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立法委员”翁大铭则认为，既然空头支票刑罚应当废除，那么股价操纵的刑罚也应当废除。戴立宁认为，空头支票刑罚之所以要废除，是因为开空头支票的人大部分都是诚实的，在开支票时并不知道还不上，而股价操纵从一开始就是欺诈行为，应当承担刑法责任，二者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他绝不会让步。
雷伯龙的“自首”引起了一阵喧嚣之后，就再没有人理睬。曾经被股票炒手们寄予厚望的“924游行”以平淡告终。
甚至“924游行”还给戴立宁带来了新的机会，改革的最好时机已经来临了：他必须尽早将他的构想变成现实，使得人们看到股市越变越好，才能够说服他们。况且，投资人的诉求中，有许多是他早已经安排在日程中的，正好可以借着投资人的诉求，名正言顺地进行改革。从这一天开始，戴立宁的改革也呈现了加速的趋势，一件接着一件地铺开。开放1994年年初戴立宁在台湾地区举行的国际期货会议上发言当日冲销，再造柜台市场，开放外资，建立指数期货市场，强行将不达标的封闭式基金改成开放式，集中保管股票。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戴立宁不知疲倦地进行了人们也许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推动的改革。
即便仍然充满了争议，但他的改革带来的成果，使那些质疑他的人在一年后为他献上花篮表示感激。
台版纳斯达克的重生
冷清的柜台市场
在戴立宁对股市的改造中，影响最大的措施之一，就是重新改造了柜台市场（台湾叫店头市场）。
美国的纳斯达克最初就是用电子平台为各柜台市场提供自动报价的系统，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正是纳斯达克使得众多的科技企业成长壮大，并最终成就了世界经济的科技奇迹。
台湾的柜台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科技腾飞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柜台市场可以说是伴随着台湾高科技产业、创投事业一同发展，许多不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纷纷选择了上柜交易。新的柜台市场也成了台湾经济，特别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台湾版的纳斯达克，或者“台斯达克”。
但是，这个“台斯达克”在戴立宁就任之初却是一个接近死亡的市场，人们普遍认为柜台市场很可能会被关闭。经过戴立宁的改造，柜台市场不仅没有死亡，反而成为台湾股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对柜台市场实行改造的过程中，戴立宁的理念也得到了重要的运用，那就是：发行市场是第一位的，股市最主要的目的是让需要钱的企业获得钱，让需要投资的人找到合适的企业。因此，柜台市场要让更多的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从而满足它们的融资需求。
如今，大陆也推出了创业板，也想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发展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台湾柜台市场成功的例子尤其值得借鉴。通过对比，也可以看到大陆的创业板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阻碍了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
1962年，台湾证交所成立后，风起云涌的银楼（柜台市场）时代就结束了，以前股民们是和银楼打交道，从此改为和券商联系，在集中交易市场完成交易。
但台湾的集中交易市场始终存在品种少、上市门槛高的问题，以至于戴立宁很早就发现，许多需要融资且资质不错的企业，由于上市门槛过高、达不到上市标准而无法上市融资。他认为，必须给这些企业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为它们做融通。
1981年，证管会划归“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戴立宁在制定股市发展长期规划时，其中的规划之一就有柜台市场。
到了1987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台湾“财政部”为便利中小企业筹资、扩大证券市场规模，指示证管会加速规划股票柜台交易市场。1988年，柜台买卖中心成立，不过，当时的柜台买卖中心挂在台北市证券商业同业公会的名下，属于证券商业同业公会的一个机构。
