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江寺历代书画作品集》序
唐先天二年，即公元七一五年，在中国佛教史上出了一件大事，这一年的八月三日，一代佛教大师，禅宗六祖慧能在向他的众多弟子作别之后安祥圆寂。在他临终前，当有弟子问他有谁将有资格接受他的衣钵时，这位三十六年前因为秘密接受了五祖弘忍的衣钵而差一点丢掉性命的大师说，我入灭后约二十年，必将有人出来不惜性命定佛教是非。
公元七三一年，当因慧能的入灭而一度处于混乱状态的南宗佛教终于在整个佛教界得到正本清源之后，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寺庙里，一位当年的弟子终于召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无遮大会，宣告慧能创立的南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确定南宗的主要宗旨。这位在中国佛教史上同样有着杰出贡献的僧人就是慧能的五大弟子之一的荷泽神会禅师。
又过了二十年，当荷泽神会确信自己在南宗的正统地位之后，他要为他的老师立一座永久的纪念碑。那么，有谁最有资格来为一位先哲写这个碑铭呢，在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定夺之后，这桩历史的重任终于落到了大诗人大画家王维的身上。
无论是六祖慧能还是他的弟子神会，都是在中国禅宗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再加上王维，这就决定了这幅碑铭的不同寻常之所在了。也就难怪这幅非同寻常的碑刻被南华寺当作镇山之宝了，它因此也被当作后世的人们用来研究禅宗发展史的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
历史学家们对碑刻中关于慧能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曾发出颇多疑问。如果对慧能生平的描述的确有什么出入，这应该不是王维的过错，因为他是根据荷泽神会所提供的资料来加以发挥的，但是，作为六祖慧能的最信任的弟子，在当时文人多如牛毛的情况下，神会偏偏选中了王维来为他的老师作这样重要的碑铭，这不能不说明画家及诗人的王维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和地位。
研究王维的人当然不会忽略他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王维的诗也好，画也好，都是他参禅悟佛的结果。这位一生坎坷，甚至在安史之乱中差一点丢掉性命的诗人，不仅在他的早年即对佛教有着特殊的兴趣，到了晚年，王维索性一古脑归依了佛门，归依于大自然的山水之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每日看山泉的流动，观浮云的飘移，于是，他自己似乎也变成了白云，变成了山泉，在那一刻，人与自然成了和谐的一体，那自然的山水便化作一首首空灵的诗篇，化作一幅幅寂然的画卷。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我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曾经对唐诗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我想，为什么同是处在安史之乱那样的历史动乱时期，在杜甫和王维的诗中却看到两种不同的生活画面？读杜甫的诗，感受到的是战争的狂乱，是痛苦的呻吟，而在王维的笔下，山野是那样宁静，村庄是那样清澈，老人是那样安祥，孩子是那样纯真，在王维的笔下，人是那翻飞变幻的白云，是那游移不定的流水；不，无论是人还是自然，又都是那常年的流水，是那每日的浮云，是那起而又落，落而又起的太阳，是一曲曲永恒的生命之歌的空山绝响。
就象人们不理解当代的另一位文化奇人弘一大师的出家为僧一样，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肉体的生命在经过一阵痛苦的禅修之后所达到的精神升华，在一个禅修者的眼里，生命原不过是一道眩目的彩虹，是一次流星的裂变，那位，在禅修者的眼里，那些肉体的痛苦也罢欢乐也罢，都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欢快的人生体验。
禅，的确是一种独特的精神体验，尤其是在一个高层次的精神生命身上，那种独特的体验所带来的欢愉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感受到的。
唐代的另一位僧人怀素在他的寺院里种植了那么多芭蕉，于是，他每天就在那一片绿色的芭蕉叶下看天空的浮云，看在浮云间翻飞的小鸟，终于有一天，当他透过那片绿色的芭蕉叶看见天空的浮云化作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奇异景观的时候，一代书法大师的狂草书法成功了，作为一个禅修者，怀素完成的并非仅仅是他的狂草，他所完成的，是他对生命的长时间的痛苦体验，他“开悟”了，他说出了只有他自己方能明白的独特禅语一拳打破虚空。
我似乎应该结束关于王维和怀素的记述了，因为要追溯佛教与中国书画的渊源，远不该从王维开始。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汉明帝即曾令人描画佛像，置白马寺清凉台焚香参赞。而到了六朝时代，佛画几乎成了当时画家们绘画的中心。
