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只要置身都江堰的岷江之畔，无一不被浩荡汹涌的江流气势所震撼，不但能切身感受孔夫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生命喟叹，而且还能憬悟李冰治水福泽天下的伟业。从二王庙的望秦楼俯瞰都江堰，澄碧之水裹挟岷山的神韵滚滚而来。在巨鲸脊背一般的鱼嘴处，江水被鱼脊劈开，一分为二，在闸口下方消力池的作用下，迅猛激流很快安静下来，渐渐化作一匹风中的绿绸。下游便是岷江水所哺育的沃野千里大平原，古人治水的智慧至今让人折服。
关于都江堰的创建过程与创建者，其传说就像岷江一样绵长，跌宕多姿。1974年，人们在江流中发现了李冰巨型石像，算是找到了一桩无可争议的证据。距离李冰石像出水整整40年之后，又一个惊人发现，再次将岷江激起了举世关注的波澜。
2014年4月24日上午，位于都江堰外江下游的防汛河道正在举行清淤挖淘。一台挖掘机的斗铲在江底触及到了“坚硬物体”，司机油门一轰，一尊高约2米的断头石人像被举出水面！这是继1974年都江堰岁修挖出李冰石像以来，当地第4次挖出巨型石人造像。经专家初步认定，这尊无头石像高2.1米，肩宽66厘米，袖口和底座宽度各为88厘米。石像着秦汉官服，左开襟，有腰带，服饰上纹路清晰。
在战国时期，成都平原水患成灾，一片泽国。秦国消灭古蜀王朝之后，蜀郡太守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中，派人在岷江岩壁上雕刻了3个大石人，以测量水位，后称“三神石人”。都江堰曾在1974年、1975年先后发现了两尊石像，对“三神石人”的说法给予了某种印证。一尊是水利工程修建者李冰，另一尊是堰工石像。这些石人像，到底是庙宇垮塌到江中的？还是古人刻意把它们沉入水中镇住江神以辟邪？石像的陆续出土，不但佐证了《史记》中蜀郡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的史实，而且也说明，饮水思源人，当地百姓、官府为治水功臣立碑塑像的历史渊源与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李冰石像出土记
历史，充满了机遇的排列组合。“意外”总是在改写历史。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会议期间的3月21日，毛泽东豪情万丈，视察了都江堰。他站在二王庙后山上指点江山。他突然指着对岸的安澜索桥说：“在那里修个水闸不好吗？”十几年之后，1973年11月，四川省枢纽指挥部开始拆除安澜索桥的外江闸。因要迁建安澜索桥，涉及文物如何保护问题，灌县文管所和二王庙得知后，对迁建索桥和文物保护提出意见，后因二王庙当家陈兴全出面阻拦，并上书四川省和中央。不久经国务院同意，“安澜索桥可以下移百余米，保护索桥原貌和民族风格”。1974年3月，都江堰渠首进行安澜索桥的迁建工作。整个工程由都江堰枢纽指挥部设计修建，灌县文管所负责索桥外貌的协调和桥头堡装饰修建。
1974年3月3日下午，施工工人挖到坑下4米左右，渐渐露出一个古石像的头与背，面部下伏，头顶西方，全身埋在砂石堆里。第二天人们使用大号起重机将石像吊上岸。石像翻过来，胸前有铭文，清楚看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一行大字。
经过四川省博物馆文物专家的勘察，李冰石像出土地点北距外江闸130米，东距金刚堤40米，深埋河床下4.5米。石像头向西，脊背朝天，横卧江心，除背部稍有冲蚀之外，衣物线条都非常清晰。像高2.9米，肩宽0.96米，厚0.46米，重约4.5吨，造型简洁朴素，神态自若，平视而立，眼角唇边微露笑容，身着汉代官服，手置胸前。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3行，计38字，字迹清晰，字内朱砂痕迹犹存。中行为“故蜀郡守李府君讳冰”，左袖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据文字推断，此像应是李冰石像，该造像时间为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至于李冰时期修造的石人和石马，并且放置在岷江当中的原因，考古学家罗开玉认为，以牛马为神，本是蜀文化及其原始宗教的一大特征。李冰利用蜀神石马来调动蜀人参与岁修的积极性，同时它又兼具标尺与镇水石神的功能。这表明李冰时期已有了严格的、科学的岁修制度。［《秦汉三国时期巴蜀的水利管理》，《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6期］
李冰石像的发掘，为研究都江堰的历史以及水文、河道和古代美术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1974年4月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东汉李冰石像”列入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8月18日，灌县文管所将李冰石像加石座立于伏龙观一殿右侧，供人们参观。
