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之外，还有令人更加无语的，那就是睡觉和游戏。曾经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来中国采访，临走时很困惑，因为他发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尤其是车站和公园）随处可见以各种各样姿势睡觉的人”。19世纪初，整个中国都在昏睡着，直到1840年的一声炮响才被惊醒，可是已经晚了。那时的中国人爱抽鸦片，现在的中国人爱玩游戏，中年人玩麻将和扑克牌，青少年玩电子网络游戏，对游戏的钟爱已经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如果说压力太大，我就更难理解了，一个人压力大到让他不得不整夜整夜打麻将，或是打网络游戏，那该是怎样的压力啊？！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学会如何做人。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没有正确的道德情操，尤其是青少年。我反对儒家那一套仁义礼教，正确的道德情操是不需要刻意为之的，它是上苍赋予的人性，就像一个人知道穿衣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不要荒废这种能力。
精英主义与拜金主义
在这个精英横行、专家跋扈的年代，我们要学会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既不能盲从也不要轻视。尽管我们的精英带给公众的印象普遍不怎么美好，但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他们，毕竟混口饭吃都不容易。
爱因斯坦是公认的精英，以他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精英的价值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却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这成果，那就足够了，这就是“实用型精英价值”；尼采是我崇拜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价值在于启迪人的深度知觉，从而让人能够去悟，至于能否悟出点什么，那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是谓“觉悟型精英价值”；鲁迅先生是我的偶像，他的价值之一在于革了“之乎者也”的命，让世间少了几个孔乙己，在鬼话连篇的时代说了几句人话，做了几篇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懂的文章，是谓“通俗型精英价值”；俾斯麦是我很敬佩的政治家，他让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变得强大，是一个“务实”的精英。我们如今的一些专家是什么类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悲剧，他们如果能晚出生几百年，一定会“风靡全球”，因为其“知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当代人的认知范畴，说的话基本没人能听懂。
我们的精英之所以如此不堪，与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有很大关联。貌似是自晚清起，我们开始渐渐地认为洋人什么都好，一直到今天，许多乡下老人还是习惯把火柴叫“洋火”，把蜡烛叫“洋蜡”，这是我前两年在农村的时候亲耳听到的。有了这样的心态做前提，如今留学派被奉为精英就不奇怪了。不仅仅是普通百姓，许多企业用人也是这样，唯精英至上，唯学历至上，这就渐渐导致了主流舞台的单一。主流媒体平台成了精英们的舞台，并且是独舞。人们开始排斥那些没有精英背景的学者以及知识分子，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制度，重新建立门阀之见，重新复活以出身论贵贱的用人思想。与其如此大费周章，精英们不如齐声呐喊，让中国再次回到封建时代则可，何必整日辛苦地相互排挤呢？
拜金主义很实惠，有点像古人所言的魔道，但却是小魔。我们有人能说出“良心多少钱一斤”这种话，可见其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我们无论怎样拜金，都不可能成为大鳄，因为我们普遍极度缺乏战略性眼光和思维。拜金只会让我们的目光越来越短浅，最后必然回到做井底之蛙的时代。
精英主义很离谱，我们所推崇的精英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现在有许多在舞台上作秀的经济学家，大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的问题，你如果上前问他所在的城市现在青菜的价格是多少，保证没一个知道。还有那些自己拥有两三处房产并对房产税指手画脚的专家们，对于穷人买不起房怎么办的问题向来都是持回避态度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精英，我们也不想看他们作秀。
如今拜金主义和精英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产出了一种怪胎叫做“成功学”，并成功毒害了不少人。其荼毒大众一般用三味药：一味药是冲动，不知多少年轻人和下岗职工因为看了某人励志成功的故事便自以为世界已经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一时冲动闯入商场，最后基本上都以惨败而告终。另一味药是误导，人格的完善不等于经验的增加，可怜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也是稀里糊涂地闯入了商场，同样是以惨败而告终。如果说前两味药是迷魂散的话，这第三味药就是七步断肠散，是直接毒害人心灵的剧毒之物，教你如何与同事斗心眼，如何向上级献媚。另外，现代作者的水准比起李宗吾差距甚远，写得也太露骨。如果说李宗吾的学问是教人成为魔头或妖精的话，那么现在那些书则会让人变成喽啰。我相信没人愿意当小喽啰，所以建议人们不要再去读那些书了。我说过，读成功学的书不如去读历史，世上没有多少新鲜事，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精英不可信任的时候，大众要学会充实自己的头脑，放弃安逸的娱乐，摒弃对金钱的崇拜，要学会运用知识，要用头脑为自己赢得财富，更要学会高瞻远瞩，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能力之一。
信仰与偶像
