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国鼎的生涯中，相比起他促进台湾电子产业发展的功勋，《票据法》修正也许只是他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侧面。但这件事情恰说明，即便一个人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但当整个社会对问题认识还不够清晰时，要推动改革是很困难的，哪怕他是“财政部”部长。
1960年的修正案维持了13年，李国鼎主持的1973年修正案只维持了4年时间。很快人们就发现，加重刑罚仍然无法遏止空头支票，票据犯反而以更快的速度被抓进监狱。
戴立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致力于票据刑罚的废除。
徒劳的力争
有人开始明白了
1974年6月，戴立宁从哈佛大学归来，继续在税制委员会工作，当时台湾岛内在税制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销售税的改制工作，把传统式的销售税改成欧洲式的增值税（Value Added Tax，台湾地区称做加值税）。戴立宁在税制会工作期间参考了外国政府的各种税收制度，写了不少关于税收改制的报告。
另外，他和一同去哈佛的张五益感到在实践中，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会计部门，都经常需要计算往年的税赋，这就要用到以前的税法。如今，由于网络的发达，查阅以前的法律已经不成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坊间几乎没有办法查到那些已经过时的旧法。戴立宁和张五益分工，张五益负责财务和经营，戴立宁则挂名总编辑，合作出版了一大套台湾《财政部税务法令汇编》，囊括了所有的税目，分从立法（立法沿革）、行政（行政解释令）、司法（司法解释、判例、判决）三方面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一共十余本。这一套法律汇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会计师、律师几乎人手一册，某一年单年度发行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万元新台币。
除了工作与汇编法律之外，戴立宁开始注意到愈演愈烈的空头支票事件。
关注这件事也可以反映出戴立宁的性格。事实上，空头支票作为金融的一部分，并非是戴立宁的本职税制研究工作，按照传统的官场来说，狮子老虎各有自己的地盘，只要不是自己的地盘，就不要随便发言，而只要是自己的地盘，也绝不欢迎别人乱插嘴。戴立宁作为公务员，却涉足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并且其论点与现有政策相抵触，显然是要承担风险的。他这么做，反映出他只想着做事、不大顾及别人感受的性格，也根本不懂得“为官之道”。
他写了一篇名为《空头支票处刑之商榷》的论文，发表在“财政部”发行出版的《财税研究》（第9卷第4期，1977年5月）上。
在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票据法》再次面临修订。
1973年，台湾“立法院”将每张票据的刑罚罚期从一年提高到两年，但刚刚过了4年时间，人们竟然发现两年的罚期又不管用了。更多的人被送入了监狱，而且空头支票仍然层出不穷，数量节节上升，于是人们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罚期提到三年？
1976年6月，修正《票据法》功败垂成的李国鼎已经离任“财政部”部长一职，继任的是费骅。果然，在他的任上，一份新的修正案又提交给了“立法院”，在新修正案中，一张票据的刑罚从两年提高到了三年。这意味着，只要开7张空头支票，就可以达到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20年，惩罚之重令人咋舌。
也正是由于刑罚过重，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时有人已经意识到，即便再加大惩罚力度，也不见得有用。他们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即便不见得能够一下子找到解决之道，却把空头支票刑罚带来的问题逐渐揭开了。
如果说《违反票据法问题之研究》只是行政当局内部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时进行讨论的已经有了民间力量的身影。
