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成婚 救护战友
李长亨当上了“省特会”的特务头目后，为了利于隐蔽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上希望他尽快成家。在成都九眼桥的春来茶馆里，陈于彤对李长亨说：“红岩的主要领导同志说，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挥火力的阵地，一定要坚守、死守，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撤出，要作长期打算，要准备组织家庭。”
组织上对他成家的事很关心，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陈国瑞提出，给他介绍一位作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成家。但李长亨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容易暴露目标，一旦出事，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陈国瑞觉得李长亨说的有道理，也就作罢。不过他再三向李长亨转达南方局负责同志的指示：为了长期潜伏的需要，必须准备组织家庭，不给国民党特务找到一点破绽。
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同事以及李长亨在社会上的熟人朋友，都想给这位年轻有为的国民党政工人员介绍对象。而李长亨开始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后来为了减少麻烦，他干脆告诉别人自己已经有心上人了。其实，在李长亨心中确实有一位各方面都十分合适的对象。她就是李长亨川大同学赵自诚的妹妹、年方20岁的小学教师赵蜀芳。
原来，李长亨1940年秋到四川大学政治系借读时，与同班同学赵自诚关系十分要好。不久，他就搬到赵自诚家中暂住。赵自诚的父亲赵选曾任原四川军阀刘湘的私人秘书，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但其为人正派，有正义感，绝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党棍。后来，李长亨和赵选又同住在西玉龙街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机关里。赵选看上了李长亨这个年轻人，认为他好学上进，聪明能干，有意招他为婿。通过观察，李长亨对端庄贤淑、心地善良、知书识礼的赵蜀芳亦十分倾心。他认为赵蜀芳父亲赵选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也有利于为自己今后的工作作一些掩护。李长亨把他的上述想法告诉了陈国瑞，请陈转告南方局审查赵蜀芳及赵家的有关情况。不久，陈国瑞约见李长亨，告之南方局已通过审查，同意他和赵蜀芳组成家庭。
1946年1月25日，李长亨与赵蜀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李长亨请了许多“同事”和朋友来庆贺，还专门请了他在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上级、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作证婚人。婚礼、婚宴十分排场和闹热。邓文仪曾是黄埔一期学员，其资历甚至早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他亲自为李长亨和赵蜀芳作证婚人，并一起合影留念，使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对李长亨更加刮目相看。婚后，妻子赵蜀芳辞掉了小学教师这份工作，但她直到李长亨回到组织怀抱时，才知道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丈夫原来是个共产党员。
婚后，李长亨继续为党的事业战斗在龙潭虎穴中。他与中共党组织的接头地点，一直都在成都九眼桥的春来茶馆。李长亨把情报用极小的字写在纸上，然后卷成“香烟”，在茶馆给接头人。这样即便有人盘查，也可把情报点燃后当烟“抽掉”。有时，李长亨也会把情报放进点心或者煮熟的鸡蛋里悄悄送出。他工作很小心谨慎，所以一直没被敌人发现。
成都中统特务头子、共产党叛徒叶申之独自掌握的一份中共秘密叛徒名单，这些人都被派回了原单位，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从中统特务科长叶申之处获取这些重要情报，李长亨千方百计与叶申之搞关系。李长亨知道，组织上经费也很困难，他通过自己几份兼职工作的薪水，来结交三教九流人士。有时手头紧，甚至要将手上值钱的东西当掉。他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换钱，供特务们吃喝玩乐。到后来，叶申之已经完全把他当成“哥们”。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李长亨把叶申之灌得酩酊大醉，两人搀扶着进了办公室。喝多了的叶申之打开保险箱，拿出绝密“特情”档案向李长亨炫耀，随后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李长亨迅速打开“特情”档案翻阅，发现打入我方的特务名单，他把名字牢牢记在心里，随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了与叛徒的联系，并通知所有与他们认识的同志撤离成都。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5月末的一天，陈于彤约李长亨见面，告诉李长亨他要离开成都了，以后由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与他联系。陈于彤还转达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要求李长亨坚守岗位，并说：“以后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五年内可以独立进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区或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就问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就是你同党中央的联络暗语。党中央一定会回答你的。”
