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到底是否出自真心，有时真不好说，但下面这几个人似乎的确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
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1919—2013
小说家
用法：举例的时候，可以把莱辛当做最好的一种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会听命于姐妹同盟的规章制度，总是表达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
八十九岁的莱辛某天回家，发现家门口的大街上有很多人举着摄像机兜兜转转，她完全没想到这些人是在等她，还以为在拍肥皂剧。这时候其中一个人告诉莱辛，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哦，天呐！”她惊呼了一声，然后又说，这些人大概在等她说几句“激励人心的话”。她后来评论道，这些评委之所以把奖颁给她，大概是估计她马上就要“挂了”——果然，没过几年，她就去世了。
通常莱辛都被当成一位女权主义作家，不过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当她最有名的一部作品《金色笔记》（1962）被赞颂为女权主义经典时，她坦率地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本意是想用这本小说讲一个很精微繁复的故事，描绘一个女子从得体到发疯的过程：这是莱辛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在罗得西亚长大，1949年才到了伦敦。这本书显得女权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它描写性爱时直白得无所畏惧。莱辛认为：大多数英国男人都是不忠的，而那些不偷腥的一般都早泄；年轻的母亲之所以没有自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忠于她们的宝宝；阴道高潮比阴蒂高潮更高级。
对于莱辛来说，没有越界、过分之说，就喜欢出人意料。写作生涯后期，她写起了科幻小说（像1982年的《第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让她的粉丝不知如何是好。莱辛性格顽皮，始终未改，有次她把自己最新完成的小说署了个别的名字，寄给自己的出版社看他们是否会接受。他们退稿了。莱辛宣称这证明了一个无名的作者要出书是多么不容易，尽管这本书最终出版了之后，有些人提出或许当初退稿也是因为它写得的确不怎么样。
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1929—
建筑师
用法：要是你在花园里建的小棚屋歪得像是要倒下来，就说你追求的是一种弗兰克·盖里的风格。
如果你觉得建筑很无聊，那就应该往下读一读，因为弗兰克·盖里的作品很可能会打破你的固有想法。他的很多建筑都让人惊心动魄，看上去像超现实主义的雕塑，只不过成本比雕塑要高得多罢了。这样的房子安不安全？盖里把“解构主义”（不要管它是什么意思，只管念出来就行了）的原则推到了极致，“盖里的纽约——云杉街8号”（2011）名字繁琐，是一幢墙面起伏的摩天大楼，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就像是建筑快要倒塌时出现的裂缝一样（在“9·11”之后的纽约这样的隐喻是何其大胆）。它们也同样可以被看成是植物的触角，朝天空伸展。
盖里是犹太裔美国人，最早被关注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改造了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他在房屋四周竖起一些金属板，但会留有空缺的地方露出一些内部建筑更传统的样子。今天的盖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最成功的创作会在秩序和混乱、自然和人工、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某种和谐的紧张感。芝加哥的杰·普利兹克露天音乐厅（2004）像是恐龙的化石骨架。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1997）或许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看上去就如同一艘坚固的巨轮，快要被波涛吞没：还是一样，在同一个画面中融合了前进和毁灭的可能。
“即使前方是未知，也只能踉踉跄跄地向前，”盖里这样形容自己的方法，那种几乎是苏格拉底式的谦虚让人觉得亲切随和极了。如果他这样也能算踉踉跄跄，那这人运气还真不错。1989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相当于建筑界的诺贝尔）。他的毕尔巴鄂博物馆被广泛认可为几十年来完成的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恩里科·费米
Enrico Fermi，1901—1954
物理学家
