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巧的是，反对声浪最盛的往往是那些股市炒家以及“华隆立委”们，可是由于“洪福案”的适时爆发，而罪魁祸首恰是翁大铭和华隆集团，那些“华隆立委”们暂时夹起了尾巴，就算有意见，也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表示反对了。
1995年2月4日，争论已久的全面款券划拨交割制度正式开始实施。到这时，台湾股市的交易制度全面完成了电子化，违约交割成了历史名词。一个现代化的交割制度，从古老的手工形式中脱颖而出，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快速的股市交易创造了条件。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反对者曾经如此强大，却因为一次弊案集体噤声，使得阻力重重的交割制度改革在不到半年内就完成了。
全面款券划拨的实施，也成了戴立宁在证管会主委任上最后的政绩。
对股市的改造，为戴立宁积累了巨大的人气，关于他任职的消息也是满天飞。有消息报道，有银行看上戴立宁，决定邀请他去任董事长，还有消息认为他可以竞选“立法委员”。但这都没有成为现实。1995年2月9日，也就是实行全面款券划拨5天之后，戴立宁离开了证管会主委的职务，成了台湾“财政部”常务次长。
在台湾的公务员体系中，证管会主委是第十三职等，而常务次长是第十四职等。台湾常务官最高职等也就是第十四职等。常务次长再往上就是部长，不过部长已经不属于公务员（常务官），而是政务官，由“行政院”院长直接任命。
戴立宁用了25年时间，从低级公务员爬到了公务员的最顶层。这一年，也是戴立宁担任公务员的最后一年，担任常务次长不久，戴立宁选择了离职，去华侨银行担任董事长，从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大陆的借鉴：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
例证：创业板
2009年，大陆推出了创业板，却遭来了一片质疑。一方面，互联网专家谢文声称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没有一家是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另一方面，真正的高科技公司仍然绕过重重的阻挠去海外上市；再一方面，的确有一些关系企业利用创业板的水浅钱多大赚其钱。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或许，我们可以从大陆创业板和台湾柜台市场的规则对比中找到答案。
在台湾的柜台市场，为了给高科技公司创造良好的上柜环境，生怕上柜标准定得太高，公司无法上柜，在获利能力一节规定了4种标准，企业只需要达到任何一种就可以上柜。即便如此，台湾证管会仍然担心有的企业无法上柜。比如，芯片产业的一个晶圆厂需求资金达上千亿元新台币，而投产之前注定是不赚钱的，但是，由于台湾已经有晶圆厂开始赚钱，因此，即便新建的工厂还没有赚钱，人们也可以根据历史数据来估计它将来的获利能力。这手中既有赢利模式又有不错未来的厂商，即便没有赢利也应当上柜，于是，柜台市场又给高科技厂商开了个后门，不再要求它们的获利能力。
对于其他行业的厂商，如果没有赢利也想在柜台市场交易，则可以当作报备股票进行交易，只需要三家以上的券商推荐，就可以进行报备。监管方不作审查，只要求信息公开即可，将判断的权力充分放给投资者。
到了2001年，台湾为此类报备股票专门建立了一个市场进行交易，称为兴柜市场。该市场的出现进一步放松了交易门槛，使得市场的选择更加多样化。戴立宁当初力推的“果汁理论”，以及其变体“超级市场理论”（股市应该提供多样化的股票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开花结果了。
在行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放权的哲学，即，监管方并不知道怎样做是对投资者最有利的，于是将选择权放给投资者。监管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公开，就像生产商必须将产品的成分和生产日期如实标注一样。
而那些所谓“为了投资者好，必须审查”的言论，实际上是监管方舍不得放权，把权力留在手中以获得利益，也方便管理，或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反观大陆的创业板，由于监管者生怕投资者吃亏，为公司上市订立的条件明显高于台湾的柜台市场，但是低于大陆的主板市场。于是，创业板显示出了好坏的多重性。
一部分好的创业企业由于门槛过高，无法登陆国内市场，一批有门路、有关系的企业反而可以顺利上市。以2010年年底在纽交所上市的优酷网为例，上市当天它的股价上涨了161%，被市场普遍看好，成为中国概念股的又一奇景。然而，优酷网这家优质公司却因为没有赢利，甚至不符合在国内创业板上市的条件，被故意设置的门槛逼到了国外。
但另一方面，由于主管机构的努力，加快了创业板的审批流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创业板企业已经从0上升到了200家，也的确有一批效益不错的民营企业找到了融资的渠道。创业板企业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它们的平均赢利水平超过了主板的上市公司。这说明即便创业板还算不上真正的纳斯达克，但至少比起主板来，还是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