较早期的文章包括：1977年1月25日，曾经担任“经济部”部长的张兹闿在《国际金融简讯》发文《使用银行服务的一个坏习惯，所引起的“人头支票”问题》，明确地说：“如果社会上仍如此之滥，而银行处理支票仍如此马虎，则既使罚则增高至枪毙，仍不能堵塞此种漏洞。”张兹闿所谓“银行处理支票如此马虎”，是指开设甲种账户的审查如此不严格，以至于即便没有信用的人都可以钻漏洞开设。
张兹闿在这里提出了“人头支票”的问题，这也是台湾社会由票据刑罚衍生出来的另一大弊端。所谓人头支票，是指诈骗集团专门为了诈骗而使用的支票。为了对付空头支票问题，政府除了制定严厉的刑罚之外，还缩减了空白支票本中支票的张数，从最初的100张逐渐缩减到了25张，一个人刚开户时只能领到25张一本的支票本，并且只有使用完20张之后才能申请下一本支票本。随着信用的累积，他可以申请50张一本的支票本，最高信用者可以申请100张一本的支票本。
政府认为信用高者不会乱开空头支票，而信用低者即便出问题，也只有25张空白票。但这样的限制却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于许多人来说，25张支票并不够实际的需要。
在困扰正常生意人的同时，这样的措施对于诈骗集团却毫无影响，甚至创造了一个人头支票行业。
诈骗集团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空白支票，会借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人头”积累支票。在最初阶段，“人头”们频繁地使用支票签发小额款项，并且总能及时还上钱款，因此他们的信用上升很快，一两个月后就已经可以申请100张的支票本。同时，当该支票本用完70%时，他们就可以申请下一本，也就是说他们最多能够积累130张空白支票。
当培养时间一结束，诈骗集团利用这每人130张的空白支票进行诈骗，使市场上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的空头支票。所有的人头支票几乎都是空头支票。
严格的管制限制了好人的生意，却阻不断恶意者的侵犯，因为他们总是能够钻到空子。
张兹闿的文章聚焦在人头支票上，虽然已经意识到罚则的无效，却未明确建议废除对空头支票的刑罚。
此处，1977年6月6日，台湾着名投资家、评论家邱永汉也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票据法上的罚则是否可以考虑加以废除》，明确提出了应该废除票据刑罚。
《空头支票处刑之商榷》
戴立宁的文章稍早于邱永汉，并且写得非常有条理，将空白支票刑罚的问题写得很透彻，明确指出必须废止刑罚，让市场自动调节人们的信用。如果是资金一时周转失灵，持票人和开票人很容易达成还款协议；如果一个人空头支票开多了，自然会失信于他人，也就没人再要他支票了。这样的惩罚足够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转，并不需要行政的干预。
在这里，不妨再追溯一下戴立宁对空头支票研究的源头。
第一，在东吴大学求学时期，戴立宁接受大法官林纪东的教育刑理论。这位大法官与兼职教授特别强调“悯刑”的观念。悯刑要求不做无谓的惩罚，也不做过分的惩罚。如果把无辜的妇女都关进了监狱，当然称不上悯刑。
第二，英美法系要求人们尊重传统，如果一个事物是通过传统慢慢发展起来的，并且符合人们的需要，那么就应该承认它的地位。法律只是在事后追认它的合法性，并在承认的基础上做出一定合理的规范。而远期支票也是台湾社会发展出来的一种民间信用工具，已经深入到经济的各个方面，法律如果废除它，只会导致民间金融更加混乱。
第三，戴立宁此时恰好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许多他后期的理论正在形成，这时的他已经注意到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他认为如果市场可以自发地产生规则，那么政府就不要干预，政府所做的是对具有严重外部性的事情进行规范和参与。
第四，他之所以了解空头支票刑罚问题，得益于他的经历。在台湾大学时，他的导师韩忠谟是研究刑法的，作为研究生的他自然对于当时的票据刑罚有所耳闻。再到后来，戴立宁虽然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却也在大学里当兼职教师，教授商事法。商事法课程里包括了票据法，这让他警觉到，票据犯罪占据了所有刑事犯罪的70%，于是开始着手认真调查研究。
在《空头支票处刑之商榷》一文中，戴立宁用几个统计上的关键性数据来检验对空头支票处刑的实际效果。
第一，预防效果如何？
根据一般预防主义的观点，刑法是给没犯罪的人看的，让他们惧刑法严苛之可怖而不敢犯罪，那么，《票据法》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调查数据，在票据罪犯中，犯罪前知道《票据法》有刑罚规定的只占63.32%，不知道的占36.68%。更说明问题的是另一项数据，在回答签发支票时有没有想到将受刑事制裁的提问时，65.25%的人表示没有想到。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签发一张支票而已，没有想到会被卷入到刑事犯罪中。
