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十天，一行人在登州[1]上岸，正月初十[2]，到达汴梁。
汴梁，即东京、汴京、开封，始建于后周，宋太祖登基后定为北宋首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人口最稠密的超级大都市。
汴梁城分外城、里城、宫城三部分。
外城周围四十余里，有护城河曰“护龙河”，宽十余丈。东、西、北面城墙各有城门4座，南面城墙有城门3座。其中南面南熏门、东面新宋门、西面新郑门、北面封丘门是四座正门，留有皇帝御道，有瓮城[3]两层，瓮城门直对主城门。其他城门有瓮城三层，瓮城门偏离主城门。
里城，又称旧城，周围二十里，四面各有城门3座。正南面是朱雀门，两侧为保康门、新门。东面有汴河南角门子、旧宋门、旧曹门。西面有旧郑门、汴河倍角门子、梁门。北面有旧封丘门、景龙门、金水门。
宫城周围五里，北面是拱辰门，两侧是东华门、西华门，南面为正门宣德楼，两侧又有左右掖门。宣德楼开大门5座，建筑高耸，装饰气派豪华，正对的是大庆殿，重大典礼、皇帝斋戒、元旦大朝会等皆设于此。大庆殿西侧是文德殿，这是日常朝会的大殿，又有枢密院、中书省、都堂、门下省等政务场所。大庆殿北侧有条东西向的大街，向东是东华门，向西是西华门，这条街将宫城分为两部分，北侧靠近东华门处是殿中省六尚局，包括尚食、尚药、尚醖、尚衣、尚舍、尚辇六局。往西依次是紫宸殿、垂拱殿、皇仪殿、集英殿，皇帝在紫宸殿接受群臣元旦朝贺，在集英殿举行科举及御宴，往北又有崇政殿、延和殿等处[4]。
靠近六尚局的东华门外集市最盛，凡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干肉、古玩珍宝、金玉衣饰无所不有，新鲜的荔枝、葡萄等瓜果售价可三五十千，而宫中各处争相购买。
此外，宣德楼外、朱雀门外、东角楼、潘楼等处皆是繁华闹市，有肉行、鱼行、果子行、牛行、马航、梳行、纸行、茶行、米行、面行、姜行、纱行、竹木行、药行林林总总。又有瓦子勾栏、露台、彩楼、乐棚等处表演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杂耍如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又有各类舞蹈、说唱、傀儡戏等难以尽述。
可以说，北宋时期的汴梁城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城市典范，而北宋，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各方面的最高峰。
北宋末年汴梁人口将近二百万，全国人口突破1亿，税收峰值达1.6亿贯，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计算，北宋人均GDP为450美元，巅峰时期超过600美元。而新中国在1995年的人均GDP，仅为604美元，这一年，中国人口突破12亿，不仅有手机、电脑，还出现了互联网。从这个层面来说，宋徽宗的奢侈做派虽然不值得提倡，但仍有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前提。明末四大奇书《水浒传》以徽宗时代为背景，尽管作者着重描写了当时朝政黑暗、奸佞当朝的乱相，却鲜有人物遭遇冻饿而死的命运，相反，残障人士武大郎住得起京城街边的二层小楼，随便哪个好汉入座都要先切2斤牛肉，而小说中对节庆典礼的描写更是充满了美好精致的生活气息。许多人因为方腊、宋江起义认定北宋末年民不聊生，其实，方腊、宋江起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管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毫不起眼，实际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代——另外一个是享国只有51年的西晋。有意思的是，有宋一代320年，记录在案的大小农民起义433起，平均每年都要爆发1-2起，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两宋对农民采取的并不是高压政策，而起义农民的行为，也更像今天的示威游行，而不是改朝换代。
北宋文化更是集华夏文明之大成。文学层面，既有空前绝后的宋词，又贡献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继李唐诗歌之盛，开明清小说之源，思想、教育、宗教均有大踏步发展；艺术层面，书法有苏黄米蔡四大家，又有徽宗瘦金体独步天下。绘画领域因徽宗大力推动创宫廷画的最高峰，传世山水、花鸟画多成为中国绘画史的绝唱，徽宗本人也凭借其绘画上的惊人天赋与成就名垂千古。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玉器、茶文化巅峰均出现在北宋；社会生活层面，坊市隔绝的制度被完全打破，商业活动时间大大延长，甚至出现了通宵夜市，市井小民的生活也迸发出全所未有的光彩，享受生活不独是官僚地主阶层的特权，也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围棋、蹴鞠、打围、插科、歌舞、吹弹、咽作、双陆……这一切使人民群众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正如宋代绘画所展示出来的——人物画中心由神仙皇帝转向生活百态，而山水画、花鸟画成为主流并追求极致悠闲与精致。笔者曾经在故宫排6小时长队一睹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风采，很难想象需要怎样的安稳、满足与热情才能在宽25cm，长5.3米的画卷上留下整个汴梁城的不朽剪影。
