，见陈二牛在自家屋檐下与家里的女人说说笑笑，瞧着极是暧昧，当场二话不说，抽出镰刀便要砍陈二牛。也是陈二牛反应的快，仓惶而逃。
此时在村里闹的传开，好像是陈大牛央求大保长从中说和，毕竟抓奸在床，也没有真凭实据证明陈二牛偷了卢大富的婆娘。调解劝和之后，双方偃旗息鼓、互不追究。
又过了几天，卢大富的女人受不了村民的指指点点，回了娘家暂避风头。而卢大富则暴毙在自家院子。
案件并不难侦破，只要用心调查很容易完成案情拼图，但用寻常手段绝无可能在一日之内破案。王棣神就神在“晒镰刀”，噱头十足，末了又能令人信服，这才是极为难得的。
案件告破，陈二牛也承认了自己泄愤杀人的事实经过，至于他是否真的与卢大富家的女人勾搭成奸也就不重要了。王棣并没有往下查，没意义。
本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本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本朝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即，大宋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所以，即便有奸情，丈夫已死，奸夫也难逃一死，没有苦主告官，那便到此为止吧。不过，那女人从今以后生活在道德舆论的谴责之中，也不见得就能安安心心。
此案告结，王棣又依照大宋律法快速地审结了其余的民事、刑事案件，对律法的熟悉程度完全不在就读“新科明法”者之下。且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对判处结果心服口服。
之所以能有这般效果，当然是因为王棣花了大力气研读了大宋律书《宋刑统》，至于“镰刀杀人案”则正好是《洗冤集录》中记录的案例。
他与何仵作所言有意编撰一部刑狱勘验之书，说的便是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的奇书。
当然，知县大人政务繁重，委实抽不出太多闲暇时间撰写此书，便折衷一番，让宗泽与何仵作共同参与。
宗泽自不必说，本就是负责此方面之事，又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专业对口。
至于何仵作，倒没读过几本书，但胜在业务娴熟，与宗泽恰好组成“捉刀二人组”。
当然，成书后，乃是三人共同署名，这才是宗、何二人甘被驱驰的动力所在。
有《洗冤集录》这么一本先近二百年的法医学傍身，又有何仵作临场操作，刑事案件侦破起来并不难。
反而是民事诉讼更为麻烦。
譬如那桩“盗苏轼兄弟田契出售，非知情人购买”的诉讼案——哥哥罗琦起诉弟弟罗琛，称罗琛将自己的田产契书盗走，典卖田产给潘某，并且办理了相关“过户手续”，罗琦要求潘某退还自己的田产、交易作废。
经过审查后王棣认为罗琦、罗琛等人本是一个户口本的兄弟，他们之间的纠纷外人并不清楚，而照契等官府签发的文书却是非常清楚的，具有公信力。
潘某据此购买田产，符合法律规定，权益也应受到保护。
潘某据此购买田产，符合法律规定，权益也应受到保护。
至于说罗家兄弟之间究竟谁是谁非？罗琛是否盗取罗琦的契书办手续？姊夫谢瑜、另一兄罗球，又在这起田产纠纷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鉴于他们都是亲戚兄弟，可以在官府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实在有曲折隐情，罗琛真的盗取了罗琦的契书，罗琦利益受损，也可以从罗琛卖田取得的价款中获得补偿。
一句话：潘某不知情，买田成立；罗家兄弟的问题，自己坐下来慢慢商量，合理分配卖田价款。
综合考量后，王棣如是审断：
“潘宅买罗琛庚难字号晚田一亩二角二十二步，既有契字，又缴到受分关书，卽无批破，交易已正，纵有不明，亦非知情。今据罗琛亲兄罗琦陈状，谓是本位已曾买入，复被罗琛偷去于照，转行典卖。盗窃之事，理或有之。但罗琦并无片纸执手，考之省簿，又是兄弟合为一户，税钱苗退受，复无稽考，官司将何所凭退回交易，其田合与照契为业。又据罗琛所供，此田元系典与姊夫谢瑜，又有一兄罗球，亦系连关受分，必能知证，况是亲戚兄弟，自宜从公和对。如当来委有曲折，合就罗琛名下监还价钱。”
罗琛将罗琦的田产卖给潘某，二人并非私下交易，而是走了官面程序，即到官府缴纳契税，并且进行相关登记，也就是“交易已正”。
所谓的“其田合与照契为业”，其实正是指的这块交易的田产，其详细信息，是能够与照、契吻合的。
“照”是在官府登记的交易记录，载明原所有权人、现所有权人、双方交易经过等简要情况；契则是买卖双方持有、详细载明交易内容的文书。当照、契相合时，记载内容一致，才能证明是真实的，否则便是作伪。
潘某既履行了签订契书、到官府登记、并缴纳相关契税的手续，理应受到官方力挺。
盗卖兄产的罗琛，是负有返还价款的义务的，虽然卖田产的事情已经无法回转，但至少还可以追回价款，弥补钱财方面的损失。
而被盗卖田产的罗琦呢，则可以通过其他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无论如何，潘某买田已是事实，罗琦不能再向潘某索要田产，而只能向兄弟罗琛要钱。
王棣如是判案，没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