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说：“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
邓小平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邓小平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1976年金秋，共和国大地上百业待举。建设呼唤着人才，国家振兴需要人才，然而，人才从哪里来呢？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荒芜已久的高等教育上。
1977年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
在会上，代表们研究了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
在讨论招生对象时，一部分同志认为，要继续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即“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
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曾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提出招收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应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结束时，基本维持了前几年的招生规定。座谈会在大家思想并不统一的情况下结束。
1977年7月，邓小平向中央主动请缨分管科教工作。
7月23日上午，邓小平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邓小平指出：
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强调说：
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ABC。
7月29日，邓小平听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汇报教育工作。
邓小平指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人参加。
邓小平接着说：
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邓小平还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
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
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
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同时考虑到1968年以来在工厂、农村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上大学的要求，根据各专业的不同情况，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
关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问题，《报告》指出：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试招人数为4000至1万人。
关于文化考查，《报告》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办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因此受到触动。
恰恰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此之前，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同志谈话中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并且提出从小学抓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
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讲话
1977年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
这是邓小平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专家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在当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
邓小平强调说：
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
邓小平以伟人的气概，对一些错误做出了纠正。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会场上，有的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8月5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有人谈到如何提高中小学教师水平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8月6日，邓小平继续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当天的会议上，有人谈到学制等问题。邓小平说：
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在与会者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指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邓小平指出：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他说：
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在有人谈到“以学为主”的问题时说：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
邓小平还指出：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学校，其他的放手让地方上抓。重点学校太少了，要再增加一些，好多专业院校也应当列为重点学校。现在办得不算好的学校要加强，搞几条腿走路。重点学校不要提半工半读。
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就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和勇气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应当从何处入手？以哪里为突破口？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邓小平发表著名八八讲话
1977年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继续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八八讲话”。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里谈到的“17年教育路线”是个特定概念，指建国初的1949年至1966年。
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
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
时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吴明瑜参与了“八八座谈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后来又和林自新一起负责起草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
吴明瑜后来回忆说：
我们现在谈起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总是会想到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很多思想都是从这里来的。如果说科学大会是科技的春天，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之前的惊雷。
明廷华当时在中科院工作，是“八八座谈会”的工作人员。明廷华后来回忆说：
“八八座谈会”是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最大贡献在于推翻了“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它不仅解开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镣铐，而且鼓舞了亿万青年及其家庭，使他们看到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和前进的希望。
“两个估计”，是压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两个估计”指的是：“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基本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全国教育工作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8月18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做出批示：
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报告》提出：
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并附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
9月中旬，邓小平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毛泽东生前同她们谈教育问题的情况。得知毛泽东说过，对17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
9月26日，邓小平审阅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师和干部关于建议由郭影秋组织筹备委员会，拟订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具体方案的来信，并批转教育部处理。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教育战线打破徘徊局面，开始了全面恢复和整顿。
很快，随着学制的恢复与重建，全国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中国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坚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见了。
恢复高校统一考试制度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0月7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按照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修改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刘西尧关于文件修改问题所做说明信上批示：
我看可以。退教育部办。
10月1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
从现在起开始办重点中学，过了5年，教学质量就可转好。10年后，重点小学的学生也可以升入大学。这样，研究人才的来源才有保证。我对科学教育想管十年，条件是马克思不要召见。我管军队，又管科教，一个武，一个文。我们发展科学的方针已经定了，现在需要的是各项具体措施。我们希望科教方面的整顿5年见初步成效，10年见到中效，15年见到大效。15年以后还要不断进步。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意见》规定：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据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回忆：
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
这个稿子当时送给邓小平，受到了严肃批评。邓小平同志看了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删掉。
后来我们招生文件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起草的。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
试题出来后，却缺少印试卷的纸张。这么多人要考试，上哪儿弄纸呀？
当时纸张很缺。最后，为这件事还请示了中央。中央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这才使当年的恢复高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一代青年奔走相告，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潮，全国上下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灰尘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到处寻找。
在全国拨乱反正的大潮下，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积压了整整10年的考生拥进了考场。
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半年后，1978年的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同时还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1.07万人获得了深造机会。
一位名叫江涌的亲历者，回忆了这段时间自己的亲身经历：
1978年，我作为一个年满20岁的回乡知青，随着全国大气候的变化，也迎来了我人生命运的拐点。
我是1975年夏天在临镇的中学高中毕业的，和当年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我丝毫也不怀疑农村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回到家里，大队支书马上让我当大队团支部书记，我对人生、事业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
