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担任证管会主委，也许会对于“中央银行”的配合态度感到满意。但这时在位的是戴立宁，新上任不久的戴立宁急于开放外资，对于50亿美元的限额并不满意。他认为，首先应该把外资额度开放到整个台湾股市规模的10%，经过调整后，还可以开放到25%，最后过渡到不再设立限额。10%大约相当于200亿美元，是当时额度的4倍。与此同时，他也在考虑进行下一步，开放国外自然人投资台湾股市。①
而对于外资问题，谢森中采取的态度是事缓则圆，不是不做，但进展速度不能太快。面临戴立宁的请求，谢森中总是以事情不宜太急、需要缓一缓的名义，按照自己的进度缓缓推进。这使得一心想尽快打开局面的戴立宁干着急。
在戴立宁的大力推动下，50亿美元的限额很快告破。1993年11月24日，外资累计申请投资金额已经高达55.88亿美元，其中最后一周的申请额就高达5.765亿美元。借此机会，戴立宁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试图将外汇限制逐渐放开，直至彻底取消。②
也恰在这时，戴立宁对股市的改造也初步有了成效，外资在其中扮演了颇为正面的角色。在1993年9月24日投资人集会抗议不久，台湾股市迎来了一波大行情，股市迅速从3000多点攀升到了第二年年初的6000点。更可喜的是，这一波行情已经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以前投机时代的特征，领涨的已经不是那些小盘易操纵的股票，而是绩优股和大盘股，这与戴立宁将公道还给绩优股的原则恰好吻合。而其中，外资在股市里的表现尤值得表扬：它们购买的股票大都是绩优股，并且买进值也大幅增加，在1993年4月，QFII的买进值只占全部交易的0.1%，到11月的行情中，QFII的买进值已经占到了0.6%。戴立宁喜滋滋地表示，吸引外资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更加理性的投资者改善市场的投机行为，而证管会会继续推动这一改善。
戴立宁的讲话很快得到了“央行”的回应。“中央银行”总裁谢森中表示，大幅度开放外资会引起热钱的涌入，从而造成金融秩序的不稳定。他还强调，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以及维持岛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抉择时，三思而行是不够的，必须是五思而行，若未按部就班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同时，谢森中对取消外资投资岛内证券市场额度的构想不以为然。
两人的差异除了性格、思想，还有各自角色的不同。“央行”总是倾向于保守、小心翼翼，生怕出错，而证管会则希望尽快改善股市结构，同时，戴立宁经过分析认为，开放QFII进股市并不会让热钱大量涌入，也不会引起金融的不稳定。因为QFII申请时都是要审核的，而对于索罗斯量子基金式的对冲基金，戴立宁也不欢迎它们前来。另外，QFII对于个股的持股比例也有限制，当时的限制是不得超过5%，如果是合资，则不得超过10%。
戴立宁表示，香港外资比例已经达到了50%，而台湾才只有2%，就连香港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因此，不必要担心台湾的经济金融秩序会出现混乱。他还以老虎和狗的比喻来形容外资，认为从非法渠道进来的外资可能是老虎，会伤人，但从合法渠道进来的外资却能够成为人类忠诚的朋友——狗。
另外，由于大陆的崛起，台湾普遍担心开放外资额度会让大陆的资金从香港进入台湾，从而控制台湾的产业。戴立宁表示那更是杞人忧天，由于持股比例受限，就是真的有大陆资金前来，也只能与其他地方资金一样进行投资，而无法获得控制权。
他认为，中国历代政府一直扮演着经营者的角色，哪怕决策错误，在当时也是“最明智”的错误。但现代民间许多管理分工的功能是政府或公务员所无法替代的，政府已经无法像元、明、清时期那样运作，所以应当把“看得见的手”移开，把效率还给市场。“中央银行”的一切借口都隐藏着不愿意放权这个最根本的理由。
到1994年1月底，由于外资的踊跃申请，证管会每一周都必须核准两三亿美元，外资额度的放宽已经成了最紧迫的事情。戴立宁亦频频在报纸上抛头露面，一有机会就为开放QFII投资额度辩护。
作为回应，不堪其扰的“央行”于1994年3月5日宣布将外资投资台湾证券市场总额度提高至100亿美元。但其中只有75亿美元是给QFII的，其余的25亿美元用于岛内的投资信托公司在海外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资金后投资股市。
戴立宁期待QFII的投资额度是200亿美元，最后只给了75亿美元，等于是杯水车薪。
但这也恰恰显示了谢森中循序渐进的风格，每次只调整一点儿。
两部会的对决
1994年6月，谢森中离任，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学者官员梁国树。梁国树，台湾大学教授和美国范德堡大学客座教授，1975年即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之后转任过第一商业银行、彰化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的董事长，最后才接任了“中央银行”总裁。
“央行”新总裁的走马上任使得戴立宁以为时机到来，他再次频频出面，呼吁放宽QFII投资额度。