李冰石像是一根划时代的标杆
2014年11月6日上午，笔者走访了罗开玉先生。谈到都江堰的几座石像，罗开玉显得有些激动，回忆起1974年很多细节。
罗开玉说：“首先澄清几个问题：曾有人以为1974年出土的李冰石像是古蜀王鳖灵，但他与李冰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三石人又称‘三神石人’，应是土著蜀人所崇信的治水有功的三位神人，很可能是大禹、杜宇、鳖灵。李冰所刻的三石人，与后来出土的东汉祭祀用的李冰石像不同。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虽是模仿李冰的做法，但他所刻的石像主要是作为水神，不具有‘水则’的功能；另外，就是二郎神的演变问题。”［《秦汉三国时期巴蜀的水利管理》，《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6期］
李冰是秦国派到蜀国的郡守，他的服饰发型，使用的语言与他身份是统一的。我们从都江堰出土的这尊东汉的石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东汉的石像，它的服饰，是秦汉时期出现的，称“神衣”，这叫“汉承秦制”。李冰着“神衣”，宽襟重袖，两手相交于胸前，这与秦汉记载的资料完全一致，是典型的汉代圆雕石刻造像。秦汉时代的特征和鳖灵时代完全不同。鳖灵的事迹，在历史上虽然不是有很明确的记载，且带有传说成分。但是他的时代是很清楚的，他的去向也很清楚，属于四川的土著民族。他的服饰发型，他的语言，他使用的文字都是带有土著民族的特征。
而与李冰紧密相关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二郎神。二郎神是四川历史上土生土长的神仙。都江堰历史上早有传说，李冰为郡守，负责指挥调度，辅佐李冰修都江堰的人，最早认为是杨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曾记载杨磨应该是当地人，部落巫师兼首领，修都江堰过程中氐人巫师杨磨协助过李冰治水。这是“二郎神”雏形，从南北朝到唐朝是“赵二郎”，宋至明是“杨二郎”，到清代演变成了“李二郎”。三位二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重合，这种情形，在古代神话中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1974年出土的李冰石像是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大型圆雕，也是全国发现的最大东汉人像石雕之一，代表了东汉石雕的最高艺术水平，在中国的石刻艺术史的研究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代表中国东汉石雕艺术最高境界的石像，均出自都江堰。后来考古界判定某地石像是否是东汉的，这尊李冰石像就是一根标杆。罗开玉指出，曾经应达州方面邀请，去当地鉴定一尊出土的石雕，鉴于李冰石像的每一个细节他烂熟于心，因而他一眼就看出，这尊石像同样是东汉制型。而这些浸泡在激流里的石像还能保存至今，还因为采用的是硬度较高、不易风化的青色细质砂岩。
可以进一步发现，从比例角度而言，李冰石像头部偏大，原有制型应该更高才符合比例。在石像底部正中有一凹槽，是接榫的地方。如果加上1米多高的基座，这尊石像的比例才符合美学原则。
第二，李冰石像反映了都江堰历史的变迁。需要注意的是，都江堰有江中“三神石人”和李公祠内“三神石人”之别，但目前出土的石人，应该是庙宇内的一种。
秦统一六国后，朝廷、郡一级的行政领导，对都江堰主要是抓大事。如东汉应劭《风俗通》指出，李冰开成都两江，“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秦始皇亲自下令祭祀李冰，表明了朝廷对都江堰的高度重视。郡县自然会紧密跟进。朝廷下令在都江堰渠首修建专门祭祀李冰的庙宇，祭祀与每年的岁修和放水节令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都江堰出土的5尊石像中，除李冰像有头，其他4尊石像都无头。目前学术界对此都没有定论。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庙宇在江边，容易被洪水冲毁，但屡毁屡建——庙宇、石像倒入江中，造成头颅折断；另外有专家认为，石像无头是人为所致。石像都是用于祭祀，为祭拜水神，人们将石像的头切断……“祭祀江水之神绝不会有石像作为祭品。”考古学者蒋永志明确指出，古代祭江会投入玉璧到江河中，这就是“珪璧沉濆”，不可能有人像投入江水中，更不可能把没有头的人像投入水中进行祭祀。