1978年秋，公社再次组织考试。母亲劝我不参加考试，我最终顶不住诱惑还是参加了，并且成绩又是第一名。
我当上了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生活，为我迎来了正常的起码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家庭窘境，为我1979年考上大学赢得了补习功课的时间。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指出：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邓小平说：
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使得神州大地掀起了学习科学、重视教育的阵阵热潮，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像陈景润一样刻苦学习、用心钻研业务的楷模。
1978年，是中华民族命运的拐点，也是中国几百万青年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天的万紫千红，却是在春雷滚过大地之后到来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中较早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强烈地震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对整个教育事业、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
高考制度的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沉闷的精神状态，激发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广大教师精神振奋，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全国教育风气为之一新。
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激活了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中央决定派遣留学人员
1978年6月23日下午，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准备向中央领导当面汇报有关出国留学的工作。
这天下午，邓小平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领导蒋南翔、刘西尧等人，一道听取了刘达的工作汇报。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对留学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说：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针对一些人对外派留学生的种种顾虑和担忧，邓小平当时就指出：
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1000人跑掉100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900个。
邓小平还要求：
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
由此可见，邓小平加快扩大留学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在历史的抉择面前，努力打开国门而不走封闭道路的政治远见。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被称之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回忆：
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订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就在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人员重要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1978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科技代表团时，直接与对方商谈双方互派留学生事宜。
不久，美国卡特总统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其后几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有关事宜。
谈判之门似乎已经开启，但是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赴美谈判代表团只能以民间身份出现。
选谁做团长，成为当时中央和教育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和教育界具有影响，而且知名度要高，还要有外事活动经验，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
国务院有关部门最后选定了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
1978年10月7日，中国代表团抵美，先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地区参观访问，11日抵达华盛顿，12日起正式开始与美方谈判。
美方派出了包括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方面有关人员在内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
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1978年至1979年派遣的总数为500名。
1979年至1980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年至1979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由于隔绝已久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原因，双方难免有较大分歧，谈判甚至一度出现僵持局面。
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为准确无误，双方还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
12月26日，中国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启程抵达了美国。他们到达后还赶上了参加中国驻美使馆1979年元旦举行的中美建交庆祝活动。
同时，我国在1979年也热情接待了美国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访问学者。
中国此举引起当时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北京的外交官使人感到震惊”，“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终于打开，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中国教育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之后，正式开启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新征途，出国留学很快从细流小溪演变成巨大洪流。
据当年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的陈俊亮回忆说：
作为首批留学生，我当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觉得一切都很突然。那是1978年暑假，当时我在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任职，第一次通知考外语我没有报名，不久，学校第二次动员，我才报了名。报名后10天就参加了考试，到10月份就接到了录取通知，紧接着就是集中学习，那个紧张程度让人有点火烧眉毛的感觉。12月下旬，在邓小平访美前夕，我们一行52人便搭乘当时先进的波音707飞机，绕道巴黎，飞往美国。邓小平对我们这些留学人员非常关心，1979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美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亲切接见留学生，并同我们分批合影。
这段历史同样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之一的许谨诚的记忆中。他说：
邓小平访美期间，我和一些留美同学参加了卡特总统夫人在子午线饭店为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留学生叫到一起，嘱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当时我们感到，小平同志为了派人出国留学，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来看，小平同志做出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扩大派遣留学生是中国给世界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正在满腔热情地学习别人，追赶先进。因此，扩大派遣留学生历史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恢复督导制建立学位制
1977年9月，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
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40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40人，至少搞20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
邓小平当时的话，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恢复我国教育督导机构和教育督导制度的设想。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从9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学执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以后又相继发布了《高等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和《中等师范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成为新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全国各大、中、小学校根据本校情况成立督导组，实行教学督导、查课督导，或编发“督导简报”，报道典型事例，提出需要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建议。
重庆市根据教育部指示精神，设立教育督导片区。片区督导组由市政府兼职督学和特约教育督导员组成。每个片区由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确定一名组长督学和一名副组长督学。规定每位督学每年参加片区集体督导活动不少于两次。为保证片区教育督导顺利开展，由市教委每年安排片区督导专项工作经费、兼职督学工作补贴和资料费。
督导检查的重点是各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教育经费增长政策和教师经济待遇的落实；校舍中危房改造；制止中小学生流失；纠正乱收费等情况。这些举措与其他措施相结合，使各级各类学校在新时期有了很大发展。
不久，国家教委颁发了《教育督导暂行规定》。这是中国教育督导制度恢复以后第一部关于督导制度建设的法规性文件。在1991年5月首次教育督导工作会议后，国家教委下发了《普通中小学督导评估工作指导纲要（试行）》，要求各省市根据《指导纲要》提出的办学方向、学校管理、教育质量、办学条件等四个要点，制定督导评估方案。至此，中国的教育督导开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发展。
随着当时大、中、小学校督导制的恢复，学位制的建立，也提到议事日程。
1980年2月12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学位条例》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自此有了长足发展。
国家教委据《学位条例》制定了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系列规章制度。
此后，我国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不断扩大。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学科门类大体齐全、学位质量能够得到保证、以高等学校为主体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和运行机制已经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后不久，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张筑生的一位院士师弟说：“张筑生的《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是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在用这本书给研究生上课。”
数学家廖山涛评价：“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
事实上，把“奥数”这个概念带给中国人的正是张筑生。1995年，张筑生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主教练，做了5年，连拿5届总分第一。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BBS上有一个帖子说：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他讲到代数，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表达极其清晰。
张筑生并不是特别知名，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了全部的精力和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