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9点，米哈伊站在潮湿的灰色雪地里排队等着买东西，让卡佳在家里陪宝宝。他们的儿子只有六周大，还不能全天待在寒冷的室外，尤其现在流感像瘟疫一样盛行。队伍已经很长，绕了大楼一圈，议论慢慢向后传开时，人们怨声载道：“香肠已经卖完了。他们说一个小时内关门——时间根本不够排到我们所有人。有人贿赂了屠夫，收银员就让他买走了整箱培根。”偶尔有人试图插队，声称有朋友在帮他们排队，更后面的市民就会冲他们大吼：“回去！别以为自己很特殊！”米哈伊通常是吼得最大声的那个。
终于，将近5点的时候，他乘电车回到污秽的七层赫鲁晓夫水泥楼房，他们住在一个三居室的公寓里。当时已经天黑，他几乎冻僵了，而且网兜[21]里只有几样东西——他一直带着备用网兜，以备万一有东西可买。至少公寓里有暖气。这一点他要感激苏维埃政权。
他悄悄地开门进屋。只要他隔门听到卡佳在弹琴，就喜欢趁她没注意时偷看她一会儿。宝宝包在襁褓里，正在她穿着拖鞋的脚边地板上睡觉。她深色的头发放下来，随着音乐摇摆，像悠悠清风中的窗帘。她看起来很纤瘦，尽管生过孩子的腹部仍有隆起。这让他感觉愧疚，尽管他更愿意把他们所有的烦恼都怪到党的头上。
“我在呢。”她弹完后对他说。他摘掉羊毛帽，她起身亲吻他的脸颊来迎接他。
“你带回了什么？”她细看网兜里的东西。一袋米、香烟、肥皂、一条印着蓝色和赭黄色野花的抹布、两根香蕉、四罐青豆，一份肉。“没有牛奶吗？”
“他们卖完了。我明天再去试试。”
“你明天要上班啊。”
“那就下班再去。”
她点点头，把网兜拿进厨房。米哈伊打开橱柜，拿下来两个杯子和一瓶伏特加。
“妈妈呢？”
卡佳点着煤气灶烧水泡茶。“在休息呢。她今天感觉不舒服。”
“喀秋莎。”他低声说。她转向他。“我们必须走。我坚持不下去了。”他倒了一指高的伏特加递给她。
“我做不到。宝宝才……”她说着转开身子，“拜托，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件事。”
他往自己的杯里倒了更多的酒，一口闷掉，然后给自己又倒一杯，看着酒沉淀下来，直到像上冻的涅瓦河一样静止。他的脚指头马上恢复了知觉。他一屁股坐到厨房的金属椅子上。“我们必须讨论这件事，卡佳。听我说。我们可以在美国过上新生活，更好的生活。去暖和的地方。我们随时都能买到农产品、肉、牛奶和黄油。”
“不行，”她温柔地说，还是背对着他，“不行。我一直跟你说。列宁格勒是家，美国不是。”
“列宁格勒是个美丽的城市，但现在是可怕时期啊。这里感觉不再像家了。对我们没有好处。”
“那我们的父母怎么办？我们的朋友呢？”
“伊丽娜和皮欧特也去。”
“怎么去？我们甚至换不到钱。皮欧特说了他们要走吗？还是你编的？”水壶开始尖鸣。
“有办法的。我一直在四处打听。”米哈伊站起来，把水壶从煤气灶上拿下来，手环在卡佳的腰上。“你记得我们刚遇见的时候吗？我们有那么大的梦想！那么多的计划！你会成为著名的音乐会钢琴家。我会是一名顶尖的工程师。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只能为国家演出公司[22]弹琴，你弹得这么好，却一分钱也挣不到。你去读音乐学院不只是为了弹克里姆林宫允许的音乐吧，不是吗？是你教我的啊。勃列日涅夫凭什么是最高音乐权威？你已经25岁了，卡佳。我们必须考虑未来。”
她挣开他的怀抱。“我们的未来在这里，米沙。在列宁格勒。”她想到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每四年举办一次，就像古典音乐界的奥运会。下一次就在两年后，1982年。她已经开始为比赛练习。
“我没法升职，”他说，“我是这里最好的工程师，但我现在升不上去。他们叫我‘Zhid[23]’，你知道吗？那个垃圾瓦西里，到处跟人说。混蛋克格勃。我甚至没有我父亲那样的鼻子，但他们还是知道了。你现在指望我怎么往上升，卡佳？我们养活自己都难。何况现在还有了宝宝。你懂吗？”
“不懂，”她说，“这不公平。你这么说不是因为格里沙。你想去只是因为你自己。”
米哈伊两手合十，摇晃着恳求。“不是的，都是为了你们，卡佳。你值得过上比这里更好的生活。这会是一场冒险，我们重头来过。在一个更幸福的地方安一个新家。我们在美国会更幸福的。”
“我不想去。”她告诉他。
