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英雄，他们的使命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暴”该选谁为代表呢？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不管怎样昏庸无道，是不敢轻易反对的。梁中书那样的贼官，虽然贪赃害民，但作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似乎还不够格。那么，最合适的应该是朝廷中的当权人物。于是作者选中了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四个贼臣，揭露他们“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其实，四个贼臣之中，主要是高俅，其余三人只是陪衬而已，并没有具体描写他们的罪行。
《水浒传》作者为什么选中高俅作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宋史》的记载，北宋末年确有“祸国殃民的六贼”，问题是这六贼并无高俅其人。
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宋史·钦宗本纪》）
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宋史·陈东传》）
古代的作家写小说，不敢直接冒犯皇帝，但揭露批判蔡京等“六贼”不应有什么问题，而且“六贼”素材甚多，也有利于小说创作。“六贼”之首是蔡京，《宋史》有其传。此人为了窃权固位，经常更换面目。徽宗即位，起用蔡京等人，滥增捐税，搜刮民脂，大兴“花石纲”之役，激起方腊、宋江起义，又派兵血腥镇压。选蔡京等六贼作为梁山好汉的主要对立面，祸国殃民的首恶，应是合适人选。何况，直接参与镇压宋江起义的是童贯，坐镇江南、搜刮花石纲，激起民变的是朱勔。为什么不选这些罪恶昭彰的权奸贼臣，而另选高俅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呢？
高俅史有其人，但《宋史》无传，罪恶并没有上述六贼那么显著。王明清《挥尘后录·高俅本东坡小史》还记有他“笔札颇工”，发迹之后“不忘苏氏”等优点。看来，《水浒传》毕竟是小说，在作者看来，高俅更合乎他的创作要求，蔡京、童贯之流便只好屈居配角了。
作者之所以看中高俅，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高俅的出身是无赖流氓，竟然爬上了太尉的高位，更能显示朝政的腐败程度；
二、高俅和徽宗的特殊关系，流氓太尉和浪子皇帝结合，显示朝政的黑暗；
三、高俅在《宋史》无传，便于虚构，尤其是要和梁山好汉打交道，少不了虚构。蔡京、童贯等，《宋史》有传，史实太具体，反而不利于想象。
为了说明这是合理的推想，有必要引点故事情节相互印证。
高俅因踢得一脚好球而被抬举为殿帅府太尉，实际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这样将国家大事当儿戏，实在是难以想象，但事情千真万确地发生了。作者以嘲讽的笔调介绍高俅的出身，说他是个“破落户子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无赖流氓。因为“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为父亲所唾弃，告了他一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家人和百姓都厌恶他，避之唯恐不远。
就是这样一个地痞流氓，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来到端王府，恰好遇上端王正在踢球。宋人踢球，动作近似现在踢毽子。对方踢来了一个高难度的球，端王接不着，球儿直滚到高俅身边。他随机应变，飞起一脚，使个“鸳鸯拐”，将球踢还端王。就凭这一脚，改变了高俅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就凭这一脚，端王非常赏识他，马上成了端王的随从，无日无夜地陪端王玩耍。未及两个月，端王登上皇帝宝座，大权在手，也就把高俅提拔为殿帅府太尉，直接主宰千百万人民的命运。
宋徽宗为什么特别赏识高俅？如果只是为了踢球玩乐，可以让他做个供奉侍臣，何必提他担任太尉这样的军国要职呢？
原来，徽宗与高俅是一丘之貉。《水浒传》介绍端王所采用的笔调，几乎与介绍高俅完全相同。说他是神宗第十一子，排号九大王，“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和高俅相比，徽宗只少了一句：“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其实，上面的介绍，也就是这一句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端王后来当了皇帝，重用、宠信高俅等四贼臣，任凭这伙害民贼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民不聊生，自己却深居内宫，沉湎于酒色之中。三宫六院的嫔妃还不足供其淫乐，经常偷偷溜到妓馆嫖玩京师名妓李师师。古代荒淫皇帝并不少见，但像道君那样外出嫖妓，毕竟不多。道君也意识到这样做有失皇上尊严。于是，特令侍臣挖了一条专用的地道，打通内宫至娼妓李师师家，以避世人耳目。道君每次钻地道，都“扮做白衣秀士”。宋江、燕青两次私访李师师，都遇到皇帝“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后门来”，称之为流氓皇帝也不为过。了解道君皇帝这些荒唐透顶的行径，他特别赏识、重用流氓高俅，也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
让高俅这样的流氓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主宰国家命运，当时的朝政如何，不问而知。
《水浒传》对高俅的暴政，没有铺开来写，只着重写他上台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挟嫌报复，逼走了禁军教头王进；
第二把火纵子作恶，支持干儿子高衙内图谋霸占林冲的妻子，害得林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三把火迫害鲁达、杨志等人，使一批武艺高强、心怀报国大志的英雄好汉不得不上山落草。
这就是流氓太尉的政治特色。此后在和梁山好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言行举止，处处显露流氓的本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的每种作为，显出了其流氓气。
高俅这个角色在《水浒传》占据什么位置，起了什么作用？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指出：
一部《水浒传》，“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点耐人寻味，《水浒传》在叙述高俅之前，开章第一回先写“洪太尉误走妖魔”，有的人把它看成仅仅是一个宣扬天命思想的神怪故事，认为把梁山英雄好汉比作魔君意味着“诬蔑”，这种看法是不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它作为全书的楔子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有点像《红楼梦》开篇的“太虚幻境”故事，在全书中起了象征性的提示作用。作者想借此表明：北宋王朝的天下本来太平无事，只因洪太尉太专横，不听真人劝告，误开了“伏魔之殿”，放走了前代老祖天师锁镇在里面的一〇八个魔君，才使天下大乱。“社稷从此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所谓“魔君”，既可解释为“妖魔鬼怪”的“魔”，危害众生的“魔”；也可理解为反叛神道的“魔”，以正压邪的“魔”。在中国历来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说法，联系全书来看，这里所说的魔，更主要是代表在专制高压下奋起反叛的人民。在正常情况下，魔是出不来的。殿门重重叠叠的许多封皮，殿内石碣之下有石龟，石龟之下有石板。倘若洪太尉不是那么独断专横、那么飞扬跋扈，决不至于造成一〇八个魔君冲穴而出的局面。林冲、鲁达、杨志、武松等英雄好汉一个接一个冲破黑暗的天罗地网，上了梁山，不正是洪太尉之流的高俅所逼迫才奋起反抗吗？洪太尉、高太尉不只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奸佞典型，也是一个把国家推入黑暗深渊的黑暗势力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