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这个十分简单的计策能使这么一个老练的猎手上当。”福尔摩斯说，“这该是您十分熟悉的方法。你不是也在一棵树下拴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福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虎。为了防止有几只老虎，可能你会随身携带几支备用枪或者因为自己一时失手没瞄好，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支，”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个比喻比较贴切。”
莫兰上校怒吼一声冲上前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带着愤怒的表情。“我承认你有一招在我意料之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想到你也会来到这儿，利用这所空屋和这扇便利的窗子。我原以为你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德及其手下随时恭候，除此之外，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莫兰上校转过身面朝着官方侦探。“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合法根据，”他说，“但最低限度没有理由让我受这个人的冷嘲热讽。如果我现在是在法律掌握的范围中，请依法办事吧！”
“你说得倒是合情合理。”雷斯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了，你还有别的要讲吗？”福尔摩斯把那支威力极大的汽枪从地板上捡起来，仔细察看它的构造。
“真是一件罕见的武器，”他说，“这支枪是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给莫里亚蒂教授制作的，威力极大而且无声，我知道它存在已经好几年了，虽然以前没有摆弄过它。雷斯德，我现在将枪和这些适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妥善保管。”
“你交给我们保管完全可以放心，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德说，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只想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控告他？”“什么罪名？当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不行，雷斯德，我不打算出头，这场逮捕完全而且只是你的功劳，雷斯德，祝贺你以自己的智勇双全擒住了他。”
“擒住了他！擒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正是全体警察一直没发现丝毫踪迹的这个莫兰上校，在上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汽枪里，朝公园路427号二楼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以这个罪名，雷斯德。现在，华生如果你不介意从破窗口灌进的冷风，不妨到我房间里消遣一下，抽支雪茄，呆上半个小时。”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哈德森太太代为照管，依然像从前一样。我一走进来就发现屋里是少有的整洁，一切物品依然在老地方：这一角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那张被酸液腐蚀了桌面的松木桌；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摆在那边的架子上。我环视四周，一切都历历在目：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装烟丝的波斯拖鞋。屋里已经有两人：一个是看见我们进来高兴异常的哈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险遇中立了功劳而样子冷漠的假人。这个做得惟妙惟肖、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披着一件福尔摩斯的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足以以假乱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全遵守了吗，哈德森太太？”“照你的嘱咐，我是跪着做的，先生。”“好极了。你做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哪儿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把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打坏了。子弹穿过头部，又打到墙上。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您看看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铅头左轮子弹，真不错，有谁能发现从汽枪里打出这样的东西呢？哈德森太太，对你的帮助，我表示十分感谢。现在，华生，请坐在你的老地方，我想和你讨论几个问题。”
他脱掉那件旧大衣和礼服，换上蜡像上拿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他又成为往日的福尔摩斯了。“这个老猎手居然还手不抖，眼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的破碎前额一边笑着说，“子弹正中头后部正中，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即使现在伦敦也很少有比他更强的。你听过他的名字吗？”“没有。”“瞧，这就叫出名。不过，要是不错的话你也没听说过詹姆士·莫巴亚蒂的大名。他是这个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把那本传记索引递给我。”他坐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身体，吸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我收集在M 部的这些材料相当不错。莫里亚蒂无论在哪儿都是出众人物。这是放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玛修思——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他曾为我治过左边的龋齿。最后这个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道：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业人员，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出生于伦敦，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学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空白边上有着清晰的来自于福尔摩斯的旁注：伦敦第二号危险人物。
“真令人匪夷所思，”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这人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回答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做得相当不错。他一向很有胆识，在印度还流传着他爬到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树木生长到一定高度有时会长畸形，人有时也这样。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在成长发展中再现了他家族历代先人发展的全过程，像他这样时好时坏，说明他家族中某种因素影响着他，他也好像是家族历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怪诞。”“好吧，我不固执，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然没有什么丑闻，但仍然混不下去。退伍后回到伦敦，又搞得声名狼藉。就在这时候他被莫里亚蒂教授选中了，一直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提供给他钱，可只在几件极其不普通的案子里起用了他。你可能还记得一些关于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肯定莫兰是主谋，但是一点证据都找不到。上校隐蔽得十分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帮匪被破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时，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那是为了提防汽枪，当时你可能认为我是在想入非非。我可清醒得很，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射手和一支优秀的枪。咱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咱们。显而易见，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令人讨厌的五分钟。”
