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张部长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我说不好，只有张部长本人最清楚。不过，我推测，开始，张部长一定是觉得自己很幸运；渐渐地，他又觉得不太幸运，甚至，在他的内心，或许已经充满了哀怨。
终于，一件事情发生了。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亲爹——这个老封翁挺招摇的——去世了。按照“宪法”，张居正是应该回家奔丧的。张居正的内心想法是不回家奔丧，继续在北京上班，但是表面上，他又三番五次提出要回家奔丧。
这件事立即在两京广大干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风波，对每个干部，都是一次严峻考验。张居正平时听到的颂扬太多了，现在，是考验每个干部是不是政治上可靠、是不是真心拥护他的时候了。
问题是，张居正表态说，无论如何，他是要回家奔丧的；但是他内心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他是不离开北京一步的。善于揣摩的干部，当然就会表态“反对”张居正公开表示的要回家奔丧的决定；不明就里的干部，还觉得应该帮助张居正实现心愿，支持他回家奔丧！毕竟，“宪法”有规定，人情世故、伦理道德，都要求亲爹死了，作为儿子应该回家奔丧。况且张居正本人也再三表示坚决要回家奔丧的。所以，一时赞成张居正回家奔丧的意见，占了多数。
可是，实际上张居正是绝对不想回家奔丧的。这就麻烦了。领导遇到麻烦，最需要“马仔”们帮忙化解了。平时都是领导照顾“马仔”，关键时刻，该“马仔”们上啦！不用说，广大干部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吏部部长了。可是，张瀚张部长，这个张居正一手提拔、全力维护的“马仔”，在这个时候，却沉默了。
这已经很使张居正失望了。张瀚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冲锋陷阵为张居正摇旗呐喊，他能不失望吗？于是，张居正让人给张部长递了条子，告诉他，这回你要“反对”领导一次，出面和他“作对”，表态不同意张居正回家奔丧。
张瀚拒绝上这样的表态书。是张瀚的道德底线不允许他作出这样违心的举动？是他看到反对派的力量十分强大，他看不准，拿捏不好？还是他内心的哀怨促使他下定的决心？或许，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张居正看来，张瀚显然没有经受住考验。在张瀚的内心，是不是有“反正老子不伺候了！爱咋咋地吧”的想法呢？很可能有的。张居正怒不可遏！
这时，又有像林“议员”那样有培养前途的“议员”出马弹劾张部长了。张居正唆使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最终辞归故里。
当然，他的理由不是张部长不挽留张居正，也不是说他在风波面前没有经受考验，更不说他本来就不称职，而是“借他事”提交了一份弹劾“提案”。这次，张居正当然不会再维护张部长了，因为，这些“议员”都是根据张居正的“示意”行事的。参折一上去，立即就批了下来，“勒令”张部长卷铺盖回家！
有专家感叹说，张瀚是张居正的自己人啊，就因为不表态，就遭立即撤职，不容片刻缓！张居正要拔擢和抛弃一个高级干部，竟然如此私心自用，如此决绝！真是令人骇然瞠目！韦先生评价说，“此即可见张居正性格中专断骄纵的另一侧面；亦可看到两张关系……因顺逆而改易爱憎。”
张部长的上台和下台，简直可以说，就是上演了一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官场活剧！
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何对待知名人士，是考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一般说来，当权者对名流基本上是礼貌周全的，大体上以笼络怀柔为上策。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值得说说。也应该说说。
当然，不同时代的名流，名堂不同。比如，现在的名流，尤以歌星、影星、球星为最；而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总体上说，帝制时代的名流，基本上还是文人——著作家。这里，我要隆重推出的，就是张居正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
现在，说到王世贞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是，说到《金瓶梅》这本书，估计读书人都不会不知道。尽管看法未必一致，但是绝大多数考证者似乎都倾向于，王世贞就是《金瓶梅》一书的作者。这个，我们就不考证了。
说起来，王世贞是张居正的同年。同年相当于现在说的同学吧，反正就是一起中进士的意思，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关系了。不过，人家张居正考选了庶吉士，王世贞没有被选中。论学历，那他不如他的年兄张居正的高。王世贞也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他也是官场中人，要说他担任的职务，与知识分子不沾边儿的，倒是人家张居正，当的基本上都是与知识分子沾边儿的官。
请看：张居正在二十出头中进士以后，又考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散馆——也就是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当“史官”（编修），还当过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当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副校长（司业）；当过两任皇帝的老师；当过礼部（主管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的副部长。王世贞的职务，则主要从事“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为主。
但是，历史上，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是当权者；而王世贞则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这个概念，不太好界定。那个时代，官场中人，哪个不是文人呢？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啊！诗词歌赋，谁不会写几篇？况且，帝制时代的中国，除了晚清，基本上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办报馆、开出版社，或者自己办大学，当律师等等，可能性不大。所以，文人，也往往又是官员。说起来，大家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员，分不太清楚的。
奇怪的是，当权的文人，往往又会成为迫害文人的急先锋。所以，有一个词叫“反智”。
反智，是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发明。简而言之，就是轻视鄙视乃至敌视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废物、是不安定因素。据余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而张居正当国时期，把反智风潮推向了高峰。诸如杀害思想家、迫害知识分子代表、禁毁书院、禁锢学生思想等等，很多例子。
