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阳光洒在脸上，温暖而又柔和。闭上眼，耳边总能想起来隐隐的枪炮声。小孙子的电动机关枪在旁边不断地响起来，把目所能及的所有东西，都当成了敌人，嘴里含着∶冲啊，杀啊～忙活一阵，带着鼻尖的汗珠，就丢下塑料枪，依偎过来，缠着我给他讲打仗的故事。回忆说得多了，就再难忘记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重现，儿子建议，记下来，以后给孙孙留下来咱们的家族史，也不是什么坏事儿，那就由儿子执笔记下来吧。乖孙孙，听好了，听故事之前，你要永远记住∶中国人的脊梁，就是不怕苦！
那是1937年的初夏，在含山，我随着父亲，挑着几百斤的粮，天还没亮，就赶路去县里卖，本来我们和族里三家，共同养着一头牛，家里也有一辆车，可以套上赶着牛车去县里卖粮，可是冯地主家征了村里所有的车，运粮去巢县，因着他家小舅子在那里贩粮。出借牛车，还能挣回来十五个钱，少了三天牛吃食，里外里，能给家里省下来8个钱。
从春节过后，县里的粮站和大户粮庄都在大量地收购，而且价格都在不停的上涨，这才有了春天卖粮的这个事儿。
这县里去多了，每次去都感觉到县里越发的紧张，这种紧张属于那种外松内紧，城门口虽然破，可是添了新哨，像模像样地查日本特务，进城的都要诌几句什么歌，咱老百姓哪里会那样的官样的东西，好多人随口来几句倒七戏，或者唱个门歌，也就进来了。墙上刷了很多的标语，白色地涂在黄土墙上，很扎眼，有钱人家的青砖墙，倒是没有，好像说是怕印象城市面貌。来来往往的自行车也多了，听口音，像是南京的城里人。
反正，每次都能看到不少的景儿，回去给村里人说，都逗得欢呢。
那次卖粮，更是遇到了个稀奇事儿，我和我爹，刚把担子歇下来，在一边歇脚，粮站旁边的夹巷里，涌出来一伙子人，打眼看过去，都是粮站的伙计，后面跟着一个中山装笔挺的陌生人，大背头，中山装，一双皮鞋，背着手，眼睛盯着被伙计扭住的一个矮个子，一个伙计冲着他问道∶“安专员，这个奸细，怎么办。”
安专员一挥手，把他按在地上，说完自己找了个石碾子，推起来让石碾子竖着，一跺脚，跳了上去，这举重若轻地抬石碾子，又轻若鸿毛地一跳，在卖粮队伍中赢得了不少的掌声和喝彩。
安专员压压手，清清嗓子，洪亮地说道∶“父老乡亲们，同胞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人群中一片沉默，不知道说什么，怎么回答安专员的话，有那等不老实，问道∶“你说呢？”
安专员没有因为这沉默，感觉到尴尬，大拇哥一挑∶“这兄弟问得好，他是个什么东西？是敌人，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大概是觉得卧底，下面的人听不清，又改口道，“就是刺探情报的奸细，他来搞清楚我们的粮食，趁机要烧毁我们的粮食，乡亲们，这可是我们的军粮啊，大家都知道，大兵未动粮草先行，现在，他要坏了我们的粮草，让我们一败涂地，大家说，可以吗？”
人群的反应，很不激烈，因为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自己的粮食，是卖给了军粮，大家都在军粮这个词中还没回过味，哪有功夫去听他白话什么。
不可否认，安专员还是有点宣传底子的，“东北没了！可那离我们很远，我们可以不关心，可是日本人在山海关对我们步步紧逼，在上海对我们煽风点火，要是上海丢了，我们还能活下去吗？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日本人离我们不远，他们已经到我们跟前了，就藏在我们之中，他们要我们亡族亡种！”
亡族亡种这四个字，可谓是刻苦铭心，几百年的外族统治，几千年的家族延续，可是中国人最在乎的东西，现在赶走了满清，新生活开始了，岂容破坏。
安专员适时的一句∶“拿起我们的武器，消灭奸细，保卫华族。”点燃了人群中的气氛。
一阵喧闹，刚开始还有种同仇敌忾的意气风发之感，后来，就变成了墙倒众人推的闹剧，人群裹挟下，大家都要宣泄一下，那个日本奸细，是半死不活，反正被安专员找人保护着架走的时候，已经耷拉着脑袋，没了精神。
结束的时候，我和我爹都带了伤，不知道被谁打的，反正周边也找不到几个没挂彩的。
