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天长节这天，“一·二八”事变的硝烟刚刚散去，上海的日本侨民及军政官员在虹口公园举行了盛大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当日军阅兵式开始后，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早有指令要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所以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纷纷退场。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官员了。11时30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上台下全体日本人高唱国歌《君之代》，十八架日本飞机在歌声中呼啸掠过上空，随即开始鸣放二十一响礼炮。随着第三声礼炮声响，朝鲜志士尹奉吉冲出人群，将一颗炸弹扔上了主席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主席台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和浓烟之中。在炸得鸡零狗碎的主席台上，河端贞次（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腹裂即死，白川义则大将（上海派遣军总司令）身中二十多块弹片至5月26日毙命，野村吉三郎中将（第3舰队司令）、植田谦吉中将（第9师团之师团长）、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都被炸伤。
尹奉吉行刺一事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天晚上，李哲夫看完书回旅社，路上忽然窜出几条黑影，那是手持武器的日本浪人，他们拦住李哲夫的去路，为首一人在路灯下举起一张写着字的纸，恶狠狠地说：“念一遍！”
李哲夫照着纸上写着的“十元五十钱”念了一遍，他的日语发音很标准，没有任何破绽，几个浪人以为他是正宗的日本人，点头致歉，把路让开。这些浪人是在找朝鲜人的茬儿，他们根据“十元五十钱”这几个日语词汇的发音辨别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朝鲜语中没有浊音，讲这几个词有困难。如果朝鲜人被辨认出来，则会被施以殴击，甚至有因此丧命的。
李哲夫刚回到旅社，就见几个便衣警察推搡着一个青年出来，那个青年是个朝鲜学生，出门时啐了旁边一个台湾同学一脸：“台湾人是不是当顺民当上瘾了？”——正是这个台湾学生向警察告密谁是散发传单的人。
李哲夫默默地看着那个朝鲜青年被押走，他曾听说，日本高官们一得知要被调派到朝鲜去任职都愁眉苦脸，而被调派到台湾去的则心情畅快，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的“治台政策”里，对台湾人评价甚低：台湾人没什么原则，自私，没什么民族意识，很好对付，台湾人怕死就用高压，台湾人贪财就用利诱，台湾人爱面子就用虚名笼络……
此前还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他——1928年5月14日，日本皇族久迩宫邦彦亲王以陆军检阅使身份来台湾视察，在巡视台中时，被朝鲜人赵明河以短刀行刺，事败，赵明河旋即被捕，后以“对皇族不敬”的罪名被处死。这被称为“台中不敬事件”，时任台湾总督的上山满之进被迫引咎辞职。许多台湾人对赵明河的行径大为不解，只是把这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认为赵明河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朝鲜人是有血性的，刺杀割占台湾的罪魁、曾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也是朝鲜人安重根。而某些台湾人在皇民奴化教育下所造成的扭曲心灵，让李哲夫十分寒心：“台湾人的血性到哪里去了？”
白天的东京热闹而喧嚣，入夜的东京静谧而庄重。李哲夫却心情烦闷，无心睡眠，信步来到皇居南面的日比谷公园，这是日本第一座具有西洋风格的花园，内有西式花圃、开放的空地、喷泉。他却无心观赏，坐在公园的长凳上，静静地望着夜雾中一盏盏朦胧的街灯。
“台湾人是不是当顺民当上瘾了？”
这个朝鲜青年的话一直回响在李哲夫耳边，不，台湾人决不能甘当日本殖民者的顺民！但是，和强大的敌人抗争是要讲策略的。他小时候与日本小孩打架时就得出教训，台湾人与日本人正面冲突是要吃亏的，黄阿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与日本人斗争呢？他想起了东亚同文书院收集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吗？”在当时，这个念头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的味道，在他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正如眼前桔黄色的电车光亮划过路面而流逝在夜幕之中。
在桦山哲太郎的帮助下，李哲夫进入了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同文书院入学考试。他起初以为自己学习算用功的了，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同班同学竟然个个通宵达旦，争分夺秒地念书，为的就是出人头地。
李哲夫是中途插班的，班长说：“真是对不起，只有一个空座位了，不介意的话，就和‘虱子’同桌吧。”
李哲夫奇怪地问：“虱子？”
班长说：“哦，你很快就知道了，请务必忍耐一下。”
周围几个同学听了“嗤嗤”地坏笑起来。
李哲夫的桌是一个叫梶冈弘毅的大阪人，此人厚厚的嘴唇，又矮又瘦。李哲夫向梶冈打招呼；“我叫井上哲夫，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梶冈点了点头，他看上去没什么异常，但李哲夫很快就发现这个同桌的与众不同：他衣服邋遢，身上还散发着浓浓的臭味，看来很多天没有洗澡，这在喜欢洗澡的日本人中非常罕见，加上那浓重的大阪关西口音，说起话来让人极不舒服，因此，没有同学愿意搭理梶冈弘毅，也不愿意和他同桌，全班只有他是一个人坐一张桌子，李哲夫来了，他才算有了同桌。
梶冈弘毅因为长期不洗澡，身上长了很多虱子，他抓到虱子后不是弄死，而是养在钢笔帽里，一有空就打开笔帽把虱子放出来比赛竞走，比赛完了再放回笔帽里去。他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自得其乐，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虱子才是他的朋友。“虱子”这一绰号由此而来。