北宋时期的农业、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印刷业、造纸业、航海业的繁荣程度均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文明不弱于后来的明清。即使许多人不屑的军事，就军备科技来说北宋亦是世界领先，宗弼在遗书中提及的“神臂弩”，以及东京保卫战中惊呆金军的“飞云霹雳炮”，无不显示出宋人超前的科技水平。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加速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催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国际港口。由此看来，宋高宗赵构自明州乘大船入海逃难至舟山群岛，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般绝望，倒是不会游泳还敢乘小船入海追击300里的完颜宗弼，才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傻大胆”精神。假如老天给了宗弼追上赵构的机会，他真的能抓住赵构吗？或许被撞沉淹死才是小舢板遇到大海船的普遍命运吧。可是，历史又是如此难以捉摸，宗弼入海追赵构的张狂气概，与他老子2500杂牌军单挑大辽帝国何其相似，而辽国和北宋，这两个综合实力远超金国几百年的王朝，却偏偏亡于茹毛饮血的女真族。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暗示十二世纪初期严寒气候或许是迫使北方民族南下争夺生存空间的催动因素，那么，也许正是历史给了这个勇敢、强大、智慧、进取、永不放弃的民族一个宝贵的机会，令它历尽艰辛而神奇侥幸的主宰了那个时代。
北宋哲学思想层面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绚烂。北宋学者普遍不满从汉至唐儒生们拘守师法及章句训诂的学风，争相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宋学，也可以称作新儒学。事实上，它是儒家、佛家、道家在长期的互相排斥、斗争、渗透、融合之后的产物，从文艺全才苏轼身上，我们就常常能看到他对儒、佛、道三种思想的结合与思考。北宋的学者们，都以“致广大，尽精微”为宗旨，惟其要致广大，故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惟其要尽精微，故都要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以此宗旨为标准，则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及三苏等人，尽管他们的思想见解大相歧异，都可算作宋学的重要人物。宋朝南迁后，朱熹等人逐渐发展出理学流派，但宋学包含而不等同于理学。[5]这种空前绝后的高度首先得益于空前绝后的自由，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惟其自由才可专心治学，才能畅所欲言，才得百家齐放；其次得益于对文化空前绝后的尊重，宋代科举制度较隋唐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录取人数大大增加，考试内容方面也摒弃程式化文章及诗赋的限制，重视“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北宋独占“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绝非偶然；第三得益于对知识分子空前绝后的优待，北宋优越的经济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学者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此，有宋一代的文人学者都有高雅的文化追求和精致的生活品味。
宋，这个距今1000年，领土不到300万平方公里，没有经历工业和信息革命，经常被称作“积贫积弱”的朝代，面对契丹、女真、蒙古三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势的北方民族，在千年严寒逼迫他们南下求存的大背景下，顽强屹立320年，以它对经济文化的超然姿态，造就了中国古代生活的巅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诚然如是。
[1]登州，今山东蓬莱。
[2]宋金使节往来的时间说法不一，按照宋人记载推算，海上行程约需2月，陆上行程弹性较大，此处为配合情节及《宋史》记载，将海陆行程压缩为一个多月。
[3]瓮城：城门外与主城墙等高修建的圆形或方形小城，又称月城，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用以掩护城门、加强防御，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可将瓮城门与主城门关闭，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瓮城城门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不在同一直线上，以防攻城槌等武器的进攻。
[4]汴梁描写参考《东京梦华录》。
[5]鉴于笔者思想哲学水平较低，此段文字基本参照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