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自隋唐以来，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近百年来，英国人觊觎西藏，但从未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任何异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成的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宗仁又说：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禅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一九六三年夏，李宗仁接见了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由张歆海担任翻译。七月十四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古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
……
他坐在我对面的一把硬椅子上。我提议道：“让我们谈谈中国吧！在纽约有人说，乐观的美国人学俄文，悲观的美国人学中文。”将军回答道：“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那并不难回答。悲观者和乐观者都是从偏见出发的。害怕中国是基于种族观念的一种偏见。种族差异的观念是西方人凭空想出来的，以之作为一种正当的借口，来统治和剥削非白色人种。在几世纪之后的今日，西方至上的情绪正在消失。相反，西方害怕那些过去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会翻过身来，损害西方民族。但这与中国无关。中国向来不从异族观念出发看待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中国认为所有其他民族都是兄弟。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中国人说来，兄弟是很重要的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兄弟关系是很密切的。在西方人之间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确也谈兄弟，谈得非常之多，但是你们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怎么还能爱你们的兄弟呢。”
……
“李将军，请说得更明确些。你现在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你为什么在谈到红色中国的边界时说，‘我们的？’你知道你这样使我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我知道，但我会在以后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人，一切都会清楚的，你可以看到。”
“将军，按照你的说法，中国从来不曾侵略任何邻国。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西藏。这是相当近的事情。西藏和邻近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西藏一向是受中国保护的。它是中国边界以内的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过去西藏就好像你们意大利的一个自治区，只是独立性稍微多一点，因为它取得了这点独立性，而在混乱的世纪中，谁也不曾梦想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当西藏开始成为反华活动的中心时，中国就使它恢复原来的地位，因为它不配享受在那时以前一直享有的特殊待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冬天中印边境发生的事情。据说这完全是地图的问题。中国地图把边界画得更靠南边一些，毛决定占领所谓麦克马洪线周围的地区，只是因为他的地图表明那个地区是中国。但是，你知道吗，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为止，所有世界地图都把该地区画为中国领土。甚至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地图也表明中国是正确的。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为止，美国的地图、大英百科全书以及牛津最最著名的制图者巴塞洛缪所画的边界都是一样的。如果该地区是中国的，那么人们充其量只能说是收复，而不是侵略。说到这里，我就要问：‘谁是侵略者？是中国，还是印度？’如果我进入我自己的房子，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如果我发现有人闯进我的家里，难道我没有权利把他们踢出去吗？”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蒋介石吧。”我说。
……
这次会见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要谈的关于蒋的问题。所有前面谈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逐步引导到蒋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场困难的谈话。将军对某些问题闪烁其词，对另一些问题则根本不回答。迄今为止，他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其次，他曾经表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
“我不能谈论蒋。”将军说，“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祷，而蒋则想象着可怕的事情。我从来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难道他不知道将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杀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蒋，他歪曲事实，一年一度地站在悬崖上叫嚷：‘我们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谣言。这样，他给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去年他散布谣言说，我突然离开了美国，好像我可以突然离开似的。他说我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而我当时却在新泽西州参加一次婚礼。（李宗仁桂林同乡廖行健与柴秀丽的婚礼。）联邦调查局先向我家里打电话，然后他们匆忙赶来要证实回电话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给他们看。我到这样的年纪，联邦调查局还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的话，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
经过长期的商量，李宗仁决定依照周总理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同我会晤。我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回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十五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我。他要我向李先生转达的意见，怕我忘记，要我一再复述，最重要的是“四可”：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此外总理还谈到李先生在政治上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这次接见，谈到东方欲晓。临别之际，总理一直从紫光阁送我到阶下的汽车旁，殷殷嘱咐，令人感动。
圣诞节前一星期，我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先生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我直接走到天堂广场Savoy饭店找他，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他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很好。午饭后，我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先生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我向他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李先生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我问：“李夫人如何？”他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先生和我同一天离开了苏黎世。我回到香港，立即把同李先生会见的经过，写信报告了周总理；李先生回到纽约，下飞机时对亲友们说：“好险，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