可能有人还会发出质疑的。严嵩、张居正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读书人出身，考中进士，又考选为庶吉士，谁能够超过他们的学历啊？那个时代，哪个高级领导干部不是货真价实的进士出身啊？那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谁还是知识分子啊？学而优则仕嘛，反之，未仕者就是学习差，那他们还能够称为知识分子？这确实有点不好解释清楚。
按照政治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的定义，知识分子似乎和学历没有直接关系，至少，学历甚至学问不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准。中国传统社会，分工不发达，读书人出路不多，当官是最主要的职业了。所以你说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媒体、大学、研究机构的从业者以及律师等等，我看不是事实。那怎么定义呢？也有的说，对政府或者执政者持批评立场、至少是挑剔立场的文化人，就属于知识分子吧。我们国情不同，这个定义太苛刻了，不妨简单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学问和智性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就叫他知识分子吧。要害是独立人格，独立的立场。
好了，这个问题就不继续讨论了。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王世贞的名气，在很长一个时期，比张居正大。当王世贞和张居正同年中进士以后，一个被分派到刑部当主事（可以认为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吧）；一个则到翰林院做庶吉士。可是，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身份，却恰恰相反。
张居正在翰林院读书学习，却对实务感兴趣，经常提着酒壶去拜访来北京出差的地方领导和派驻地方的有关机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务；而身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的一名“处长”，王世贞则整天热衷于聚会结社、诗赋唱和，当然，文人墨客在一起，也难免要议论时政。
有一个时期，王世贞和张居正可能有点同病相怜。他们的职务，都是近十年没有升迁。或许王世贞之原地踏步是因为“不务正业”，所以他还有点自我安慰，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所谓“有以自乐”也；而张居正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结果，两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
王世贞自嘲也好、无奈也罢，他至少是有名气的。当时，他组织的社团，影响很大，作为文坛领袖的王世贞，已经成为名流。到了什么程度呢？据正史的记载，“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就仿佛张居正当国后公卿士大夫奔走于他的“生活秘书”游七的门下一般！
王世贞的名气大，追随者多，权威性高。正史还记载说，如果谁的文章有幸受到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有一个例子。当年李时珍写好了《本草纲目》，就从湖北老家不辞辛苦跑到太仓去拜访王世贞，恳请他写个序言什么的，表示一下肯定的意思。王世贞接受了，却整整压了八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崇拜王世贞的文人墨客常常发出质疑说，王大人乃当代宗师，当那个小鸟官干吗啊？王世贞听了，哈哈一笑，对九年不提升越发不在意了，也就更加自负了。
其实，不是人家当权的人不想提拔王世贞。有迹象表明，领导实际上是非常想提拔王世贞的。当时是严嵩当国。严嵩这个人虽然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但是不能否认，严嵩还是有点雅量、雅趣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后生可畏的道理，三番五次想接纳王世贞，经常叫他的独生子严世蕃约王世贞吃饭，有点近乎讨好他的意思了。可是，王世贞不仅不买严嵩父子的账，严世藩想求他写篇寿文什么的，都被断然拒绝。不惟如此，王世贞还公然和当局对着干，给严嵩下不来台。
张居正就不同了。这位自视甚高、深有城府的年轻人，十年没有升迁，就很郁闷了。于是，他私下里讨好严嵩，替他捉刀代笔，卖了些力气。当然，他也暗地里和自己的老师、严嵩的政敌徐阶一起，策划推倒严嵩父子。这个时候，王世贞和张居正的角色就有变化了。
王世贞本质上说，与其说是个文官，不如说是个文人；而张居正则是典型的文官了。说白了，他们都是文人，但是，一个本质上说是官，一个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于是，相应的，王世贞和张居正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了。当张居正入阁拜相的时候，王世贞连在家闲居的日子也过不安稳的。
这个不难理解。才子、名流王世贞一而再再而三给执政当局过不去，当权者就给他过不去，结果王世贞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牵连，于是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权的人总要换的。严嵩父子倒台后，徐阶当国，拨乱反正，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入阁了；而王世贞连在家闲居也不能，他不得不到处奔走，要求政府给他父亲平反昭雪（具体什么情况不说了），也顺便给他自己跑跑下一步工作的事儿。
已经入阁的张居正，虽然在内阁属于“末相”，但是他毕竟是王世贞的同年，所以王世贞也求到了他的门下，写信、送礼，也挺讲究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有时候也得随大流啊！张居正很客气，给王世贞回信，劝他不要太张扬，要学会韬光养晦，要谨言慎行，要努力自爱，总会有机会的。这是张居正的经验之谈。这说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和王世贞是可以多多少少说说心里话的，相互关系基本上还属于私人性质的同年之谊。
那好了，后来张居正当国了，用人权掌握在他手里了，已经离开官场十多年的王世贞你用不用呢？我的分析，张居正用不用王世贞，他自己是很矛盾的。用，不符合张居正用干部的标准，他不可能放心。不用，王世贞的名气和影响很大，况且，又有同年之谊（当时叫年谊），而且曾经有言在先，说有机会，他会给王世贞说话的；现在是他张居正说话算数的时候了，他不替王世贞安排点工作，似乎说不过去。
当然，这个难题对在用干部问题上善于玩权术的张居正来说，算不得什么。于是，张居正决定还是要给王世贞安排一下。笼络人才，用有名气的人，对张居正本人的威信，是有利的。但是，给王世贞安排到哪里、安排什么样的职务，就很有讲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