最初的消息似乎是善意的，根据反馈，“央行”决定放宽到200亿美元，但时间未定。戴立宁也认为，梁国树素来主张市场导向③，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市场上弥漫着乐观的情绪。
但戴立宁显然过于乐观了，“中央银行”显然不甘心被一家比自己低级的机构牵着鼻子走。6月1日，梁国树上任第一天，出其不意地对证管会进行了一通炮轰。于是，两部会之间的战争陡然升级。
在面对记者回答外资问题时，梁国树直接指出：证管会应该检讨，不是开放外资就是国际化，国际化须有很多制度配合、改进，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施压就可解决的。
梁国树表示，对于外资开放问题，各部会因各有职责范围而各有主张，但外资开放不单单影响股市，连带外汇市场、货币市场都将受影响；所带来的冲击，对台湾稳定成长是否会有负面效果，大家必须有所考量，将正负面影响坦诚交换意见后，才能获得共识。
他还强调，金融自由化以不危及金融稳定为前提，“财政部”要外资开放，需相关条件配合，证管会尤需检讨。
但他同时也表示，“央行”不会反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但正面影响是否远超过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是关键所在。
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看，也许戴立宁开放外资的态度更加可靠；但是，如果从监管机构的角度考虑，梁国树的意见也并非是错误的。监管机构的行动往往不那么迅速，瞻前顾后将得失考虑清楚，才能够作决策。而当时的“央行”显然还没有考虑清楚：到底外资涌进会不会冲击汇率和货币市场，从而增长通胀和资本泡沫？外资的骤进骤出会不会带来金融秩序的不稳定？
戴立宁对此有过研究，因此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但“央行”对于开放QFII投资额度并没有这么急切，自然也不会像证管会一样作这么多研究。
在梁国树的谈话中，还可以看到，虽然表面上，梁国树与谢森中的主张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梁国树的学者风范却让他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在看问题。他虽然炮轰证管会，对这个不听话的低级机构感到不满，但并未堵死沟通的道路，甚至主动要求与证管会沟通讨论，看外资开放的得失。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双方进一步沟通的前提，也促成了关于外资开放的大辩论。
在台湾，很少有两个政府机关之间会明着跳出来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政策的决定往往是静悄悄的。部会之间通过公文和人际关系决定了政策，一旦公开，就已经确定，对于外界来说，很少看到内部的究竟。
只是由于戴立宁毫不顾忌的性格，以及梁国树不避讳与低级机构公开辩论的胸襟，使得人们看到了外资开放过程中决策者之间的碰撞。
1994年8月，QFII投资额度再度告急，截至8月14日，外资申请额度已经超过了120亿美元，已经核准的达到62.7亿美元。这时的证管会不得不放慢审批的速度，等待“中央银行”的反应。戴立宁表示，如果不及时放开额度，越到额度将要用尽之时，外资机构反而为了抢占最后的机会，会蜂拥而至前来申请，就像抢购风潮中人们纷纷购买卫生纸，不管有没有需要，先囤积起来再说。他的讲话被媒体冠以“卫生纸效应”的名称刊登了出来。
8月18日，台湾“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开会商讨放宽外资额度问题，会议无果而终。在会上，从“外汇局”局长升任“央行”副总裁的彭准南与戴立宁两人一度杠上，彭准南担心外资大量汇入，会导致汇市和货币供给额不安定。双方唇枪舌剑大战一番，反而将“财政部”部长林振国冷落在了一旁。舌战的结果显示了“央行”和证管会的分歧巨大，之前，人们猜测的“央行”可能松绑并未成为现实。
不凑巧的是，一宗股市违约交割案——“洪福案”恰好在10月份爆发了，这宗弊案将是下一节的主要内容。“洪福案”的影响也延伸到开放QFII投资额度的问题，“中央银行”和证管会对此各有看法。“中央银行”认为，“洪福案”的爆发，说明台湾股市还有不少问题，因此，戴立宁在要求开放QFII投资额度前，请先把股市搞好，以免外资开放后问题丛生。
而戴立宁则认为，所谓把股市搞好，这本身就是一句空话。股市永远会有问题，永远不是完美的，那么到什么程度才算搞好？难道因为股市永远不完善，就永远不开放？他认为，外资额度小也从侧面助长了台湾股市的不成熟，因为碟子浅，易操纵，从而造成了问题；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加深股市，使它更健康。他还呼吁举行公开听证会，由“央行”和证管会各自邀请专家进行辩论，使公众更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而“中央银行”则坚持等待“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组成的专案小组拿出报告后，再作决定，而几个月来，专案小组并未作任何决定。