那时候，凡能绘画的，似乎都离不开佛画。然而当时的佛画，似乎仍停留在“以佛为画”的基础上，它对后世绘画的影响，还不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开始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这就是中国禅宗的兴起。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午，在湖北黄梅县以北的东山寺里，所有的僧人们都聚集在那里，等待一代大师的诞生。那是两首完会不同的诗偈的竞争，两首诗偈均围绕圣洁的菩提树而展开智慧的联想。其实，在一般人的眼里，大师的诞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展开智慧比赛的一方是被弘忍大师早就认定了的法定接班人首座神秀和尚，而另一方却是一位一字不识，甚至至今还没有正式出家的名叫慧能的农夫。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当天夜里，禅宗六祖的衣钵竟出人意料地被那位名叫慧能的农夫取走。历史学家们一直对这段故事的真伪表示怀疑，但是，一代大师竟然可以是一位一字不识的农夫，这本身即足以说明，真正中国意义上的禅宗是摒弃了世俗形式的禅宗，它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意义，而不是那种形式和外表。这正是慧能禅的意义所在，也是王维以及一切营造那段历史的学者们的真正的意图所在。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禅的盛行，将遥远的佛国梦想一下子拉到了可以随手触摸的现实面前。无数在艰苦的跋涉中感到迷惘的禅师们终于看到了现实的曙光，他们不再注重外在形式的膜拜，他们认为，“佛在心中”，即心是佛，一念之下即可成佛。大胆的禅师们开始彻底粉碎那种偶像的崇拜，他们在自己的心中，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修证方式。
丹霞禅师到一所著名的寺院去挂单。夜里，寒冷使得这位禅师实在无法入睡，于是，他不得不爬起来，用随身携带的戒刀劈下大殿里的一尊楠木佛像，准备用它来烧火取暖。寺院的住持吓坏了，他一定是以为这位外地来的和尚已经疯了，他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要知道你烧的是至尊的佛啊。丹霞禅师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如果佛原来是木头的，那又烧掉何妨？住持说，你应该去拿别的当作烧火的材料。丹霞说，你说，别的哪一样又不是佛呢？
一位弟子跟随老师多年；然而他始终不得要领，他开始有些嗔恨他的老师了。于是，老师将学生带到了野外，在这片大自然中，学生看到了潺潺的流水，看到了高山和村庄，学生欣喜若狂，老师说，你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你，学生开悟了。
在禅师们看来，佛性无处不在，当人的心中真正有了那种意义上的“佛”，那山川自然，草木泥石无不具有真正的佛性，正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智慧）”。禅师们所追求的，正是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襟怀，是一种悠远旷达的人生境界。这种悠远旷达的人生境界又最易在自然自在、萧疏清远的山川景物中找到最好的寄托，于是，中国的山水画从此便应运而生了。
尽管中国的山水画自此改变了传统的绘画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自然画风，但是，唐代的造像艺术也并没有就此停下它艺术创造的个性。现存于敦煌莫高窟，以及新疆、西藏、山西、河南洛阳的许多石窟造像，至今仍向人们展示当时的艺人们那独特的绘画艺术的成就。去年，我曾去洛阳龙门石窟参观，虽然在这之前我曾在画像和照片中见过那儿的许多造像，但是，当我终于亲眼目睹到卢舍那大佛那高大、俊美而典雅的姿态时，我仍禁不住内心的阵阵冲动。我站在卢舍那大佛面前久久不能移步，我深深地陶醉在一种艺术的完美情境之中，我相信千百年来每一个瞻仰了这尊大佛的人都有与我同样难禁的冲动。
禅，也许的确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人的魅力，要不然，在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化人均陶醉在那种禅的独特情境中？尤其是到了宋代，禅风更加洒脱，文人与禅师们的交往不仅成了一种文坛上的时尚，同时也为一些政治上失意的文化人提供了退避归隐的思路和方法。
宋神宗元丰三年的正月，当新年的气氛还在繁华的都城上空未有散尽的时候，一位落泊的诗人怀着一颗灰暗的心情来到长江北岸的一座古老的寺庙黄州安国寺里。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差一点丢失性命的北宋翰林大学士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的此来，是有着一项特殊使命的，那就是“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自新之方。”“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厌低”。经过将近五年的与安国寺僧人的交往以及脚踏实地的禅门清修的生活，据说他后来竟真的达到“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又是一位诗人，是佛学研究家，又是一位书法家，这是后人对苏轼的比较完全的评价。我们的确可以找到不少这位曾经放荡形骸的诗人和政治家所写的有关佛教生活的诗句。
“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