1946年8月的一天，“省特会”一组外勤特务刘道生对李长亨说，他在祠堂街发现了一个老共党分子，好像姓周，叫周什么的。刘道生曾任中共成都工委书记，被捕后成了叛徒。按照他所描绘的相貌，李长亨认定他发现的共产党人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他让刘道生继续监视，自己则不露声色地很快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要求组织上通知周俊烈立即转移。谁知几天后，陈国瑞在一次接头时却对李长亨说：“我们没有周俊烈这个人，无法通知。”原来周俊烈是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往成都地区的，与南方局有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川康特委并不知道周俊烈这个人。
李长亨只好冒着暴露的危险，亲自找到周俊烈，让他赶快转移。可是周俊烈却说，他的事还没办完，一时半会还走不了。李长亨无奈，只好叮嘱他：你已被盯上，千万要小心！
一个多月后，周俊烈还是被捕了。当李长亨从刘道生那里得知此事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周俊烈被捕后能否扛得住审讯时的酷刑？他会不会出卖自己？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中共南方局要求他“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撤出”，他没有理由在此时选择撤离。
李长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以防万一，他身上随时带着两个结婚戒指，一支快慢机手枪，还另外准备了一个特务身份证。若有人抓他，要钱给钱，要命就拼。如果跑掉了，在社会上他还有一帮袍哥和青洪帮朋友，可以藏匿一段时间，然后离开成都，到重庆去找党的组织。
正当他思考应对策略时，审讯周俊烈的三组杜石公把审周俊烈的情况告诉了李长亨：“这人叫周俊烈，他说他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以后多年没有来往了，现在是个失业徒，找到共产党当官的又不理他，现在成都无事可做，连吃饭都没有着落。这下被抓了，正好有吃饭的地方了。周俊烈还说，你们如能给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业，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也就不会到处乱跑了。”杜石公双手一摊“不管你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你看怎么办？”
从杜石公的话中，李长亨断定周俊烈没有叛变。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对自己的同志，一定要想方设法营救！李长亨决定借杜石公的手，达到放人目的。
这个杜石公，也是共产党的叛徒。他投降国民党后，在特务机关根本不受重视，因此心里很郁闷。有一次开大会，他被“省特会”主任秘书郑锡麟骂得当场气昏在地。李长亨扶起杜石公，还当众回击了郑锡麟，为杜石公出了气。因此，他对李长亨十分敬重。周俊烈被捕没几天，李长亨请杜石公上牛肉馆吃饭，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要放聪明点，你关这么多无头案的人做啥子嘛，这些人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高兴的，你的饭碗说不定都难保！”已经混到少将军衔的杜石公当然舍不得丢饭碗，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冷静下来后，杜石公觉得李长亨这话是为他好，赶忙问该怎么办？李长亨教他：“你不如干脆写个签呈，就说这批人关了好久了，都是些无头案死老虎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杜石公果然照办，将拟放人员名单拟好后让李长亨过目，上面说有周俊烈的名字。徐恩曾秘书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事。周俊烈被释放后，李长亨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
“成都行动” 生死营救
1947年初，国共关系已十分紧张，内战一触即发。在这当口，四川“省特会”邻水县分会上报到“省特会”一份材料，说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回到邻水活动，请求批准将其逮捕。一组内勤特务在拟稿时问李长亨“怎么批复”。李长亨板着脸对他们说：“熊复是中共公开机关的负责人，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起麻烦。告诉他们密切注视熊的活动情况及时报来就是了，未经‘省特会’批准，不准他们随便抓人。”李长亨很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组织上通知熊复马上离开邻水，回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内。
这年3月初，国共和谈彻底破裂。李长亨目睹党内身份公开的同志一个个离开成都，返回延安。他多想和他们一起走啊，可是使命在身，他只有继续坚守在情报战线这个特殊岗位上。
同年5月，重庆和成都两地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其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决定6月1日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抓捕行动。其中的“成都行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会报通知，由“省特会”负责组织和策划的。这是对中共和进步势力的突然袭击，是国统区又一次大规模反共的法西斯独裁恐怖活动。
在抓捕行动之前，国民党“省特会”按惯例要开三种会议商讨逮捕名单：甲种是党、政、军头目的汇报；乙种是特务头子的汇报；丙种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汇报。从参加者与主持者上，可以看出其会议级别是不同的。