这个数据也反映了社会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认为签发远期支票就是犯罪，所以不管处多重的刑罚，如果人们都没有感受到这是犯罪，那么所谓的预防则是无效的。
那么，对于特别预防主义的观点，即刑罚是为了教育，是否有效呢？
另一组调查数据说明了问题，数据显示，即便在坐牢之后，也只有48.37%的人表示已经感觉到了过去的错误，对人有愧，那么至少还有一半的人仍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这还由于是政府部门做的调查，如果是私下里，表示不服罪的比例可能还会高很多。
这些事实无一不表明，人们即便入狱了，仍然感到莫名其妙，或者表现出不满。
第二，入狱人数是否下降？
重刑带来的恐怖后果就是入狱人数一再增加。戴立宁列出了1973年《票据法》把刑期从一年修订成两年后所带来的后果，这可以和1960年修订后的情况作一个对比。
前面已经提到，1959年和1963年违反《票据法》的案件数分别是22610件和40583件，接受自由刑的人数分别是43人和801人。
而第二次修订后的1973～1976年间，违反《票据法》的案件数分别达到36893、36619、68131和102067件，开始两年还显得节制，后来则每年以近1倍的增速冲高。
至于判处自由刑的人数则更加代表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四年间，分别是3540、4248、10623和19716人。
可以把1959年和1976年单独拿出来作一个对比。1959年没有票据刑罚的规定，只有个别的人因为涉嫌诈欺罪被判刑，且刑期不长，当年判刑人数是43人；不到20年的光景，1976年判刑人数已经增加到1959年的450多倍，刑期也是逐渐加重。与此同时，空头支票案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5倍。
第三，法院是否处理得过来？
由于票据案件占所有刑案的百分比大幅增加，法院的负担加重，法官们也不堪其扰，到了1976年，高等法院审理的68.74%案件和地方法院审理的69.25%案件都是票据案件，比起1963年的36.29%几乎翻了一番。可以说，每加重一次刑罚，票据案的刑案占比就增加一次。
这里，引用一段邱永汉的话，邱永汉在《票据法上的罚则是否可以考虑加以废除》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司法当局对票据犯罪不胜其扰、鸡飞狗跳的情景，可以作为一篇讽刺文学来阅读：
据说，最近司法当局最感头疼的是关于支票退票的案件有增无已。例如，台北地方法院一个月内受理的票据案件多达四五千件，如果由各推事分担审理，每人将承办200件左右。加上其他的刑事案件，每名推事的工作量真是够瞧的。
也许就为了这个缘故，四月开始，台北地方法院设立了“票据法庭”，由四个刑庭负责审理票据案件，而票据法庭承审推事每人分担的案件约在350件前后，至于票据法庭以外的推事承办案件则在100件上下。
单是这一数字就不难想见票据法庭推事们案牍劳顿的情形，但最使司法当局困惑的，还不是案件太多，理不胜理，而是根据票据交换所所送被告资料寄送传票时，往往会发现被告业已迁移他处，以致无法送达本人。不得已，以公函请求户籍机构代为查询，而根据新地址发出通知时，不是被告再度乔迁，就是“本人不住在这里”为理由，拒绝收售通知。最后，法院不得不以“公示送达”的方式，将传票张贴在法院的公告栏内，寄望本人看到后自行投案。公示30天，被告仍未投案的话，法院得以迳行判决，或将之拘留。但是，在此公示期间，法院仍应继续向户籍机构查询被告住所，如获得新地址，就得再一次寄送传票，要是遗漏了这一步骤，就构成送达不充分的要件，判决之后，被告得据以上诉。
民间罪犯充斥，官府不胜其扰，也难怪人们会感叹说“空头支票漫天飞、法曹案牍如山积”。
第四，关于欺诈和非欺诈的公平问题。
由于对空头支票的处罚过重，整个刑罚体系乱了套。本来，票据犯罪的严重程度远低于诈欺罪，但实际判刑上却可能比诈欺罪重得多。上文谈到了连续犯的问题，诈欺罪适用于连续犯罪的规定，于是最多只能判7年半，但票据犯的最高刑期已经到了20年，再高就只能是无期徒刑和死刑了。这样的判决显然有违公平。
第五，退票金额和退票数的关系，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也许还有人会说，前面所述的事实只能说明两点，第一，票据刑罚加重了，第二，犯罪人数上升了。但这时，人们可以争辩说，如果票据刑罚不加重，犯罪人数会增加得更快，如果废除掉票据刑罚，犯罪人数会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