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吉蒂：
从星期天开始，时间过得好漫长，接连发生了好多事，似乎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变了个样。不过你瞧，我还活着，用爸爸的话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是的，我还活着，不过你别问我在哪儿，怎么活着。我今天说的一字一句，你可能都无法理解。所以我从星期天下午开始说起。
下午三点（哈利走了，但我们说好他一会儿就回来），门铃响了。当时我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看书，没听见铃声。过了一会儿，玛格特神情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爸爸已经收到纳粹党卫军的召集令了”，她低声说道，“妈妈去看凡·丹先生了。”（凡·丹先生是爸爸生意上的搭档，也是好朋友。）
我呆住了。召集令！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集中营和孤零零的牢房闪过我的脑海。怎能让爸爸遭受这种命运呢？“当然他是不会去的，”我们在客厅等妈妈的时候，玛格特说道，“妈妈去见凡·丹先生，和他商量我们能否明天就搬去藏身地。凡·丹一家和我们一家，总共七个人。”说完一片沉默，我们谁都没有再出声。此时爸爸去犹太医院探望病人了，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们静静地等着妈妈，炎热加上焦急不安，我们都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又响了起来。“是哈利。”我说道。
“别开门！”玛格特立刻拦住我，然后我们听到楼下妈妈和凡·丹先生对哈利说着什么，接着他们俩进了屋，关上门。之后每次门铃响起，我或玛格特就蹑手蹑脚地下楼，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其他人谁也不准进来。
后来，凡·丹先生要和妈妈单独谈话，所以把我和玛格特叫出了房间。我们单独坐在卧室里。她说，其实召集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吓得哭了起来。玛格特才十六岁，难道他们要把这个年龄的女孩单独带走吗？谢天谢地，她不会被带走，妈妈亲口说过。爸爸说我们要躲藏起来，肯定也是这个意思。躲藏——我们要躲到哪儿去呢？城里？乡下？是一栋房子里，还是简陋的小屋？什么时候？去哪儿？怎么躲……一连串的问题闪过我的脑海，却不允许我问。
玛格特和我开始收拾各自最重要的物品。我放进包里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发卡、手帕、课本、梳子和一些以前的信件。一心只想着躲藏的事，我往包里塞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可是我并不遗憾，对我而言，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下午五点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雷曼先生打了电话，让他晚上来我们家。凡·丹先生出门去找弥普，弥普随后来了，答应晚些时候再过来，并且带走一只装满鞋、衣服、夹克、内衣和袜子的箱子。然后，屋里一片安静，谁都吃不下饭。天气仍然很热，一切都显得很奇怪。
我们把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哥德施密特先生。他离了婚，三十来岁。那晚他似乎也无事可做，尽管我们礼貌地暗示了很多次，他还是待到十点才回了房间。
晚上十一点，弥普和简·基斯来了。从1933年开始，弥普就在爸爸的公司里上班，她和丈夫简都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又把一批鞋、袜子、书本、内衣装进深深的口袋中，十一点半他们就离开了。
我累得要命。尽管我明白，这是最后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却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把我叫醒。幸好，天气不像星期天那么热了，还下起了小雨。我们所有人都裹得厚厚的，像是要在冰箱里过夜一样。因为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谁都不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离开住处。我穿了两件贴身内衣、三条短衬裤、一件衣服，外面还套了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雨衣、两双袜子、厚厚的鞋、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还没出门我就快被闷死了，可是没人在乎。
玛格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还取来了她的自行车，弥普在前面带路，就这样，我们去了那个未知的地方。可我还是不知道藏身地点在哪儿。
七点半，我们将身后的门关上。我向唯一的生灵——我的小猫姆迪挥手道别。我们给哥德施密特先生留了纸条，让他把小猫送给邻居。在那儿，它会有一个温暖的家。
空空的床、桌上的早餐、厨房里留给小猫的肉——一切都说明我们走得很匆忙，可是我们顾不上别人的看法。只要能离开这儿，安全到达目的地，其他的事无关紧要。
明天再写。
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