在这里，不妨把上市和上柜的区别讲一下。如果一个公司在集中交易市场发行股票，叫作上市；如果在柜台买卖中心发行股票，叫作上柜。
集中交易市场就像一家百货公司，所有的商品集中展示，价格透明。而柜台买卖中心则像遍布城市的小店铺，每一家店铺即便卖相同的商品，价格也可能不相同。
在集中交易市场上，如果股民甲要卖出1000股上市公司股票，他需要在券商甲开户，券商甲将在证交所集中交易市场挂出卖单并标明价格。股民乙需要购买1000股股票，他在券商乙开了户，于是券商乙在集中交易市场挂出1000股的买单并标明价格。证交所根据所有的买单和卖单进行撮合，使得交易完成。而最后一笔交易的成交价就是股票的时价。这里，证交所是集中撮合的中介机构。
而如果上述例子发生在柜台买卖中心，柜台买卖中心并不负责撮合，券商甲和券商乙要单独通过电话寻找买方、谈论价格。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有好几个买单和好几个卖单，券商之间要分别沟通确定价格，很可能出现每一笔交易的价格都不相同，而且相差很大的情况。
由于价格的不确定性，投资人对柜台交易市场充满了担忧，不敢轻易涉足，这使得交易更加冷清，交易的冷清又反过来加重了价格的偏离。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柜台买卖中心自创立之初就发育不良。
戴立宁上台时，在柜台市场上柜的股票不过11只。与创立时期的初衷——让它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服务——相差甚远。以至于1994年1月10日台湾的《中央日报》略带嘲弄地描写了当时的柜台市场窘境：
店头股票市场上柜家数一直在10家上下徘徊，无法向上扩增，去年有一家日南纺织申请上柜，但又撤件，已使今年上半年无新上柜公司，这种冷清境况，使店头股票市场时有关闭之说。
戴立宁担任证管会主委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股市上市企业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他让集中交易市场加速审批流程，将合格的企业都放行。但同时，集中交易市场的上市门槛相对较高，以至于许多企业很难上市，特别是许多高科技公司。比如，一家企业如果要建设一条晶圆生产线，它的投入可能高达上千亿元新台币，而晶圆厂从投产到赚钱需要几年的时光，在不赚钱的时候，企业想上市非常困难。
集中交易市场规定了三类公司可以上市：第一类要求5年赢利；第二类要求3年赢利；第三类是针对科技企业的，不要求企业赢利。但在执行上，对于什么样的企业是高科技企业、由谁来认定其产品具有开创性等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使得集中交易市场实际上没有第三类公司上市。戴立宁上任后，证管会才与“经济部”进行联系，由“经济部”来认定企业产品的开创性。企业拿着“经济部”开出的资格认证，可以申请第三类上市。但这条管道毕竟有限，无法满足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上市需求。
只有开辟另一个市场，才有可能满足更多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戴立宁决定盘活的，就是柜台交易市场。
盘活柜台交易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要比直接改造集中交易市场难度小。如果直接修改集中交易市场规则，降低其上市标准，遭遇的阻力会非常大，且很可能会在各种讨价还价中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无法达到期待的目标。
盘活柜台市场
戴立宁改造柜台市场的第一步，就是赋予柜台市场更大的独立性，将柜台市场从台北市券商公会独立出来，使其脱离券商公会的掌握。
1994年2月，台北市券商公会在征询了各个成员的意见后，决定将柜台买卖中心独立，成立专门的公益性财团法人机构。所谓财团法人，就是根据共同出资的财产而成立的法人组织，券商公会为此捐助了1.6475亿元新台币作为设立财团法人的费用。
之所以成立独立的财团法人，政府的目的是使柜台市场脱离券商公会的控制，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券商公会之所以同意，一是因为政府的压力，二是独立运作的实体更能够促进组织的发展，从而活络证券交易。证券交易的活络能够刺激股市，同时带给券商更多的佣金。
但也正是券商公会的出资，为以后控制权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柜台买卖中心的独立只是改造的第一步。如果仅仅满足于将其独立，而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企业还是不愿意上柜，甚至认为申请上柜有损形象，而投资者也不愿到柜台市场来购买股票。