到这时，双方的争执已经有了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发布会上你来我往。梁国树毫不客气地指出股市就像艘破船，戴立宁立即回应说，股市就是艘破船，甚至称不上破船，只是条竹筏，正因为此，才需要大家的爱护，共同努力，让它不要沉没，而开放外资是有效办法之一。
受到低级别单位这样的叫板，无疑令梁国树和“中央银行”感到不快，但戴立宁三天两头的骚扰显然也让“央行”深感头痛。“央行”保守的作风、缓慢的行事风格，遭遇到这样一个快言快语、行事迅速、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它既想藐视对手，却又不得不被动地回应。
各大报纸也推波助澜，不停地讨论这件事情，并以《放宽外资限额股市国际化第一步》、《金融国际化“央行”须带头迎接挑战》、《股市外资额度应持续放宽》、《放宽国外机构投资人进入股市有助健全股市》、《我开放外资速度不够快恐成证券金融市场发展绊脚石》等题目来督促“央行”。显然，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时的戴立宁已经身经百战，不惧怕任何对手。
公开听证会
这样的叫阵又持续了一个多月，就在人们认为开放QFII投资额度暂时无望的时候，“中央银行”行动了。1994年12月8日，“中央银行”单方面宣布，将于12月16日与证管会一起举办外资公开听证会，讨论QFII投资额度的问题。
地点设在“中央银行”，程序是“央行”和证管会共同主持，各选择5位业内专家，由他们进行政策辩论，看是东风压倒，还是西风更胜。
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了媒体和投资者的兴趣。从策略上来讲，戴立宁成功了，他把四平八稳的“央行”逼迫了出来，不得不应战。
然而最后的成败却未必。“央行”在宣布公听会的同时，还说明了自己的主张：逐步开放；证管会应该拿出改善股市的计划，才能予以开放。并且特别说明，这次公听会上不做出结论，只是讨论。
而证管会的态度是：暂时要求放宽QFII投资额度到股市市值规模的10%。在国际上，有一个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参考指标，由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制定，叫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其中又包括国家（地区）指数，进入摩根士丹利的指数，意味着经济体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是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要求一个经济体至少向外资开放10%，才有资格进入指数，因此，证管会将10%作为最低目标，也是希望能够列入该指数，让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认可台湾市场。至于长期计划，则要求彻底取消限额。另外，证管会希望公听会能够当场做出决定，以免“央行”再拖延更长的时日。
如果公听会只是讨论性质，开过之后，又长期搁置，那么，失败者无疑是戴立宁。如果公听会上大部分的声音是反对证管会的，戴立宁也是失败者。
这次公听会由于被媒体放大，成了谁也不想输的面子问题。戴立宁一接受挑战，双方就立即准备起来，确定了学者名单。④
两部会的对决成为当时台湾令人瞩目的焦点。整个资本市场都在关注戴立宁的成败。但最终这场公听会却成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游戏，以至于结束之后，人们也没有明白到底谁是胜利者。
1994年12月16日，在“中央银行”的大会议厅里，辩论正式开始。150人的会议厅容纳了将近200人，“财政部”部长林振国亲自前来旁听。辩论一过，媒体纷纷奔回报社开始报道。
①陈建发，《国外投资人投资我股市 研拟开放》，《经济日报》第17版，1993年8月31日。
②朱纪中，《外资投资国内股市五十亿美元上限 证管会拟协调央行放宽》，《中国时报》第19版，1993年11月25日。
③梁国树后来曾经说过：管制资金流通，就像在河里堆石头，只要有缝隙，水就会流过去，以此表示过于严格的管制没有必要。这可以看出他的市场导向原则。但作为“央行”总裁的他与作为学者的他，在立场和主张上是有一定冲突的。
④“央行”请的学者代表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昭南、台湾大学国际企管系和经济系教授朱云鹏、中国输出入银行总经理柯飞乐、美国马里兰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陈松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李胜彦。
证管会请的学者是：“中央研究院”经研所所长许嘉栋、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三所所长杨雅惠、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何宪章、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主任刘忆如、东吴大学法律系兼任副教授李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