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这个名字并不是编纂者司马光本人拟定的，而是宋神宗亲自颁予的，因这本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司马光也曾表示，他编纂《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从目的来看，这部书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依归，自诞生之始就充满浩然正气，符合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正道，同时也具备正统国学的精神。
《资治通鉴》中的“资治”是“对治道有所助益”的意思，“治道”是指治理国家，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就是这个道理。该书着重记录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内容，展示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以及大小战争的成败、安危，对于那些重大事件，司马光还以“臣光曰”的形式附上一段评价，剖析其中的深刻内涵，并阐明奥秘和道理。明末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在细读《资治通鉴》后，对其评价道：“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除了宋神宗外，许多帝王也对《资治通鉴》赞不绝口，如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他们都曾仔细研读，有的还做“御笔朱批”记录自己的感想。
毫无疑问，该书不仅对古代皇帝有所帮助，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不脱节的，除了对领导者与管理者有借鉴意义之外，于我们每个人的修身处世也大有裨益。如书中所提到的“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等，正可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原则，这也正是最能体现《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一点——实际上，它不仅是一时的“皇帝教科书”，更是能泽被后世万千普通人的精神食粮。
“通”有“通史”之意，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时间顺序将历史事件集结编纂起来，大到一国的兴亡、朝代的改换，小到一场战争的胜败、一个人一生的沉浮荣辱，只要符合司马光的选择标准，都会被他纳入书中。但是，这些纷纭复杂的人事并没有丝毫紊乱，而是秩序井然地走入读者眼中，正如《四库全书》编纂者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看着书中的一段段文字，就如同看着那些人在你的眼前上演自己的生活、剖白自己的内心，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如此鲜活，一言一语如在耳畔。在记事的时候，作者也会采用倒叙或插叙的手法，点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人物之间那些隐秘的关联。捧读此书，会感到所有细枝末节都没有逃过这支如椽巨笔，司马光就像张开了一张细密的罗网，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打捞起那些熠熠生辉的篇章。
除了“通史”，《资治通鉴》还做到了“通变”，这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去“鉴”的地方。可贵的是，司马光并不总是将那些由他自己总结出的领悟和权变一字一句写明，而后直接展示在我们眼前。在更多时候，那些帝王将相在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时所采取的种种谋变方略，那些名士学者在面对人生中的挑战、磨难等不测之际时所展现出的应变智慧，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品味、去琢磨、去提炼。就像王夫之所说的，读《资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一“通变”的过程正是“知道而乐”的过程。
历史就像一盘巨大的棋局，虽然弈棋之人已经远离，但所幸有司马光这样的人记录下他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坐在棋枰旁，就可以在变化万端的棋势之中通晓棋理，明白胜是如何胜、负是如何负。当我们自己步入棋局之时，便不会再感到一片茫然，不知从何处落子。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曾评价《资治通鉴》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确实没有半分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