李哲夫后来才知道梶冈弘毅的身世：梶冈的父亲和他人合伙经营地下钱庄，他出生不久时，钱庄因经营不善倒闭了，父亲欠下一大笔债，被债主逼得自杀，母亲抛下了他改嫁，三岁的梶冈弘毅就成了孤儿，是他的叔叔收养了他。在读完义务教育以后，小弘毅在叔叔的小面馆里帮着打下手以换一口饭吃。改嫁的母亲有时会跑来看看小弘毅，给他带一个饭团子什么的来，但他从不开口和母亲说话，总是默默地大口吃完那个饭团子，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脚尖，直到母亲离去。没有人知道梶冈弘毅在想什么，或者说，没有人会去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像一条小野狗、一只小野猫似的在自生自灭。但其实梶冈弘毅在思考，在很认真严肃地思考着。在他眼里看来，他被这个社会完全抛弃了，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他，因此，他决定自己救自己。怎么救自己呢？梶冈弘毅如果那时说出他的拯救方案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的——他要去考陆军士官学校！竞争率几十取一的陆军士官学校岂是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苦孩子能考上的？但梶冈弘毅下定了决心，非常有毅力，晚上走十几公里去上夜校补习高中功课，每天如此，终于进入了早稻田预科学习，距离考取陆士这一理想只有咫尺之遥了。
李哲夫知道梶冈弘毅的身世后，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也佩服梶冈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不像别的日本同学那样对“虱子”冷眼相加，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看待，在经济上接济他。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贫困不仅仅是梶冈弘毅的个人情况，而是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
1929年，由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世界贸易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严重依赖外贸的日本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大批中小企业和银行倒闭，光1931年全国的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七十万。据农林省发表的经济调查报告，日本农民的家庭年平均所得从1928年到1931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许多破产的农民和工人把女儿卖到妓院，全家因为穷困而集体自杀的报道时有耳闻，城市里到处充斥着苦力和盲流。
李哲夫因为家境尚可，温饱还不是问题，但梶冈弘毅就不同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每个月家里给李哲夫寄二十五日元生活费，除了十五元作为房租，李哲夫只有十元零花钱，他把这十元分成两半，一半给梶冈，一半留给自己，看到梶冈的便当盒子空了，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梶冈就像吃小时候母亲带给他的饭团子那样，默默地吃完这一半饭菜，什么话也不说。
凄惨的幼年经历使梶冈弘毅异常孤僻，从来不知人间亲情，不寻求同情和友情，对李哲夫的关心冷漠相对，但是李哲夫从不介意。
复习备考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李哲夫惊讶地发现梶冈弘毅不来上课了，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在加紧学习，没有人去关心“虱子”的死活，日本社会就是这么冷漠，日本人只崇敬强者，弱者只会被冷落、被欺凌。李哲夫却很不安，考取陆军士官学校是梶冈的夙愿，在这节骨眼上缺课，他一定是出事了。
李哲夫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梶冈弘毅栖身的一个又小又破的旅馆，一进屋，一股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俱，地板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书籍和发臭的衣袜，梶冈躺在榻榻米上，只盖一条薄被，发着高烧，双颊凹陷，有气无力地哼着。李哲夫大吃一惊，问梶冈究竟怎么了，梶冈只睁眼看了他一眼，便又闭上眼不理不答。
李哲夫找到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厌恶地说：“医生说是肋膜炎，治好要一大笔钱。你看他那穷鬼样，欠了我两个月房租，哪有钱治？你是他的亲戚吧，赶快把他弄走，房钱我也不要了，他赖在这里，我连别人的生意也没法做，死在这里更麻烦……”
李哲夫不去理会老板娘的唠叨，说了句：“对不起，请等一下。”匆匆赶回住所，把自己的积蓄取出来，再赶回去交给老板娘，“拿这些钱去给梶冈先生请个好大夫吧，再给他弄点有营养的吃的。”
老板娘见钱眼开，马上换了脸色，说：“你这位贵人早来，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不过，要看病，还要伺候他吃好的，这些钱恐怕还不够……”
李哲夫说：“不够的话，请尽管向我开口，我再想办法，救人要紧，拜托了！”
三天后，梶冈弘毅高烧退了，一个星期后，他重新回来上课。
一个月后，李哲夫和梶冈弘毅双双实现了梦想，李哲夫考取了以培养在中国工作的人才为任务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而梶冈则考取了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
告别时，梶冈弘毅才知道，为了给他凑钱治病，李哲夫把自己的棉衣和毛衣典当了，他问李哲夫：“你到了冬天怎么办？”李哲夫满不在乎地说：“听说上海的冬天暖和着呢。”
从来都是面无表情、好像没有面神经的梶冈弘毅，在接到陆士的录取通知书时都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此时听了李哲夫这话，他却涌出两颗大大的眼泪。
“马上就要成为神气的帝国军人了，哭鼻子可不行啊。”李哲夫拍着梶冈的肩膀说。
两人紧紧拥抱，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