事实是，李冰设立石人是为测量水位，这不但是中国水利史的伟大创造，而且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先声。《水经·江水注》说，李冰于玉女房下，自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则蜀人旱则籍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唐朝时期隐居在青城山的道士杜光庭在《贺江神移堰笺》中写道：“李冰创堰分白浪于龟城……而涸胫滑肩之誓，表则有常。”说明石人到了唐代还存在。而东汉建宁元年李公祠的修建者，则在祠内再建“三神石人”以镇水，使能万世安流顺轨。直到唐代以后，石人才逐渐演化为有尺划的“水则”，并沿袭至今。
第三，都江堰是成都平原最重大的水利工程，从创建之日始，在行政管理方面，都是由驻扎在成都的郡府最高长官亲自负责，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制度。
秦代的亭、邮是地方上的治安机构，从李冰时代开始，在都江堰渠首设置“白沙邮”，具体管理渠首地区的安全。“白沙邮”为秦汉时期的大邮，李冰将白沙邮建在大堰渠首正上方，又将作为“水则”的石人立于邮下，皆非偶然，一方面当是出于大堰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在邮中还设有专人，负责大堰的一些日常管理事务，如观察、记录水文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白沙邮还存在驻军护堰的可能。
宋嘉祐元年（1056年）已改在宝瓶口右侧离堆石壁上刻画“水则”共十则（一则合今31.6厘米），要求侍郎堰底以四则为度，堰顶高以六则为准。则数既用来控制堰体修筑高度，又作为河道疏浚标准，从而达到调节控制宝瓶口进水量的目的。
明清以来仍以水则作为宝瓶口的水位计，只是按水位来调节控制引水量和作为维修工程的标准越来越较前精密，致使都江堰工程两千余年至今不衰，成为中国古代运用岷江水文特性兴建水利工程和巧妙地利用水位控制工程运用的创举。
2005年3月4日都江堰渠首外江索桥加固一号桥墩时，从河床下四五米处挖出一块残缺的汉碑，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艺术价值，更关键在于记述了在李冰之后，东汉都江堰堰官郭择和赵汜，在冬天组织老百姓疏通河道，避免来年洪水冲毁河堤。河堤的修筑往往是编好竹笼、杩槎，再往里填入石头，碰到凶猛的洪水时，很容易被摧毁，岁修因此周而复始。治水功德无量，郭择、赵汜只是一介小小堰官，也能够被树碑纪念。
成都平原治水技术泽被中原
成都方池街曾发掘出战国早期的竹笼卵石堤遗迹。这种治水堤埂是用竹篾编成的圆柱形长笼，里边填满了卵石。竹笼的直径有好几米长，然后再把多条笼石拼搭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个横截面成“品字形”的堤坝，古蜀人把它们用竹篾串联在一起，就更为牢固。用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土办法，可以堆砌成一堵挡水的堤坝，它引水、防洪等各种功能就能得以发挥。可见，蜀地治水早在4500年前就开始了。
在《华阳国志》里，提到“犍为资中人”王延世，被誉之为“王延河平，纂禹之功”。由于黄河泛滥成灾，王延世两次治水成功，其方法与李冰治理都江堰惊人的相似。
说起这汉成帝的河平纪年年号，倒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件事情，年号是汉成帝专门为褒奖治黄河有功的王延世而特别设立的。公元前28年，中原32县连续遭遇了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有的地区中的积水已经达3丈深，大量农田被淹没，民不聊生。
自幼就仰慕乡贤的王延世，于危难之间担此治理黄河泛滥的重任。他吸取了前任御史的教训，亲临现场勘察，找出问题，决定在馆陶、金堤垒石塞流。他使用了蜀郡都江堰中的传统治水方法，制成长4丈、大9围的竹笼，中盛小石，由两船夹载沉下，再以泥石为障。王延世带领军民昼夜操劳，奋战36天，河堤始成，终于在公元前28年3月初堵住了决口。4月，为纪念治黄成功，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
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了，汉成帝派王延世与丞相杨焉、将作大匠许高、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治理黄河决口。王延世经过精确测量计算，仅用了半年时间，又修复河堤，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使黄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
在黄河岸边以竹笼圆石为堤坝，稳固河岸，这无疑是蜀人治水经验的验证和推广。王延世创造治黄奇迹，不过是蜀中自大禹、李冰以来“竹笼络石”的传统技术的再现，并在中原地区再次显示了这些经验的低成本、高效率。可见，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国形成了源远流长、逐步完善的治水核心理念：“道法自然，综合治理”。在理念的产生、形成过程中，蜀地作为大禹故乡，因地制宜的治水经验，为这一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做出了独特突出的贡献，王延世治理黄河，恰是蜀地对中华文化的积极贡献。
