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市？潘家一直做着走私贸易？不过，这倒也不奇怪。
关于走私一事，王棣曾与苏轼谈过这个话题，这段时间也和许贯忠探讨过，算是比较熟悉其中内情。
大宋初，与契丹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太平兴国二年，大宋开始在镇州、易州、雄州等与辽交界的边境设立榷场，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然而其榷场贸易之下的走私活动，在双边贸易交往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榷场贸易中有诸多禁止买卖的物品，如粮食、马匹、书籍、硫磺等，但由于禁物限制，榷场并不能真正的满足两地人民的消费需求和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由此，在榷场贸易的同时也有很多辽宋边界附近的民众从事走私贸易。
以粮食为例，宋初河东路北部沿边地区禁耕时间未久，农业生产仍在发展。太宗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北部边民仍有余粮可以售卖给辽边民。之后宋朝多次下诏禁止缘边人户售粮入北界，期间还曾下令“两地供输人户止许籴上二斗供家食用“，以打击粮食走私行为。
然而“沿边及两地供输人户托此为名，夹带将过来，偷买斛斗将去“的现象时有发生，辽边民在河东路缘边地区买粮的行为可谓不绝。
榷场也称作“茶马互市”，即以宋国的茶叶换取辽国的马匹。而茶马互市的发展，最初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用茶叶来换去马匹，而是以铜、陶瓷等资源，或者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来换取，中原地区地产丰盛，粮食，茶叶，铜矿，铁矿，金矿等更是数不胜数，使得百姓可以自给自足，而周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使他们从小骁勇善战，盛产好马。
崇年时期，以茶一驼三十二斤十二两以上方可易马一匹，而上马则需要茶二驼以上。而就大宋货币比值和茶马比价来看，这种茶马比价是不合理的。而比价不合理，就造成了双方都不满意，双方都不满意，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
再者，时既榷官茶，复彊民輸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璆至，即日尽释之。还有，民负茶引钱，新旧累积，为缗十七万有奇，皆困不能偿，死则以责其子孙犹弗贷。
意思是说，种茶必须要交相应的茶税款，若是交不出，则会被判刑入狱，如果你因为交不出茶税而被关押，那么想免除牢狱，只有花费重金保释，并且出去之后还会有着记录，你的子孙都会受到影响。
这样看来，那些百姓、茶商们不从事茶马走私才是怪事呢。
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在从事茶马走私行为中，官僚占据了其中一类，在这类走私经营的官员中，一部分是手握实权的高官，另一部分则是大宋的皇亲国戚。
走私，自然不局限于茶马，走私货物五花八门，譬如香料犀牙，譬如食盐铜铁，譬如粮食绫罗。
虽然，“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又有“国朝之制，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皆算。有敢藏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之罚处，但正因商税过重，方令走私大行其道。
“此事可有证据？”王棣隐约感觉到某一根线将所有的事串联完整，但始终不得要领。
“没有。”武松轻轻摇头：“他们不信任某。”
“他们？”王棣唇角露出一丝讥笑：“包括秦县丞吧？”
武松坐的笔直：“对，巡检司、都监、屯驻军中都有份参与。”
王棣双眼一眯，瞳孔微缩，这算是官商勾结的大型走私集团吗？
国朝在地方上远离州县政治中心的山水险要又是交通必经之处、商业市镇、盐茶生产场务和运销途中，沿边沿海等边防要地等等，普遍设立巡检司，并且以巡捉盗贼，维持地方治安，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巡查捉拿走私、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职责。
各路、州、府均置，统称兵马都监，简称都监。其中，路都监掌本路禁军屯戍、边防、训练，州府以下都监掌本城军队屯驻、器械、训练、差使，以资浅武官担任者称监押。