兑了粮，回了家，日子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下去，伺候着田土，侍弄着牲畜。只是田里头渐渐地除了做田的人，还多了些不认识的人，转来转去，看来看去，村长组织大家学习，如何辨认奸细的时候，告诉大家，那是县里派下来的，要抓特务抓奸细，而且说，奸细都带着一个黑色的大包，说官话，不会唱戏。有后生和村长闹，一个劲嚷嚷着，总不能抓着个不认识的，就叫人唱戏吧，到最后，就是一窝蜂拥着，叫村长唱一段，咱那村长呀，以前可是个有名的角，要不是家里老母需要侍奉，早就在南京芜湖成了个大角咧。
事情的转变，直到冯月卿回来。冯月卿，是咱这个村的地主家儿子。在南京上学，他回来，让人很诧异，一来，他回来的时候，不年不节，而且就算是平时，也很少回来，每次回来，都能把他爹气到吐血，他总是当面骂他爹，是个只知道看着一亩三分田的守财奴，就知道压迫穷苦人，与自由、民主，简直是背道而驰，他能在平时回来，简直不容易。
二来，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还带回来一群城里的孩子，据说和他是同学，一回来就在村口搭起来一个台子，冯地主还真是疼他的儿子，愣是叫家丁帮着，把那个原本简单得哪怕是一阵风都能吹倒的台子，翻新得跟戏台子一样，彩旗招展的样子，很吸引人要求。
这群城里来的人，每天什么活也不干，就是趁着大家农闲下来，在台子上，表演节目，什么小戏，话剧，什么都有，每天去的人，也很多。大家农忙，他们就挨家房子贴红红绿绿的标语，村里教书先生，心疼得跟什么似的，跟在后面念叨着∶哎呦喂，多废纸，多废墨。不时地揭下来，踹怀里，口中说着，要给村里娃娃启蒙的时候，练字。标语揭下来多了，城里的人，就不乐意，一开始是挡着他，后来干脆给他架远远的，可他就像是跟屁虫，后来还是月卿那小子想了个绝的，愣是用自家锁，给老先生反锁在屋子里了。
后来，村子里被标语占满了，连草堆上都挂着一两张。标语没得贴，他能就趁着农忙。去田里排队走田埂，喊口号，唱军歌，后来当了军，才知道他们唱的就是国名党军歌。
直到有一天，村口的破钟在一大清早大叫，比鸡鸣都刺耳。这口钟是用来通知事情，召集全村老少的，听父辈们说自从大清朝没了之后，也就很少响起来了，什么事儿，都是由议员去开会，回来开村里的会议，传达到各家。
这钟响得很急，有的人以为是哪里走了水，真的不少人扛着扑火家伙聚集过来。
冯月卿在磨盘上，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卢沟桥打起来了！北边的枪炮，在召唤着中华民族，去觉醒，去抗争。”
村里人的反应，真的很平常，从大清倒了之后，打仗的消息还少吗，今天张大帅打了李大帅，明天钱大帅又打了赵大帅，就简单一个安徽地方，省府就走马灯一样地，换了多少个大帅、主席。草头王换了一茬又一茬，纳粮交税是从来没见过少，百姓谁管那个，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只知道，明年交了粮，家里人没得吃，就要死人。
冯月卿的义愤填膺，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现在想起来，这个演说家，真的是笨到了家，要是提到了日本人，或者倭寇，可能不用他说，自然就能让这些趴在土地上的人醒过来。反正他满口的抗争，没让人明白要抗争谁去，到最后，在他的慷慨激昂中，人群散开了。
我坐在旁边的树根上，因为年纪相仿，而他在首府，在外面多彩的世界，我特别愿意听他说话，仿佛他嘴里那些我听不明白的词，让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坦。
那天，我一直等他灰头土脸地离开，才回家。走的时候，所有的乡亲都回家了，他和他的同学们，直接转身离开了村口，冯月卿甚至都没有再回趟家，就离开了。我想喊他，可是话到嘴边，并没有，他被一群人拥着，我又算个什么？少爷的跟班？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七月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