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风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统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模式化了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规范体系。风俗是民族心理的外部表现，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成为代代相承的民众惯习。它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具有软控制的性质。可见，风俗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
（1）远离政治斗争
风俗的上述本质特点决定了风俗写作往往注意特有的环境气氛的描写，注意对世相、世态的摹状，而一般不明显地深涉政治斗争，或者把政治斗争作为一种背景来表现。这可能是风俗写作最突出的特点。
比如老舍的短篇《老字号》着力写那种宁静悠闲的古旧商业情调，似乎进入了清新无为的哲学境界，作品写道：
多少年了，三合祥永远是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上才挂上四号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此外，没有半点不像买卖地儿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有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作品所描绘的三合祥是个远离政治斗争漩涡，对社会政治变革反应极为迟钝的仿佛停滞了的世界。
邓友梅在《〈铁笼山〉一曲谢知音》中这样写估衣行的情景：
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饭，晚上则照例得听戏。
这样的经营方式，这样的商业道德，讲求信义、人情，既是诚实，亦有保守性。这里显示的世相、世态与现代商业社会那种战场般的竞争商业气氛迥然不同。
（2）注重人文景观
注意风俗风物和人文景观的描写，构成民俗写作的又一特点。北京一些作家笔下的胡同和四合院、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等构成民俗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舍写于建国后的《正红旗下》，对于旗人社会的诸种制度、礼俗、家庭关系，以至旗人与汉、回民族的关系，无不写及，因而被有人称之为“旗人风习大全”。陆文夫的《美食家》，围绕着朱自冶这个人物穿插了大量的苏州民俗风情的描写，那种苏州特有的石板小巷，偶尔传来的梆子声，尤其是对苏州特有的名点小吃、佳肴珍馐的描写更是出神入化，使整部小说具有浓厚的苏州风味。《骆驼祥子》写的天桥，《七奶奶》（李陀）写的隆福寺庙会，《烟壶》写的德外“鬼市”，《那五》写的戏园子，天津某些作家笔下的古文化街景，都有声有色，极为生动形象。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对汨罗风俗风情的描写，贵州作家李宽定在《良家妇女》《大家闺秀》《山月儿》等作品中，对结婚拜堂时“打新郎官”，唱戏前“打闹台”以及“嚎丧”、“哭嫁”、“杀跑跑半”等民俗的描写，都是很出色的。
要使风俗写作具有上述特点，就要求作家掌握大量的知识掌故。韩少华的《红点颜儿》写鸟笼，写鸟、养鸟的学问，备极工细；《烟壶》由鼻烟而鼻烟壶而制壶工艺，不厌其烦；老舍对洋车夫、对“老字号”商人写起来无不得心应手；都是因为作家有极丰富的知识掌故和文化积淀作为写作基础。
（3）讲究精雕细刻
风俗虽然从总体上可分为无形民俗（亦称心理信仰民俗）、有形民俗（亦称行为民俗）、语言民俗三大类，但在文学作品中都必须通过具象的、有形的东西表现出来，因此，讲究细节描写，甚至是精雕细刻，是风俗写作的第三个特点。老舍《正红旗下》写福海二哥的请安细致入微：
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脚实，后脚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你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
写人要细，写事、写环境都要细。原籍江苏的作家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开头四节几乎都是写大淖的来历、乡风、民俗，细致得有些散漫，但正是这细致的描写，凸现出了有立体感的苏北风情民俗。可以说，粗线条、大勾勒表现不出真正的民俗和民俗美。
（4）语言强调本色
语言方面，强调本色，力求平实浅易，是风俗写作的第四个特点。这除了因为语言民俗即是风俗之一种外，还因为无形民俗和有形民俗都必须借助有特色的语言表现出来。邓友梅在《“四海居”轶话》里写人物说着“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一口京片子甜亮脆生”，这其实也是邓友梅自己作品的语言特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对汨罗方言俚语的运用可谓十分娴熟。我们可以肯定，文绉绉的语言，过分雕琢的语言，绝对不能表现出风俗美，至于那些梦呓般的“现代句法”更是谈不上一点风俗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