由于创业板的盘子浅，造成了市盈率过高、股价居高不下的局面，成了部分人套利的工具，这也说明创业板股票的数量还不足，存在着溢价。股价的畸高让上市公司的高管都感觉不踏实，一嗣有机会立即辞职套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创业板有可能逐渐退化成另一个主板，成为投机的大本营。
由于上市门槛高，许多公司为了上市不得不运用财务技巧做出业绩，这导致公司上市后业绩大幅下降。
千言万语，一切的起因还在于设置的门槛过高，钱多股票少。监管方以好意为名设计的高门槛反而成了投机的助推剂，而其背后隐藏的，却是父爱式政府舍不得放权的现实，如果不打破这样的哲学基础，创业板的未来就不会太晴朗。
讨论
在戴立宁作为股市监管者的经验中，最核心的就是他的“五指理论”、“戴立宁原则”，以及“果汁原理”。
“五指理论”和“戴立宁原则”的具体内容已经在前文中叙述过了，它们的核心则是：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即有的事情是政府不必去做的，因为政府做起来没有效率，不如放手让更合适、更有效率的角色去做。政府只是整个市场中的一员，只是小拇指，只能与其余4个指头配合着才能做事。其余的角色分别是投资人、上市公司、券商以及媒体、会计师、律师等功能性角色。这些角色缺一不可，不可互相替代。
政府的职责只是制订规则，并监督规则的实施，让整个股市更加透明、更有效率，但政府并非是股市的参与者，并不负有救市的责任。戴立宁认为，股市股价的高低并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股价是市场机制产生的，因此，任何时候，说股价高了还是低了，都是伪命题，只要股市机能健全，政府是不应该为股价操心的。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大陆监管机构在股市低迷时调降印花税、高涨时加税的做法是不必要的，税收只是政府筹集财政的手段，是中性的。
他也反对推平准基金，因为平准基金往往成为内幕交易的目标，并成为少数人操纵股价最有效的手段，这对于股市来说是干扰而不是帮助，甚至会造成公众资产的流失。
政府的职责是制订规则，让股市更健康、透明化、有效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就需要引入戴立宁的另一个理论“果汁原理”。
大陆的股市和当时的台湾一样，是一个浅碟市场，交易热、价格高、结构脆、波动大这些特点无不在大陆股市有所反映，另外，散户多、机构占比小的特点也与当时的台湾股市一样，导致投资者不成熟，喜欢跟风，容易被炒家所利用。
另外，为了保持股价不跌，监管者往往出于好心，在经济不景气时暂停IPO，控制上市公司和股票的数量，人为地制造繁荣，这实际上使得股市不定期地丧失了最基本的功能：帮助企业融资。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企业融资，股市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陆的股市同样需要加深，引入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司，将目前的审批制向报备制转移。所谓报备制，就是只要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申请IPO或者增发，监管层原则上必须放行。监管者减少审批职能，而将精力放在监管企业的信息披露上，使得市场更加透明，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来作决策。
戴立宁不仅不阻拦合格的上市公司上市，甚至认为监管者应当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适当降低IPO标准。这就是他“果汁原理”所讨论的内容。他认为，投资者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有的人喜欢赢利强的企业，但这样的企业往往缺乏创新能力，有的人喜欢创新型的企业，但这样的公司往往在当前还没有赢利。监管者不知道每个投资者的需求，也不需要为每个投资者作决定，它能做的，只是让这样的公司都上市，只要求它们作到充分的信息披露。这就像有的人喜欢100%浓度的果汁，有的人喜欢30%浓度的果汁，商场老板将不同浓度的产品全都上架，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IPO标准定得过高，那么企业为了达到标准反而会去作假，反映到股市上，则是上市前业绩一片红火，上市后立即翻脸下滑。原本上市只是融资手段，现在则成为了融资目的。
在加深股市时，另一方面要做的就是开放外资，引入更多的QFII，改善股市投资结构，加大机构投资人的比例，减少散户的盲目性。2010年时，中国大陆的QFII资金总额不足200亿美元（监管层给的审批上限是300亿美元），占沪深两市总市值的比例不足0.7%，对于改善投资结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后，曾倡议大幅度开放QFII，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0倍，戴立宁因此引为同道。但至今证监会主席已经换届，QFII的市值占比仍不足2%。
第三方面，则是提供足够多的投资产品，包括股指期货，也包括融资融券。2010年，中国大陆已经推出了股指期货。从2010年3月起，融资融券也对证券公司分批开放。但目前的问题在于，一是证监会仍然采取了审批制；二是只有特定的券商才可以做；三是转融通机制孱弱，2012年转融通机制出台后，中国建立了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转融通业务，这种由一家公司垄断交易的方法虽便于控制市场，但会造成市场发育不良，规模小，成为跛脚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