“我在这里不会有作为的，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是个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现在我不会得到应得的职称！”他从桌子下面踢了一脚椅子，椅子撞到墙上。公寓太小了，声响惊动了宝宝和睡在卧室里的米哈伊的母亲。
“米沙，求你了。”她在乞求。
“你不能对我说不。”尽管他压低了声音，话音里还是压抑着沉重的失意。“反正有一段时间你不会有弹奏演出。你得照顾格里沙。等我们到了美国，到时他会长大一点——然后你也能弹琴了。可我呢”——他用拳头捶胸——“我得照顾所有人，这一点你无话可说。”
“为什么由你来做选择，米沙？你为什么不考虑我？”
“我就是在考虑你！你没在听吗？”
卡佳的婆婆抱着孙子走进厨房，但当她看到翻倒的椅子和儿子脸上的表情时，她把宝宝交给卡佳后快步离开了。宝宝开始哭，于是卡佳扶起椅子，坐下来喂奶。
“而且，”他默默地说，“现在已经太迟了。我昨天已经提交了申请。”然后他挨着她坐下，宝宝在吃奶，他把手放在儿子的小脑袋上。“他们让我辞职。”
“辞职！”宝宝吓了一跳，小手在脸旁挥舞，仿佛是在自卫。“他们会控告我们当寄生虫的！”
“规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接受审核。”
“批准出国要好几年时间啊，米沙。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吗？在这么长的等待时间里，我们会变成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我们会失去朋友，我们会没水、没电。那样我们该怎么照顾宝宝，嗯？！我们怎么挣钱？”
“我存了一点钱，不算多。不过你父亲不是做得不错嘛。钢琴调音这行似乎一直不错。如果我们需要钱的话，你可以找他要。”
“爸爸跟我们一样穷！我不会找他要钱的！”
米哈伊耸了耸肩。“那我们就另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扫大街吗？去要饭吗？”
“住嘴！那太自私了。我不接受这种谈话方式。已经太迟了，我告诉过你。”
尽管两人的开始很温柔，在他们三年的婚姻中，她已经学会不要在他愤怒时越界。她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但心脏仍以更快的速率[24]跳动着，就像以前充满激情时一样；现在只在充满恐惧时发生。“我们要等多久？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去哪儿？”
“我听说是先去奥地利。从那里去意大利，等到美国给我们发入境签证为止。或许要一年，或许会更久。”
“我们到了这些地方要做什么，米沙？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吃什么？还有我的钢琴该怎么办，嗯？走到哪里都背在身上吗？”
他耸耸肩：“我跟其他也在等待离开的人聊过，有代理机构可以帮忙，犹太机构可以帮我们找到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带几件东西，或许一个人带三四个行李箱，但不能带钢琴。”
“不能带钢琴！”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宝宝的嘴巴还在吃奶。她几步跑进小前厅，博兰斯勒占据了这个房间的大多数空间。她坐在琴凳上，仿佛想把它留住。自从那个德国老人把琴留传给她以后，她多少次坐在这张凳子上，她在琴键上弹过多少音符，一开始是一个一个地弹，后来是美丽复杂的乐章，能把她传送到一个脑海里的地方，其他别的事情都做不到。从8岁起，博兰斯勒就一直是她的忠实伙伴。在过去的十七年里，她几乎每天都弹琴。当她搬出父母在扎尔格斯克的家去列宁格勒的音乐学院学习时，她也坚持要把它带上800千米的旅程。除了家人以外，这是她唯一的宝贝。就算要逼她离开，这架钢琴也是她无法——也不能——忍心留下的东西。
米哈伊走到她的身后，把一只手搁在她的肩上。“卡佳，我会想办法的。我们带上钢琴，好吗？你在听我说话吗？我爱你。”
过了一会儿，她点点头。她闭上眼睛，捂脸哭泣。然后她的手指抚过睡觉的宝宝，这是对贝多芬第24号钢琴奏鸣曲《致特蕾莎》的沉默演绎。那首乐曲里有太多重升记号，满篇的十字架能填满一片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