江源文明滋润华夏文明
让人感兴趣的是，除了测量水位的石人外，都江堰还埋藏着无数秘密与宝贝。铁牛和铁龟就备受世人关注。元代治水专家曾用6万斤铁铸成了两只头部相并、尾部分开的铁牛用作鱼嘴，明代还用1万多斤铁铸了一只铁龟用作鱼嘴。后来铁牛和铁龟都被江水冲走了……学者蒋永志认为：铁牛和铁龟并不在鱼嘴下游，而是在鱼嘴上游。铁牛和铁龟非常重，按照重物在水流中活动的规律，越重的东西可能往上移而不是往下游移。因此，这几件宝物不可能在下游，而是在鱼嘴上游。应该说这一推断具有相当说服力。这些历史遗迹，只等待它们重见天日那一天！这进一步增加了都江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林向教授曾经指出：地质学家证明，公元前1万年到3千年之间，岷江上游有至少5个地震堰塞湖，水路一直可以通到青海。堰塞湖使岷江上游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堰塞湖4-5千年左右坍塌一次，洪水冲向平原，三星堆古城遭受洪灾，就此才转移到金沙。岷江也因为地震而发生改道，我们后来发现，宝墩文化遗址恰恰就位于洪流道当中……（《林向：童心求真论巴蜀》，《成都日报》2014年9月13日）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因势利导。正如学者彭邦本总结的那样：“大禹时期疏导治理、人水亲谐的水利模式，反映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邃理念，影响深远。都江堰无坝引水的独特工程模式，其理念就与大禹时代一脉相通。”因为大禹治水的核心是“疏导”，不但导水还要导山，就是凿山分流。后来李冰在都江堰凿离堆治水就体现了“岷山导江”的伟大精神。大禹导江治水与李冰的智慧不仅涵育了巴蜀大地，而且江源文明也滋润了华夏文明。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盛赞李冰伟绩，称其修建都江堰之后，让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在水利管理、工程管理、水工技术管理诸方面，皆独具匠心，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表率。罗开玉强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用“六字诀”“八字格言”“三字经”来总结、归纳都江堰的治水法则。这些治水法则是古代都江堰工程管理、水工技术管理的最高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重要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则皆刻石立在二王庙内，皆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又是与汉字文化高度结合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都江堰水文化的一株奇葩。
分水治沙技术为都江堰水工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都江堰的治沙总是和治水结合在一起的，治沙技术与水工技术形成一体。这也是都江堰作为天、地、人相协和，环境保护、生态建堰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最佳典范的根本原因之一。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一直是水利同行们高度关注的焦点，历代许多水利家、各种各样的学者都进行过探索与总结。总的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诀窍是因地制宜，辨证施治。
1945年1月22日，李约瑟博士偕夫人李大斐站在都江堰的离堆之上，他不能不惊叹于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选址之精确，设计之完美，效益之久远。他掌握了最重要的数据：仅400英里长的岷江从1200英尺高的源头飞流直下，它以大约每英里下降30英尺的平均梯度泄下。就河流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数据”。
李约瑟喜欢古罗马工程师萨莱乌斯·弗朗提努在公元1世纪写下的名言：“他造的水渠是不可或缺的。在‘无价值的金字塔或华而不实的希腊人的工程’消失后很长时间里，它仍然被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被都江堰彻底震撼了，他见证了奇迹。他在《中国科学》里写道：“（都江堰）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