“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
“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栏倚深红。”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这是直接写佛门生活的，也许不能代表苏轼的创作水平，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轼在安国寺期间所写的《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他书法史上现存墨迹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是一代书法大师书法创作的前期与后期的分水岭。有人认为，从书法的角度来评价《寒食帖》，历史上唯有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可以相论并美。而与苏轼同时期的另一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和画家黄庭坚则认为，这样的书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是绝一无二的不可简单重复的作品。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这一年的黄州安国寺的流放生活，是苏轼一生文艺创作史上的高峰期。三月刚刚完成《寒食帖》，七月又有了《前赤壁赋》，十月又作“后赋”，还有词作“大江东去”。这些大气滂薄的作品均出现在黄州安国寺五年禅修生活之后，不能不说是一种佛教史上的奇迹。而那种泛舟江月的宁静，和歌怀古的豪情，正是禅宗所要追求的那种随缘自适和“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的艺术再现。
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是一座有着几千年文化的古城，而迎江寺更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寺，象中国的许多大寺院一样，迎江寺同样是一座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在千百年的历史更迭中，迎江寺高僧倍出。经久不衰而流传千古的有关迎江寺的传说证明了这一千年古寺在安庆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曾出现过怎样的灿烂和怎样的辉煌。
在迎江寺博物馆里，我曾经不止一次欣赏那希有国宝《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金粉写经。那庄重而秀美的赵体小楷书法，那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菩萨度化图每一次都使我陶醉在一种艺术的高雅享受之中。
迎江寺的藏画，我最喜爱的当属当代画僧懒悟的山水画品。这是一位怪诞而才华横溢的僧人，他对待生活是那样懒散，一年里懒得洗一次澡，懒得换一次衣服，他的哲学是，人不能太娇惯自己。他的懒和落拓不羁，体现了一个入道的僧人的“四大皆空”的思想。
无法知道懒悟出家前的经历，但他出家后的经历，却大体是与他的前人弘仁（渐江）差不多相同。他们大半生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往来于黄山及皖南诸山之间，与一般的画家所不同的是，他们游历山水的目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象一切悟禅入道的僧人一样，他们将自己融入自然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自然中寻找自己，在自然中融化自己，自然和自在，不仅使他们得到无尚的禅悦，也陶冶了他们骨子里的艺术情操。
懒悟死于1969年，但安庆的人们却经久不衰地传颂着关于他的一些故事。他们说，达官贵人们休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但黄包车夫以及澡塘里的擦背工人却可以很轻易地得到一幅他的画。一次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刘振华的公子结婚，他将懒悟请进自己的家里，用好酒好菜招待着这位浑身脏兮兮的僧人。懒悟当然清楚这位大人物的意图，那一天他吃得酩酊大醉，最后竟醉倒在省主席家的地板地上。刘振华只得让人将他抬送到迎江寺里。不慕权贵，不事权贵不是每一个艺术家乃至每一个读书人所拥有的品质，在一个出道的僧人的眼里，无论是大人物，无论是小人物，无论是山无论是水，都不过是一幅稍纵即逝的风景，一抹呼之而来，挥之即去的线条。
文章写到这里，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的案桌上是一幅皖峰方丈托人送来的《迎江寺历代书画作品集》的小样。这些精美的历代大师们的艺术作品过去一直是散乱地陈列在迎江寺博物馆的小楼上，现在，老人以独具的慧力决定将这些散乱的珍宝出版成册，这是佛门中的善事，也是文化上的一件善事。我相信懒悟大师及一切已去而又将乘愿再来的的艺术大师们若在天有灵，定也会对这件佛门善事发出会心的微笑。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让我为这本画册作序，我且也不揣冒昧，写上以上粗糙而并不在行的文字，且聊表我对那些艺术大师们的一片敬仰之心。就些打住。
癸酉年十月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