关于偶像，我们从来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偶像与众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既是学习的楷模，也是帮助人填充精神思想的密友。心中没有偶像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或多或少都会需要一个偶像，这是最起码的精神需求。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少年时期甚至童年时期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偶像，并被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种影响有思想上的，也有行为举止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偶像会在人生命的某个阶段甚或一生对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偶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偶像与偶像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并不能一概而论。既然是师友，就有良师益友和劣师损友之别。
偶像可以是虚拟的人物，也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人物，若以类别而划分，则为有益、有害、无聊三类：
有益的偶像是可以为其崇拜者解惑并且能够对其行为起到良好的督促作用的人，但通常人们很难将这类对自己有益的人奉为偶像，因为太累。例如孔子，他总是在道德行为上给人啰唆一大堆，倘若逐一遵循确实太过辛苦，所以很少有人会以成为这类偶像为奋斗目标。其实也没有必要如此，因为人都有犯错的权利，只不过有极少数人不怕辛苦这样做了，结果自己成了别人的偶像。
有害的偶像会使其崇拜者颠倒是非黑白，对原本自知的错误和缺点视而不见甚至将其看成是自己的优点。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将诸如虚伪、无知、唯我独尊等理解为正确的和应该的，那么在对待他人的行为上就会随之出现问题。例如旧上海流氓老大杜月笙，还有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曼森等，就有不少人崇拜。因为崇拜这种有害的偶像是很轻松的，他们迎合了人自私、贪婪的本性。堕落是最容易办到的事情，一个人往往学好要3年，学坏3天就够了。
无聊的偶像一般会使其崇拜者浪费光阴以及金钱，但这类偶像是最有市场的，因为偶像本人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崇拜者也就不需要费心地去追求价值，只需要关注和花钱就可以了。像如今的偶像派歌手，每年都会冒出来一大批，靠唱类似于儿歌的歌曲为生，不求艺术内涵，只求朗朗上口，歌词大多可以被当成“三俗”处理。
真正的偶像，哪怕是你历经了沧海桑田之后也仍然把他当作偶像，在老了的时候依然会坚定地说出来，并因此而感到骄傲。检验偶像价值属性的办法也在于此。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目前正在崇拜的偶像，看看在若干年之后还敢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如果敢，证明确实有一定的价值和内涵，如果不敢或觉得脸红，那还是趁早放弃，免得日后变成笑柄。
关于信仰，我们不是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压根就没有认识，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悲剧。简单地讲，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和持有，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假设，是人生道路的导航，也是终极的目标。如果说得形象些，信仰就是从自己所有的偶像中选择出一个最想成为的同时也最适合自己的人，将其思想和行为纳为唯一的准则。虽然大多数人都有不止一个偶像，但若要从其中选择出一个能够托付信仰的往往很难，因为人是有灵性的动物，再愚钝的人也不会轻易地对某人或神产生信仰，况且我们如今连正确选择偶像的能力都很缺乏，就更不用谈信仰了。
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寻得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当遇到挫折时，信仰会帮助你重新建立信心；当取得成就时，它会让你知道该如何驾驭；当奋斗时，它会是你的动力所在，并且会让你拥有自己独立的处世原则，从而摆脱麻木、茫然，这一点最为可贵。
在谈信仰问题时，有必要提一下20世纪初日本侵华战略的总设计者石原莞尔。这个人毕生信仰拿破仑，曾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中国主要城市，在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提出了“大陆扩张侵略”的战略思想，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对付中国军队的办法。他说：“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在制定整套的军事战略时，这个人是以拿破仑来做参照的，并始终都以拿破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想，8年抗战的苦难足以对我们起到警示的作用，这就是信仰的可怕之处。在人家信仰拿破仑的时候，我们的军事家又在信仰什么呢？今天也同样如此，人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有力的、强大的、正确的信仰，否则重蹈历史的覆辙就会在所难免了。
我们不仅缺乏个人信仰，也缺乏共同的信仰。没有共同信仰的民族是缺乏凝聚力的。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美国和德国却对其很重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们如今最需要的是团结，贫富差距的缩小、财富分配的改善等愿望都需要团结才能够实现，而最能促进团结的便是信仰。在此，我建议所有的中国人，为自己的心找一个依托，不要再充当世界的看客。有了信仰，才会有主义，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主义，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建立信任和道德，才能实现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办成大事。永远不要将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责任推给别人，这是所有希望改变的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