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安静的人，当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可能几天不开口，没人跟我讲话也无所谓。在阿姆鲁姆的五天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泥滩和沙丘上漫步，在咖啡馆和餐馆里画草图，和服务员简短交流——多一个字也不说。一个人的生活让我感觉自由自在。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不会让我感到无聊的人。我还认为，唯一不会产生误解的对话就是跟自己对话。我陷入这种狭隘的认知而无法自拔。我真是个傻瓜。
其实没人觉得和我妻子在一起会无聊。她比我聪明，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聪明。她幽默健谈、充满创意、个性阳光温暖、举止温柔优雅、走路姿态飘逸。我在家工作时常被丽贝卡吓到，她总是无声无息地走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肩头。她在家里喜欢穿高跟鞋，可我一点也没听到她的脚步声，况且我家铺的是木地板。当然了，我工作时会非常专注，可是在木地板上踩着高跟鞋，有几个女人能做到几乎悄无声息？有人曾这样形容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她走路时不会触到地面”，我妻子也是如此。
丽贝卡的声音不好听，又高又尖，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平日的小争执也不严重——更多是在争论而不是争吵——而且很快结束。
“伦道夫伦道夫伦道夫。”丽贝卡说，如果重要的事情说完，再多说一句就会伤害彼此的感情时，她会边说边摇着头。“丽贝卡丽贝卡丽贝卡。”我说，这时我已经面带笑容，声音中同样带着责备和原谅——我也边说边摇头。或者我先说“丽贝卡丽贝卡丽贝卡”，然后她说“伦道夫伦道夫伦道夫”。我们总是用彼此应和来表示和解——我们依赖这种方式。
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些日常口角。我个性平和，但温暖阳光的妻子有时会彻底失控，像自杀式炸弹一样突然爆发。这种比喻虽有失厚道，却十分贴切，因为她发火时，平日里那个令人愉悦的丽贝卡彻底被炸飞，我被她的怒火烧成了灰烬，即便只是暂时的。我说不清触怒她的原因是什么——往往都是些可笑的小事。
例如，有一次我说新年当晚要去慕尼黑出差，因为第二天一大早我约了客户。我觉得丽贝卡不会介意的——通常前一晚的聚会过后，新年当天什么事也做不了。你的醉意还没完全消失，边坐在电视前看滑雪，边想着今天要不要早点上床，新年下的决心要不要现在就开始付诸行动。新年当天，每个人都像平常日子里的我，沉默寡言，想着自己的心事。没人想要聊天或者陪伴家人。可丽贝卡听了我的话非常生气，她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伸直胳膊，用手指着我。“怎么能在新年时丢下家人？到底还有没有底线？”她大声质问我，几乎在尖叫，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看她的样子我就知道这时没办法跟她理论。
我必须承认，我被她的突然爆发吓呆了。我整个人僵住了，肌肉紧绷，心脏狂跳，大脑似乎就要炸裂。我感到害怕和恐惧。我想逃跑，却一动也不能动，我想说话，嘴巴却张不开。我的身体瞬间石化，内心却有怒火在熊熊燃烧。
只有摔烂东西，丽贝卡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玻璃杯被她摔在地板上，盘子被她丢向墙壁。她原来总是从厨房或客厅的水果碗里拿橘子往墙上丢，让橘子爆裂开来。丢橘子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我们喜欢家里保持整洁漂亮，事后总是请专业装修人员更换壁纸或者粉刷墙面。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买橘子了。丽贝卡每次一摔完东西就会平静下来，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充满爱意地抚摸我的头。“对不起。”她在我耳边轻声说。过一阵子我才能慢慢松弛下来，说没关系，然后帮她收拾摔碎的东西。
丽贝卡不会常常发脾气，每年大概两三次的样子。我们有时会聊起她突然发怒的事，丽贝卡和我一样毫无头绪，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发作。我们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必须忍耐她的暴怒。
“你能做到吗？”她问。
“当然能。”我轻吻她，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和妻子在一起时，一旦气氛不太融洽，我就会感到紧张，我可能会努力表现，避免触怒她。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她的突然爆发让我跟她有了隔阂。”我和弟弟坐在布鲁姆的吧台前时，我对他说道。布鲁姆是一家位于温特费德广场附近的老酒吧，店面不大，弟弟来柏林时我们总是去那里喝几杯。
“那不是她的错，是你的错。”他说。
“她为什么要朝我发火？”我问。
“因为你一直在逼她。”
“要不是她冲我发火，我也不会疏远她。”我说。
“别这么干了，”弟弟说，“别再一个人消失不见了。”
“我没有消失不见。”我反驳道。
“你有，你一直这样。”他说，“我们小时候你就这样。我们一起待在客厅，妈妈在桌子旁陪我们玩游戏，然后你就没影儿了。”
“这要怪爸爸，”我说，“我不愿意跟他待在一间屋里。”
弟弟接下来的话激怒了我，“你跟他一样”。我跟父亲不一样——即便我们一样，我也不想听到这句话。
我用手推了一下弟弟的肩膀，没太用力，但也不轻。他也推了我一把，比我下手狠多了。我左手端着的内格罗尼酒洒了出来，溅到我裤子上。我放下酒杯站起身，把弟弟从凳子上拽了起来；他衬衫上的两粒扣子飞了出去。我们扭打到一起，酒保迅速冲过来分开了我们。
“你们最好离开这里。”酒保说。
我们结账后离开。一出酒吧门，我们俩就抱在一起大笑，然后去下一家酒吧接着喝。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内格罗尼酒，一直喝到天亮。
我睡到中午才起床，看见弟弟坐在厨房喝咖啡，我妻子在旁边帮他缝衬衫扣子。
“你不用告诉他，我们有着同样的基因。”我对妻子不快地说，她老把这话挂在嘴边，“反正他心里也这么想。”
“又来了，又来了。”弟弟说。
我站在厨房门口没动。妻子放下衬衫、纽扣和针线，走过来抱住我。
“我爱你们的基因。”她说。
我伸右手搂住妻子的腰。弟弟走了过来，把我的左手放在我妻子的肩上。
“这样才对，”他说，“你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