如何让投资人和融资人来柜台市场，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戴立宁选择从两个方面入手：1.润滑交易程序。改造交易系统，使得投资人可以方便地对上柜的股票进行买卖；2.促进交易量，大幅增加上柜公司家数。
在改造交易系统上，由于柜台买卖中心是新建的，由个人计算机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都可以使用在新的柜台交易上，使得柜台交易甚至比集中交易市场更加先进、便捷。
比如，在当时的集中交易市场购买股票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股票卖家必须在交易后拿着纸质的股票到交易所，把股票交给交易所，再转交给买家。在筹划新的柜台买卖中心时，市场把交易者的股票都集中保存，交易时，由系统直接进行款券划拨，不再需要交易者跑交易所来领取、上交股票。
同时，原先柜台买卖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集中询价和撮合系统，使得券商只能给对方打电话进行股票交易，价格也是不固定的，每一笔交易的价格都有差别。戴立宁决定采取集中交易市场的撮合方式，从此以后，柜台市场只保留了一个名称，实质上已经变得和集中交易市场一样了。
至于促进交易量的措施，最关键的是吸引足够多的公司前来上柜。如果这里仍然只有11家企业，市场是无论如何不会活络起来的。
为了鼓励企业前来，戴立宁将柜台市场定义成集中交易市场的预备市场和后备市场。所谓预备市场，是指有的企业由于达不到在集中交易市场上市的标准，就先到柜台市场上柜交易，一旦达到了标准，就转移到集中交易市场。
他把柜台市场比作大学，把集中交易市场比作研究所。当时集中交易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问题在于，企业上市后的蜜月期内股票大涨，之后往往利润降低，股价又会大跌。因此，如果能在柜台交易市场先上一上“大学”，学会了股市的规则再上市，会更成熟理性一些。
如果企业从上柜转向上市，监管方也会给予方便，不作重复审查。
他甚至认为，证券、银行、保险类企业在上市前，都要上柜进行辅导，等成熟之后，再转到集中交易市场。
1992年，台湾“财政部”开放设立了15家新银行，根据以前的规定，企业必须满两年后才具有上柜资格。当时的各家新银行成立还不足两年，戴立宁也在酝酿放宽条件，让它们上柜。
当戴立宁将方案报送“财政部”时，部长林振国同意综合券商在上市前必须上柜，却否决了对银行、保险类企业的强制性规定，但即便如此，新银行中仍然有多家选择了上柜。以后，当戴立宁转任华侨银行董事长时，也选择了让华侨银行上柜。
另外，作为集中交易市场的后备市场，一旦有上市企业由于业绩不达标，已经不符合上市标准，但同时，由于投资者手中还有该公司的股票，不能停止交易，该企业股票就可以转入柜台市场进行交易。
为了吸引人们前来投资，戴立宁还将针对集中交易市场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用于柜台交易市场。比如，投资人每年27万元以内的股票利息免税，同时开放法人和外资也可以投资上柜股票。
最后，为了进一步降低上柜门槛，戴立宁规定除了符合上柜条件的公司股票可以在柜台市场交易，不符合上柜条件的公司股票也可以在柜台市场进行交易。前者叫“登记股票”，后者叫“报备股票”。报备股票就是不需要审查的股票，对于资本金、利润率一概都不作要求，只需要三家以上的券商推荐，就可以报备并进行股票交易了。这种进一步降低门槛的措施使得任何有吸引力的公司都有机会到柜台市场进行交易，极大地满足了新兴行业的需要。
到了1994年6月底，经过“财政部”审批的方案已经确定，新的柜台买卖中心开始运营的时间定在了当年8月1日。而此时，申请上柜的公司已经达到了30多家，是已上柜公司数量的3倍，在政策的鼓舞下，上柜股票的交易也屡创新高。
然而，就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原来拥有柜台买卖中心的台北市券商公会却不干了。由于感觉利益分配不均，他们站出来表示反对，甚至威胁撤资。
事因起源于柜台买卖中心的董监事席位分配。在台北券商公会最早拟定的《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捐助章程》里，券商公会为了尽量保持券商的话语权，规定了“具券商身份之董事不得低于全体董事之二分之一”，具体来说，柜台买卖中心一共有15名董事、5名监事，两项加起来，具有券商身份的董监事不得低于10人。
但是证管会审查章程时却大笔一挥，将这一项内容去掉了。
戴立宁的理由是：柜台买卖中心必须具备超然性，即便券商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五指理论”，一个市场的参与方除了券商，还包括投资人、公司管理层、媒体和监管部门。甚至券商只能屈居食指的地位，而投资人才是大拇指。
如果在一个市场中，某一指的地位过于强势，那么这个市场就可能发育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