丙级会议由“省特会”一组负责召集。而一组组长孙云峰从不去“省特会”办公，一组工作实际由李长亨这个主任干事在主持。在最低级别的丙级会议上，各特务机关纷纷提出抓人名单，李长亨见名单人数太多，好些地下党同志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朋友都在其中。就对特务头目们说：“上峰的行动计划必须执行，但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一下了把什么人都抓起来，抓多了也不好办哟！”于是，他想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便规定有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拟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特务们觉得这个办法好，纷纷表示赞成。
就这样，在丙级会议上，就去掉了秘密党员王文鼎和一批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进步民主人士。最后李长亨在审核名单时，凭借职权又以材料不足或内容重复为由去掉了几个进步青年。这样搞下来，李长亨从情报名单上直接“抹掉”了一半自己同志的名字。当晚，李长亨马上把这份名单抄送给了陈国瑞，其中包括敌特要抓的需要紧急转移的人和被他“抹掉”要注意隐蔽的人。
在级别更高些的乙级汇报会上，李长亨发现特务要抓的名单中，有一些党内高级领导的名字，如川康特委组织部长王煜、川康特委宣传部长贾唯英，还有秘密党员、民盟四川支部秘书长田一平等人，也在其抓捕名单中。这些人的名字无论怎样也无法去掉，因为几个特务机关都坚持非要抓这几个人不可。情急之下，李长亨又把乙级会议上定的抓人名单连夜送给了陈国瑞，并把抓人戒严时的口令也告诉了他。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国民党特务准备实施大抓捕的“成都行动”之时，整个成都地区已经处于戒严状态。李长亨在几次会议上三番五次地“抹掉”共产党嫌疑人员名单，一而再地给地下党传送机密情报，是冒着重大危险去做的。一旦身份暴露，他便只有“牺牲”这一个结局。尽管非常危险，李长亨依旧在不断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
甲级汇报会是这次“成都行动”特务机关召开的最高级别的会议，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主持。李长亨作为“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参加这种由上级特务机关召开的特务头目秘密会议时，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抹不掉”一些党内同志的名字。于是他记下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联系了接头人，把最后由邓锡侯圈定的名单又告诉了陈国瑞。
由于及时通报了这一重大情报，使得一大批党内领导得以转移。陈国瑞尽快通知了列入逮捕名单中的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就是通过李长亨的情报及时离开成都而免遭国民党逮捕的。
此后，李长亨还设法保护了民盟骨干、中共秘密党员、成都协进中学校长肖华清，保护了中共川康党组织准备培养发展的对象、成都光华大学进步青年学生白玉芳以及川康特委的工作关系陈光明、中央军校进步青年学生黄琪麟（1949年驾机投奔解放区）等人。
在潜伏特务机关的十年中，李长亨不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还营救了成百上千名共产党员的生命，挽救了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作为中共的红岩特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的作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5卷关于黎强的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董必武说，黎强一个人就相当于四川保卫局，保护了成百上千的中共党员。
此后解放战场上不断传来好消息，国民党节节败退，李长亨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尽管是孤军奋战在敌人龙潭虎穴中，黎明前他仍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与才能保护着党，保护着党周围的进步力量。他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日益发展，他心里明白，这种在魔窟中孤军奋战的状况不会太久了，他相信自己不久就会投身于党的怀抱和同志们中间了。
然而，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还在作最后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待李长亨去完成。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为了固守总统府所在的南京，蒋介石从四川调部队去增援，于是命令在成都成立了陆军第八训练处补充兵训练总队。训练处长和政工处主任由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政治部主任王锡钧兼任。补充训练总队的军官和班长都从中央军校调配，新兵就在四川招收。
李长亨曾在成都中央军校呆过，成都中央军校认为李长亨在学校任职的时间长、人员熟、许多营、连、排级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团长也和他同过事，就调李长亨去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李长亨将这一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上级让他见机行事。李长亨想先去干一下看看，等要调往外地时，再移交给别人，于是就去上任了。但主要还是在“省特会”上班。
潜台未遂 “黎强”回归
1948年底，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国民政府国防部命令调往南京改编。第八训练处政工处主任王锡钧对李长亨说：“你是政工室主任，你一定要去，把部队带到南京后还可以转来。”
要离开成都，离开他熟悉的岗位，到南京后有可能被国民党重新安排别的工作。李长亨想，如果真的变成这种状况，那就不能发挥自己在敌营中的特殊作用了。怎么办？是否离开“省特会”和川调室？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不能轻易离开成都，因为这里是南方局负责同志要自己坚守的阵地。他打算与陈国瑞商量一下，听听组织上的意见。
