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出事只是时间问题。戴立宁与林振国切割开来之后，当证券市场有问题时，人们会直接去找戴立宁负责，而非林振国，一旦戴立宁倒台，也不会连累林振国。当别人找戴立宁麻烦时，林振国还可以作为一个中间人进行协调，以此达到润滑关系、减小风险的作用。
另外，当年“十信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后，很多人都在严厉批评金融当局的处理方式，戴立宁虽觉委屈，但陆润康叫戴立宁不要回应，因此戴立宁选择了沉默。直到下台，戴立宁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有一种有冤难申、百口莫辩的感觉，因此在切割了与林振国之间的权责后，戴立宁一方面会被推到第一线去面对各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将有机会尽力为自己辩护。日后我们将看到，戴立宁的这一安排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上任之初，他已经有了一整套对证券市场的改革思想，但改革的起点却是一件不期而至的事情：华隆集团增资案。这个起点对于其前任来说，就是颇为棘手的一件事，并且不管如何做，都是出力不讨好，遭到一片质疑声。戴立宁的第一把火必须烧到这个已经不能再拖的问题上。
增资案开闸
股票玩家翁大铭
证管会是一个火山口，不停会有大大小小的喷发，改革者在筹划进行长远改革的同时必须随时应付这些喷发。除此之外，还不能让市场停摆，只能“穿着衣服改衣服”，如何协调三者的关系，是最考验人的智慧和耐心之处。
在这种艰险的环境中，戴立宁的一举一动处处曝光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都会受到无数的解读，从而增加改革的难度。这在他上任后碰到的第一桩事件“华隆集团增资案”中就可以看出来。
就在戴立宁上任的当天，即1993年4月10日，台湾《联合报》就在介绍证管会换将的文章中指出，“华隆集团上市公司增资案、开放当日冲销等问题均迫在眉睫”。①实际上，当时的华隆集团上市公司增资案就像一块巨石般压在证管会的胸口，让人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戴立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人们纷纷猜测的焦点。
华隆集团和台湾股市重要的炒手翁大铭有关，而翁大铭又是当时台湾人又恨又爱、集天才与魔鬼于一身的传奇人物。监管层面对这样的人，不管怎么处理，都会引起无数的争议。
1977年，台湾着名企业家翁明昌逝世，在他的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华隆集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翁明昌死得突然，27岁的儿子翁大铭，以及年龄更小的三个弟弟都来不及接班，商业帝国被翁明昌的两位重臣王又曾和焦廷标瓜分，作为死者儿子的翁大铭只抢到了庞大帝国中嘉新畜产一家公司。
但翁大铭经过三年的布局，抢回了华隆集团的主导权，并且扩充了集团的实力。这就是颇为人津津乐道的台湾版“王子复仇记”，也为翁大铭树立了名声。1980年，翁大铭从另一位财阀郑周敏手中拿到了国华人寿，在金融界有了立足点。
翁大铭在金融界、政界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当时，台湾股市流行四大天王之说，分别指的是雷伯龙、游淮银、沈庆京、邱明宗。从表面上看，四大天王中没有翁大铭。但是，且慢，原来高居第一的雷伯龙就是给翁大铭打工的，也就是说，前面唱戏的是雷伯龙，后面牵绳的是翁大铭。另外，翁大铭在政界也积累了不小的势力，后来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台湾“考试院”院长关中和当时的台湾“交通部”部长张建邦等人都与他交情颇深。
然而，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却突然爆出了一个丑闻——华隆案。所谓华隆案，是指翁大铭等人涉嫌把国华人寿的股票低价卖给“交通部”部长张建邦的女儿女婿，时价高达1800元的国华人寿股票被以每股180元的价格卖掉。这事逐渐演变成丑闻并导致“交通部”部长辞职。而翁大铭也身陷囹圄，一审被判3年6个月。然而，等待二审判决时，处于保释期的翁大铭却决定参与“立法委员”选举，并于1992年顺利当选，反而开始了新的传奇生涯。
他在“立法院”拉帮结派，形成了政治势力。因此，政府官员不愿惹他，而资本市场有的人赞，有的人骂，对其褒贬不一。
也正是因为此，当华隆集团提交增资申请时，证管会的人知道坏事了，面对这个他们惹不起却劣迹横生的人物，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华隆集团下属有三家上市公司：华隆股份有限公司、嘉新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嘉畜公司和农林公司）。在戴立宁上任之前，这三家公司就已经向证管会提交了增资申请，其中华隆公司和嘉畜公司是盈余和资本公积增资，农林公司则是现金增资。
