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是刷牙、洗脸，第二件是吃早餐，第三件就是上网浏览新闻。如果电脑摆在床头，那第三件事很容易就变成第一件。开车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周末，我会看看纸媒的深度报道。尽管我还没“织围脖”（开微博），但《手机报》每天必看。我关心利比亚动荡的局势，关心日本福岛的核辐射，为美国国会差一点儿没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捏一把汗……坐在家里，搜索天下，我像海绵吸水那样吸收信息，生怕自己变成瞎子和聋子。必须承认，我已经被媒体绑架，并且被绑架了还快乐着。
为什么我对消息如此着迷？是老爸的基因遗传，抑或是害怕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身心的反应可以证明，当我获得有价值的消息时，会本能地产生愉悦感。这种“愉悦”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有好奇心？为什么会有求知欲和窥视癖？也就是说，打探消息是人类的本性。媒体高度发达和网络海量储存，正好满足了我对信息的需求。我不用经历枪林弹雨，却可以看到真实的战争；我不用顶烈日流臭汗，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动物；我不用办签证，却能欣赏外国风光。那些昔日必须亲临现场才能看见或知道的，现在都由别人的摄像机免费供应。记者在冲锋陷阵，探险者和旅游者在边走边拍，上帝和政治家在导演。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令人目不暇接，新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
基于以上的媒体环境，一个美国作家和一个中国作家很有可能同时关注一个事件，比如“911恐怖袭击”，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除非你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否则很难逃脱消息对心灵的影响。利比亚动荡的局势刺激我对权力的反思；日本的核泄漏影响我的生死观；法国戴高乐机场屋顶忽然坍塌砸死两个中国人引发我对偶然的感叹……只要我们连线，全球资讯都可以共享。遥远的事情变得很近，愤怒和同情延伸得很远。这就是中国唐代诗人张九龄描写的状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正如毛泽东的诗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样的信息当然会喂养出相似的思想。为了所谓的世界视野，我们可能已经牺牲掉了自己独特的经验。就像移栽到城市里的树木，虽然它们各有故乡，但移栽到城市之后，它们享受同样的阳光，吸收相同的养分，经历类似的风雨，于是也就呈现出相似的表情。过去在写作上竭力强调“不重复自己”，但在信息共享的今天，我们却尤其需要警惕“重复别人”。
清醒的写作者早就呼吁作家们走出象牙塔，直接面对太阳、风雨，贴近大地，直接与人交流和恋爱，回避媒体提供的二手生活。这当然是获得独特经验的一种方法，也是避免“同质化”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在西方，一些作家坚持不看电视，不上网，不拿手机。他们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用皮肤感受，只写自己的体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生在法国，长在非洲，求学英国，在泰国服兵役，在美国执教，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热爱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部落，拥有毛里求斯和法国双重国籍，是一个旅行者、流浪汉。他在小说《诉讼笔录》中塑造了一个反现代文明的角色亚当·皮洛。此人独自待在一所荒废的空屋里，整天无所事事，不是光着身子晒太阳就是到处闲逛，除了关心吃喝拉撒，对现代人的政治、经济、交往、文化、娱乐、信息、知识等均不“感冒”（网络语，感兴趣的意思）。他腾空脑子，过着近乎原始人的生活，把自己降为非人，模仿狗的动作，渴望像狗那样自由地撒尿和交欢，甚至力图物化自己，恨不得变成青苔、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细菌和化石。勒克莱齐奥认为人们的生活都千篇一律，好似千万册书叠放在一起，每个人都丧失了个性，只有亚当·皮洛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活人。
这是勒克莱齐奥绝对的个人经验，也是他天真的梦想。人类已经回不去了。让一个“被文明”的人接受亚当·皮洛那样的原始生活，和让亚当接受现代文明的难度几乎是一样的。对于亚当来说，文明的过程就是吸毒的过程。他拒绝吸毒，把持着自然人的特性。而我，或者说我们，已经一头扎进了现代文明丰满的胸怀，正美滋滋地享受文明带来的诸多便利，当然包括享受信息便利。由于媒体高度发达，信息爆炸，判断难免会被干扰。在我的脑海，有一个媒体塑造的美国；在你的脑海，有一个媒体塑造的中国。但是，当我们脱离媒体，去亲历去体验的时候，突然发现对方原来不是媒体上描写的那个对方。媒体的塑造和真实的经验发生了偏差。“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各大媒体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多次向媒体保证：没有隐瞒核辐射事故的任何事实。但是，4月3日，距离核辐射24公里远的南相马市市长樱井胜延通过视频向外界求助时却说：“由于我们从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获得的信息非常少，我们被孤立了。”以上三方，我不知道哪一方的信息诚实准确？就像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那样，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在报道地震的时候，为了不传播消极情绪，镜头和文字尽量回避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和过度的泪水。而这一切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作家们最愿意描写的段落。为了不使国民心理产生太大波动，媒体有意或无意会过滤掉一些细节，遮蔽掉部分经验。如果作家只从媒体上照搬生活经验，那他的写作内容很可能在源头处就已经弯曲变形。
警惕媒体，又离不开媒体。这是全媒体时代作家们的宿命。作家在需要个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新鲜的材料。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抛弃媒体，那他的视野也许就受到限制。所以，我离不开媒体提供的经验，甚至在写作时需要二手经验对一手经验进行补充。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基本都生活在网上。从网上获取经验已是他们的常态。我不能否定这种生活，也不敢妄言来自网上的经验就一定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有时候，媒体视频播放的画面，比自己的亲历更靠近目标，更接近本质。我就在慢镜头里，看到过眼镜蛇毒液喷出时的形状和曲线，这是肉眼根本没法看清的事实。二手经验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眼睛的前方尚有一个镜头的存在？新闻报道的后面还有记者的大脑、媒体的企图？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拨开迷雾的过程。拨开得越深，也许就越能看到有价值的经验，就像珍珠在蚌壳里，就像思想在大脑深处。面对媒体海量的信息，作家必须学会用减法。比如用一支香烟的重量减去烟灰的重量，你就能算出烟的重量。用人体临死前的重量减去死掉一分钟后的重量，你就能算出人类灵魂的重量，有人说答案是21克。如果我们能算出镜头过滤掉的温度，能算出记者大脑的用意、媒体的企图，那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就产生了。作家的作为就在这轻轻的21克里，他们在信息与作品之间设立了一道复杂的工序，那就是作家心灵的化学反应。这个反应过程就是写作过程，真的被保留，假的被抛弃，正好与食品造假的工序逆行。有了作家的心灵检测，我们就能从小说中读到真正的中国经验或美国经验。这也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他们可以从假的信息里提炼出真的信息。他们一次次证明虚构比现实更可信。
所以，经验在媒体的里面、在生活的深处、在心灵的底层。如果我们没有灵魂引导，没有追问需求，没有开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远触摸不到真实，那一本本砖头似的作品所呈现的，也许都是经验的表皮，也许就是货真价实的伪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