所谓“屯驻军”，即地方禁军。各类禁军，除殿前司的捧日和天武两军外，其余都要更戍。更戍移屯的名目有三种：一曰“就粮“，即移驻粮草丰足之地，并准许家属随营；二曰“屯驻“，即由京城调出戍边或戍诸州，并临时隶属于诸州；三曰“驻泊“，即移屯诸州但隶属关系不变。
倒无太多震惊，显而易见的是，在大名府搞走私的比其它地方更多顾忌。毕竟是陪都，路、府、县一级一级的官衙盯着，不打通关系绝难行此勾当。但潘家能量的确够大，居然勾连上了几大职能部门共同经营，简直是畅通无阻啊。
许是受了属下弟兄伤亡的刺激，加上王棣背景过得硬，武松终于还是掀开盖子将这事曝了出来。
其实他也是知之不详，大部分是靠听传与猜测所得。但潘家走私这事是确定有的，而且还与京中有关联，元城上任知县便是想查此事引火烧身被贬去别处，向来与潘家不对付的本县主簿卢正风怕受牵连选择做了缩头乌龟，至于前任知府是否与此事有瓜葛那就不得而知了。
潘氏这么多年来一直用走私牟取的暴利打点关系，这其中少不得大手笔赞助东京潘氏，用以维护百年潘氏的地位。这事关系皇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甭想去查找什么证据，自由心证。
潘家所谋甚大，大抵是求取延续宗族辉煌，走私固然有风险，但收效快获利高，做了这么多年早已是熟门熟路，哪还停得下手来？
至于说盘剥乡民、鱼肉百姓这种下三滥的低级路数，还真与潘家无太大关系。或者说，与潘氏嫡系干系不大。就好像是那些个社团老大，哪还会屈尊去市面上收保护费？狐假虎威的是张迪之流，打着潘家的名头欺压弱小。但潘家必须的背这口锅，像张迪、石勇这些泼皮地痞原本就是潘家的“看门狗”，是为鹰犬打手。如石勇放赌的赌场，幕后便是潘家四房操盘。
这些事都是事实，但若去查多半是查不到潘家的。就譬如说那赌场，明面上与潘家没有丝毫干系，纵然能捉贼捉赃，也自有人认罪。再说了，赌博有多大的事呢？
国朝初期倒是禁的严，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真宗时期考中进士的肖疏经查有赌博前科，遂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迨至宋王朝中期，开国之初严禁赌博的风气逐渐被败坏，赌博不仅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连统治者都带头赌博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大都热衷于此。有关赌博的述作也是空前兴盛，旷代未有。这些述作文辞秀美，采名雅洁，从书名上看俨然要摆脱赌博的粗陋了。
对于潘氏种种不法行为，大名府自上往下的官员挨了一茬又一茬，当真个个都是庸碌之辈，灯下黑？完全不知情？自非如此。大抵没多少官员愿意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要拿在朝野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地方豪门开刀，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别吃不到反惹一身臊。更要命的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犯了众怒你这官还要不要做下去？所以，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远远避开，要么同流合污。
如秦敏学，就为潘家大干方便之门。
说到秦县丞，武松很是纠结。他与秦敏学同年入元城县衙公干，虽然官吏殊途，许是都非本地人，初来乍到之际多受排挤，二人同病相怜，一来二去的倒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
开初，秦县丞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但很快发现他的那一套完全不可行，处处受制于人，寸步难行。也不知从何时起，他与潘家越走越近，渐渐的成了潘家在元城县的代言人。而因为有开初的相知之谊，秦敏学倒是一直很照顾武松，即便武松与他刻意保持距离，即便他在元城县话语权越来越大，也是待之一如往昔，人生若只如初见嘛。如此，重情重义的武松也不好与秦敏学划清界限，反而尽量帮着他，尽量不让他错的太过厉害。
前年，也不知那伙人用了什么手段，逼得知县、主簿、县尉贬的贬病的病，元城县便成了秦敏学的一言堂。王棣还未上任，这边已是起了他的底，知道他靠山硬，不好得罪，达成了收敛的共识。
武松知道的就这么多，毕竟他并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还能做这个都头还是秦县丞念旧情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