所谓盈余转增资，就是将一家上市公司的盈余不直接发给股东，而是发给股东新的股票，把盈余转成资本金。上市公司产生利润之后，除了有一部分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分配以外，其他的都是可以发给股东作为投资回报的。上市公司既可以发现金给股东，也可以把这些可分配利润转化成资本，以股票的形式发给股东，前者叫作现金股利，后者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叫作股票股利，而股票股利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说就是盈余转增资。当时台湾的上市公司，都喜欢采用盈余转增资，既为公司保留了现金，也增加了股东的股票数量。
至于资本公积，来源比较多，当时台湾比较常见的是股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当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时候，票面价值一般是固定的，比如10元，假如这时市场认购非常踊跃，那么股票就能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出售，比如30元。假设10元的股票卖了30元，那么每股就会有20元的溢价。这时候，股票发行的溢价总额形成了资本公积，这部分钱不能分配给股东，只能用于增资，也就是再发行新的股票给投资者。
而现金增资则是发行新的股票，筹措资金，概念较为简单。
在华隆集团的几个增资案中，争议较大的是华隆公司和嘉畜公司的增资案。戴立宁上任时，华隆公司的增资案是三年内的第四次申请，嘉畜公司增资案则是两年内的第三次申请。这些增资案对证管会来说是左右为难，由于在人们的心目中，增资就意味着增加股票的数量，而增加股票的数量，被认为对股东有利，让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股票换钱。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证管会战战兢兢，生怕获得个图利翁大铭的名声。但是，翁大铭在政经两界的势力很大，证管会又对其影响力有所畏惧，结果搞得进退两难，只能拖下来，慢慢变成了陈年老案。
戴立宁上任后，这个烫手的山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盈余转增资乱相
戴立宁接下此案后，认为增资案的核心问题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一是谁对盈余数字的准确性负责（其中资本公积的数字相对准确，争议也少，而盈余往往有水分，因此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对于华隆集团增资案，证管会迟迟不敢批准，重要的理由就是担心盈余数字的准确性。比如，一家亏损的企业可能造假成盈余，再利用这部分造假出来的盈余进行转增资，谁应该监督企业的盈余是否可靠？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二是假如盈余和资本公积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证管会是否应该准其转增资？
戴立宁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不符合当时的常规。他认为，证管会由于人手和能力所限，当然不知道盈余数字是否准确。因为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成百上千，证管会不可能知道每一家公司的具体状况，假如这些事情都成为证管会的责任，那么证管会将需要增加大量的人手，从而变成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构。
与在保险业中保费的计算应交由精算师完成同样的道理，在证券业内，负责计算财务的会计师应该对盈余数字的准确性负责。
注册会计师受过严格的训练，有丰富的财务知识，熟悉上市公司的运作，公司盈余数字由这些人签字认证一般会比较准确。而且会计师事务所处于竞争环境中，效率高于政府机关，这反过来又避免了证管会本身的膨胀和低效。
假如真的出问题，证管会也可以通过事后惩戒来进行管理。
至于第二个问题，戴立宁的回答是，只要数字准确，那么证管会应该大幅放松，甚至放弃相关审批权力，让企业自主决定是否需要转增资。
他甚至认为，盈余转不转增资，对于企业的业绩、股东的利益等，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人们纠缠于这个问题，就像与空气作战一样荒谬。比如说，甲公司希望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发行了100张股票，每张的票面价值是10元，有50个投资者以每张30元的价格买到了股票，每人买了2张，这样甲公司有了1000元的资本和2000元的资本公积，两者合计就是甲公司投资者所拥有的所有者权益，共3000元。②每股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是30元（3000/100）。
当投资者在交易市场中买卖股票的时候，其买卖的并非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而是股票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