“你能猜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旨在寻找机会制服他。只要他一天还逍遥在外，我就寝食难安，他会如影相随，迟早会对我下手。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至于一枪打死他，那样我自己就得站在被告席上，向市长求救也于事无补，他们不能单凭看来十分轻率的怀疑就给予帮助。所以我一筹莫展。可是我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擒住他。当我看到阿德尔惨案的消息，我知道时机成熟了。就我了解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很显然是莫兰上校干的吗？毫无疑问，他先同这个年轻人打牌，然后尾随他回家，对准敞开的窗子一枪打死了阿德尔。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把他送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提醒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以上校的理解能力，不难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并且感到惊恐万分。我猜想他一定会伺机将我干掉，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也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并事先通知苏格兰场声称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你不是看到有人在门道里避风的吗？然后找到那个我原以为确保无误的空屋，没想到他也会挑上这个地点，还有什么别的疑问吗？”
“有，”我说，“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为什么谋杀罗诺德·阿德尔。”“啊，我亲爱的华生，关于这个咱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每个人可以依据现有的证据做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有正确的可能性。”“那么，你已经做出了假设啦？”“我想说明案件的真相并不难。我们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用说，莫兰作了弊——我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他察觉到了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威胁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保证从此不再打牌。按理说，依阿德尔本性不可能检举像莫兰这样德高望重的人，从而闹出丑事来。大概他像我所估计的那么做了。对依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开除出俱乐部无异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不得不杀阿德尔，而当时阿德尔正在合计自己该退回多少钱，他不愿意因为搭档作弊而从中取利。他锁上门以防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硬要知道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到底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事实正如你说的。”
“这在审讯过程中会得到证明或者驳斥的。同时，无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扰咱们了。冯·赫德尔的了不起的发明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添加新的内容，我又可以一如三年前献身于伦敦复杂交错的生活所引发的众多有趣的小事情的调查了。”
诺伍德的建筑师
“现在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整个伦敦因莫里亚蒂教授之死变得空洞而乏味。”
“我认为很多正派的市民不会同意你的观点。”我回答说。“对，对，我不应该如此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益，无人受损失，除了可怜的专家整日无聊外。在那个家伙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许多危险的前兆。而且，华生，往往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哪里；就像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你就可以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阴险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能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专家说，伦敦有别的首都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耸肩，极其幽默地表示他对自己花了好大力气才营造的现状感到不满。
现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在国内呆了几个月了。按照他的请求，我出让了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共同居住过的寓所。有个姓费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一点没犹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款，让我十分诧异。几年后，才知道原来费纳是福尔摩斯的远房亲戚，实际上钱是他筹借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并非他所描述的那样淡而无味。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费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一点使我们两人送命。不过他的冷静、自重的本性使他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的溢美之辞。他严格约束我不能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者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直到现在才被撤消。
一通古怪的议论后，福尔摩斯先生向后靠了靠，神态悠闲地打开了当天的晨报，一阵吓人的门铃声，紧接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有人用拳头捶打大门。敲门声引起我们的注意。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发狂似的闯进屋来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他两眼充满了激动和愤怒，全身抖动。他不停地看着我们，见我们的目光充满疑惑，便意识到了自己应为他的冒失闯入做一番解释。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备我，我快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玛克弗兰。”听这样冒失的开场白，好像只要一说他的名字，就可以了解他的一切，但从我伙伴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对这个姓名和我一样一无所知。
“抽支烟吧，玛克弗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对症下药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几天天气确实很热，如果你现在稳定了些，请坐在那把椅子上，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事。虽然你只讲了名字，就似乎我该认识你，可是除了你是单身、律师、共济会成员、有哮喘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外，我对你真的一无所知。”出于对我朋友的熟悉，我极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福尔摩斯做出了如此推测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不修边幅，随身携带着一札文件，表链上的护身符和喘气声，但这却使这位年轻人瞠目结舌。
“一点也不错，您说的这个人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您可别不理我，福尔摩斯先生。如果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先听我把所有事实告诉您。要是我知道您能为我代为奔走，我可以愉快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确实太……太有意思了。那你被逮捕的罪名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