没想到陈国瑞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对李长亨说：“你到南京去更好，在国民党军队里弄个大官，将来对党的贡献会更大。”李长亨不同意陈国瑞的意见，两人为此差点争论起来。陈国瑞始终坚持他的看法，要求李长亨撤离“省特会”去南京。最后，李长亨请陈国瑞向上级组织汇报，请求组织决定自己的去留。
两天后，陈国瑞告诉李长亨：“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你去南京，你的组织关系也转回上面去了。”并告诉了他与组织接头的暗语。
服从组织这是地下工作者的纪律。李长亨没有二话可说，带补训总队的新兵离开了成都，撤离了战斗五载的“省特会”和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他随补训总队到了南京，又战斗在一个新的岗位上。由于国民党一时还没有安排他新的职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
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眼看正面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全国解放在即，李长亨多想再为党和人民做出新贡献呀。好不容易到了1949年初，李长亨所在的补训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受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李长亨的职位由政工室主任改任政工处处长。
因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起义投诚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军队中开小差的人就更多了。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为防止逃兵、逃官，加强部队的思想管束，国民政府国防部又规定师政工处长兼任副师长，因此，李长亨又被任命为312师副师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又在思考如何为党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在312师是以训练为主还是以修工事为主的问题上，李长亨为降低该师的战斗力，极力主张以修工事为主，为此与该师师长钟乃彤形成激烈的斗争。李长亨利用各种关系，终于赢得了胜利，因修工事劳动紧张，312师的新兵缺乏实弹射击训练，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放，大大削弱了该师的战斗力。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312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此前，李长亨接到党组织的命令，准备跟随败军至台湾继续卧底，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发挥重大作用。
4月24日，李长亨所在的312师在沿宁杭路东撤行至宜兴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88师拦腰截断，全师被俘获。李长亨向88师政治部干事说他是自己人，政治部的人开始不敢轻易相信。
这时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一眼瞥见高级俘虏中的该师政工处长兼副师长李长亨，不觉一怔：“那不是我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同学李唯平吗？怎么到国民党部队当起师长来了呢？”而正与88师反复交涉的李长亨也扭过头来，抬眼看见钱申夫，先开口问道：“你是钱申夫吗？”
“我是钱申夫，请问你……”
“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关于我的情况，现在给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李长亨非常自信地说道。
在没弄清真实身份之前，李长亨还是被当作战俘关了起来。两天后，88师政治部接到中央军委紧急特密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就这样，由于阴差阳错，本来准备去台湾继续潜伏的李长亨，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两个月后，这位国民党军政工处长兼副师长的李长亨，又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了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报到，接受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行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李长亨一直用董老给他取的名字“黎强”。黎强先后担任西南公安部研究科长、办公室主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青海湖联合企业公司经理、青海省人委秘书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文革”时他在青海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对其实行军管办法，暗地里保护他。1978年1月，黎强给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写信，要求回北京公安系统工作，他的申请在一周之内就得到批示。1986年国家安全部曾内部发文，号召党员向黎强同志学习。
1999年3月2日，黎强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和评价。
黎强生前留下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手稿，整整放满了一大箱。可惜的是，影像资料几乎全部在文革中被销毁，目前存世的仅剩两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保存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写的回忆录在1984年后开始解密，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连续电视剧《潜伏》红遍大江南北，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