假设经过了1年的经营，甲公司表现优异，产生了1000元的利润，这时候每张股票的票面价值还是10元，但其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已经变成了40元，也就是说单个投资者持有的所有者权益已经变成了80元（每人2股）。
假如这时候把1000元的利润和2000元的资本公积按照每张股票10元的价格转增资，那么需要新发300张股票给现有的50个投资者。这样一来，每张股票的票面价值依然是10元，而每张股票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也是10元，但单个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数变成了8张，单个投资者持有的所有者权益依然是80元。
假如这时候上市公司选择把1000元的利润以现金股利的方式发给投资者，那么每张股票的票面价值保持在10元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将缩水为30元，这时候单个投资者将持有60元的所有者权益加上20元的现金。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盈余和资本公积是否转增资，照理说不应该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有什么影响。从会计上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左边是资产，右边是所有者权益和负债。无论是盈余、资本公积，还是资本，都属于所有者权益，也就是说当盈余和资本公积转换成新发股票时，它们只是所有者权益内不同子项在会计科目上的变化，所有者权益总额本身没有改变。对上市公司来说，盈余可以直接使用，盈余变成新股份之后仍然可以直接使用，公司可以使用的资源并无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钱从上市公司中流出，也没有钱流入，只是存放钱的位置由左口袋换成了右口袋而已。
既然盈余转增资对于股东和企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证管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不放？答案在于管理心态。
当时台湾的证券主管机关害怕股价下跌会引起股民的抗议，因此严格控制股票的供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监管部门对一切形式的新增股票都严格审批，盈余和资本公积转增资会增发出新股票，结果也成了监管部门审批的对象。
另外，由于台湾市场上股票少、资金多，以至于不管是盈余转增资，还是资本公积转增资，都存在着一个现象——增资后的股价相对更高。
还是以甲公司为例，假如把1000元的利润转增资，发了100张票面价值10元的股票给投资者，这时候单个投资者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依然是80元，但持有的股票数变成了4张。由于这时候每张股票所代表的所有者权益变成了20元（10元的票面价值+10元的资本公积），只有原来的1/2，因此股价需要除权，假如之前是100元，那么现在应该只有50元。但交易市场中股票不足，而且投资者缺乏投资知识，因此产生了一种假象，就是市场认为甲公司的股票变得便宜了，这时候大家会来热烈抢购甲公司的股票，结果可能又把股价拉升至75元，甚至100元，这就叫作填权。原有股东发现股价只下跌了25%，甚至没有下跌，但自己的持股量却翻了一倍，个人的账面财富大幅增值，因此非常高兴。
假如甲公司选择的是现金股利，而非股票股利，将1000元的利润分给投资者，那么单个投资者将持有60元的所有者权益加上20元的现金。由于所有者权益只有原来的3/4，因此照理说股价应该缩水为原先的3/4。即使这时候也发生填权的现象，但股份总额并未增加，甲公司股份的持有者无法通过获得新股票的方式来放大自己的账面价值，而想购进甲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也很难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入，因此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市公司，都希望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而非现金股利。
正因为此，人们普遍认为增资案对于股东是有利的，因此，证管会对于增资案要严加审查，而上市公司也乐于进行转增资，更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是人们的感觉造成的，只要资本市场存在严格管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管制越严格，情况越严重。如果股市的规模加大，水池加深，这样的情况会轻微许多。
①陆倩瑶，《健全期货股市 戴立宁面临挑战》，《联合报》第17版，1993年4月10日。
②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权，所有者权益并非只有股本和资本公积这两个组成部分，此处仅是为了简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