用法：如果要表扬一个人理论和实践都很出色，可以把他比作恩里科·费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就是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其中有不少曾是轴心国的公民，因为种族偏见而被迫出走。恩里科·费米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出生在意大利，但贝尼托·墨索里尼施行的反犹法令开始影响他的犹太妻子劳拉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在1938年移民去了美国。意大利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再清楚不过。就在1938年，费米因为证明经中子轰击会产生放射性元素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米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是做实验还是发展突破性的理论，他都是第一流的。尽管他几乎对物理学的所有领域都做出过贡献，但非专业人士会记住他，恐怕还是因为他指导了第一次人工控制的核反应。这个伟大的事件发生在芝加哥的一个壁球馆中，那个三十英尺宽六十英尺长的空间正好适合这个实验。1942年的12月2日，在费米的引导之下，一种新的能源被收集起来了。对于核能毁灭性力量之后的发展，费米也出了一份力，最终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费米也和罗伯特·奥本海默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被看做是原子弹之父。
尽管成就如此卓著，但费米是个说话轻柔且自谦的人。他的同事们那时候说，费米的实干精神——或许也是他的谦逊朴实——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把短短三英寸的计算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那一天的壁球场边，他就是掏出这把尺子，作了最后的测量，然后平静而肯定地宣布：“反应堆已经达到自持链式裂变反应。”这么重大的时刻也没有任何慷慨激昂的话作为纪念，他和他的团队只是用纸杯喝了几大口基安蒂酒，庆祝实验成功。
唐·德里罗
Don DeLillo，1936—
小说家
用法：一旦讨论起谁是当世最伟大的小说家，你有充分的理由把德里罗这个名字扔进候选人之中。
唐·德里罗经常和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等人并列，被视作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但如果要让德里罗自己说，他只说自己是运气好而已；这位作家自我贬低的搞笑功夫是很精湛的。当他的第八本小说《白噪音》（1985）拿下了一个卓有声望的奖项时，他在颁奖典礼上站起来跟大家说：“很不好意思我今天不能到场，但我谢谢你们都能来。”然后他就坐下了。很多人还知道德里罗一直用的名片上只是简简单单地印了他的名字，下面写了一行字：“这事儿我不想聊。”
但一般来说，德里罗还是很愿意“聊”的。他最受推崇的几本书——《白噪音》《天秤星座》（1988）和《地下世界》（1998）——都是大部头，探讨的也都是重大的主题：消费主义的代价、刺杀肯尼迪等。一本德里罗的作品总有几个特色：嘲笑学术圈的荒唐，反对资本主义的诉求，弥漫着一种穿插了暴力事件的迷狂氛围。他也经常被形容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因为他的作品会质疑传统小说的一些预设，比如，文字作为一种媒介足以表达思想。德里罗则否认自己是个后现代主义作家（这一点就很后现代）。
近年来，他经常拿出一些更短、更轻盈的小说，那些希望所有德里罗作品都是鸿篇巨著的人对此是有些失望的。德里罗的自谦也显得更诚恳了：“七十年代我是个边缘人物，那时候才刚开始写小说。现在我又回到了那种状态；这也挺好，我一直觉得边缘才是我该待的地方。”
葛饰北斋
Katsushika Hokusai，约1760—1849
艺术家
用法：任何一个画面，只要兼具力度和简洁，色彩明亮，轮廓清晰，都可以称之为“带有葛饰北斋风格”。
之前有很多个世纪，西方艺术的发展都基本和东方艺术无关。到了十九世纪，印象派画家发现了日本浮世绘的可贵之处：用木版印刷的这些画作，大众只要花两碗面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幅。最出色的浮世绘线条之优雅，结构之精严，可以和任何一个时代的杰作相比较而不逊色。而在那些浮世绘的画家之中，最出色的莫过于葛饰北斋。
北斋背离传统的地方就在于他画风景和日常生活（他的同辈人一般都在描绘艺术家和妓女）。有一次和画坛对手比赛，他在一张大纸上刷出一抹蜿蜒的蓝色，然后抓了只小鸡，把它的脚在红色的颜料里蘸了蘸，让它在画卷上四处走动。最后的画面他说是龙田河上漂浮着红色枫叶。评审者判定北斋胜出。
这位艺术家最成功的创作出现得很晚，因为他孙子在经济上太鲁莽，让退休的北斋不得不重新执起画笔。一直号称自己七十岁之前没画出过什么好东西的北斋，就是在这时创作了《神奈川冲浪里》，画面中两只小船任由巨浪摆布，悬在上方的浪头似乎马上就要砸向满满的两船桨手。这已经成了在全世界都极为著名的画面了。
他很显然能从灾难中获得灵感，不管是巨浪、金融挫折，还是库房着火——七十九岁的时候，工作室的大火几乎毁了他所有的版画原作。但据我们所知，这至少不是有人故意纵火——而说到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那场把他的家焚毁的大火就是另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