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毛泽东对着讲台上的人厉声道。
中南海怀仁堂的空气顿时凝固，会场上几百人的心跳似乎同时停了一下，静得可怕。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发言席上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几位原本闭目聆听的也蓦地大睁了眼。那人的长衫在一色中山装中显得更是突兀。刚才此人的话还回响在大家耳边：“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被毛泽东打断话后，那人愣了一下，但还是倔强地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冷冷道：“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发青：“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
毛泽东有些激动了：“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众人已经回过神来：居然有人敢如此与伟大领袖顶撞！会场立时大哗：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
“梁漱溟滚下台来！”
……
讲台上的人，梁漱溟，脸色苍白，但就是不下台，双手紧紧捏着讲稿，圆框镜片后，两眼直视着毛泽东——直至被轰了下来。
这是1953年9月18日下午，再过29天，就是梁漱溟六十周岁的生日。
这场著名冲突的起因是几天前梁漱溟在政协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发言中，梁漱溟提到了目前工农差距问题，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乡村不免空虚，“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却依然很苦”，“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提到共产党的成功主要依靠了农民，而现在不免有“遗弃”之嫌疑，“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话虽然有些难听，却出于爱护共产党的好心。一般的看法，应该就是这些提醒共产党不要忘本、不要背叛农民的话，大大伤了对农民最有感情的毛泽东的自尊心。18日梁漱溟再次发言，为自己辩解，早已点燃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尽头。
于是，梁漱溟，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时就认识，并在延安多次通宵纵论天下大势的“座上宾”，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批判对象，一个活靶子。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对梁漱溟的批判。言谈间嬉笑怒骂，把具有无比威力又生动活泼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最后，大笔挥去，轻轻松松给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梁漱溟反动透顶”……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个词的运用频率很高：“一贯反动”。时人当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无疑问是一直——如果联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永远——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是以背对着潮流的姿势登上历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后，政局总上不了正轨，反而还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数百人，专著数十种，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战果是辉煌的，西学当然大胜，新文化的发展势头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腐臭的僵尸、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干脆高高供起释迦放在一旁，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不仅仅在学术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了如何对待卖国贼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五四时，群情激奋，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殴。而梁漱溟在当时唯一的公开评论中，却强调曹、章也应该享有公民权。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这种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评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应该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
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应该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梁济一生从未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除了自杀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说很平凡。大半辈子只是做塾师、幕僚，年届四旬方以举人入仕，也不过做些中下层闲官。这类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愿意，任他时局再变，生活可保无虞，尽可以优游卒世，可他却因为对世事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杀。这种悲壮高尚的心态在遗书中说得清楚：“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父亲的人格无疑给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响：从小便立志做个伟人，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后来梁漱溟回忆童年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隐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多年后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精神迷乱的时期，可每次叙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种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