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工学院的校花正是在听D乐队的现场时，中途退场，在黑咕隆咚的仓库区小路上着了道，被仓库保管员用铁榔头在后脑上敲了一下。她是著名的美女，平时身边不乏护花使者，不知道为什么会独自走回学校，也不能说她大意，当时才晚上八点。那个时点上并不能令人保持警惕。
D乐队为这个女生做了一场义演，当天的门票钱全部捐给死者的家属，其实也没有多少钱。此后光头女孩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敲头”，作为压轴歌曲，每一场演出都会在最后唱响：
“朋友们到了晚上结伴回家吧，不要让坏人来敲你的头。”
就这两句歌词，光头妹唱得颇为动听。
五月的某一个下午是D乐队的告别演出，海报贴在食堂门口，光头妹即将单飞去北京发展，把剩下的三个傻头傻脑的乐队成员抛在T市。我认为这是光头妹的胜利，摆脱那些根深蒂固和你纠缠在一起的人并非那么容易。贝司手和吉他手毫无长进，鼓手女铁匠永远是一副木讷的表情，我早已厌倦了他们。
那天下午我走向了铁道边，阳光迷眼，空气中很多灰尘但已不再有一丝一毫的二氧化硫味道。仓库那一带尽是高墙，连排的平房，用红砖砌成，间或有一条小路穿插其间，略微抵消了高墙的傲慢。曾经有人指给我看，哪一处是长发女生被敲头的地方，但已然完全记不得方位了。有一只黑猫在街对面相伴着我，走走停停，我掏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喂它，它好像也不介意，只是和我邂逅同行。四周很静，快到仓库时听见隐约传来的鼓声，以及像噪音一样的吉他声。猫停住脚步。我说：“你回去吧。”它好像听懂了，沿着墙角拐弯，身体像蛇一样扭曲着过去，轻轻一钻，消失在一处栅栏下。我说：“别去仓库里乱跑啊，那儿有大狼狗。”猫完全没有理会我。只有亲眼看见过狼狗杀死野猫的人才会知道，场面相当残暴。
列车正从高处驶过。
我买了一张门票，走进去，暖场的是一支粗口乐队，听得人没脾气。固然有时我也想发泄发泄，但走进这样的场子里，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台上的人发泄，毕竟不是什么好滋味。场子里只站了两排人，余下的那些都在外面空地上抽烟聊天。粗粗扫了一眼，大部分都是工学院的，面熟但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总人数不超过二十个。
我在门口吧台上要了一杯强尼走路。这无疑是装逼行为，喝完觉得不够，再装一回。觉得有点渴，又改喝啤酒。两种酒混在一起我很快就晕了。
大约半小时后，粗口乐队退场，零星有口哨声响起。D乐队上场时我愣了一下，光头妹已经不是光头妹了，留起了碎碎的短发，和我从前认识的植物学女孩一个发型。我在想，我到底该在心里叫她什么好呢？还是继续叫她光头妹吧，反正我这也是最后一次看她演出了。
在一片轰轰的巨响中，毫无层次感的音乐如垃圾倾倒在河水中，光头妹戴着硕大的圆形耳环，祈祷般地面对着麦克风，吟唱着属于她的歌。一如既往的童音，一如既往地走调。D乐队的美好与丑陋像一个摔碎了的西瓜，同时呈现在我面前。
我唯一一次和光头妹对话，正是在那个下午。演唱会结束，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乐队在收拾东西，我在门口卖Demo的女孩那里流连片刻，手里的第三瓶啤酒还没喝完。光头妹闲闲地走过来，对着卖Demo的女孩打了个招呼。
“去北京干吗呢？签唱片公司了吗？”我问。
“没有。”光头妹说，“不想唱了，想离开T市。”
“一直都听你唱歌，你走了我很失落。”我说，“不过我也快毕业了，正在到处和人告别呢，以后到北京说不定还能听你唱歌。你会找到比D乐队好一百倍的搭档，这个乐队实在是太烂了。”
卖Demo的女孩捂着嘴偷笑，大概觉得我喝多了，话也说得不知所云。
我说：“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光头妹把手抄在裤兜里，虽然是末流乐队的主唱，类似的恭维话肯定也听过不少了。她脸上没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她淡淡地说：“D乐队在T市不算很烂吧？”
“真的很烂，有几首歌听得我想死。”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光头妹说。
鼓手女铁匠走过来问：“怎么了？”卖Demo的女孩赶紧说：“没事没事，夏小凡喝多了。”鼓手女铁匠说：“傻逼。”
我用拎着啤酒瓶的手指着鼓手女铁匠，说：“他妈的不要让坏人来敲你的头，说的就是你呢，你的鼓敲得就跟敲头党一个德行。你怎么还好意思在这里敲鼓啊？”
鼓手女铁匠飞起一脚，我看到手里的啤酒瓶滴溜溜地飞向空中，剩余的啤酒在离心力之下喷洒向四周，在它落地之前我还有时间大喊一声：
“你们毁了光头妹！”
鼓手女铁匠简直是充满快意、如愿以偿地照着我脸上拍过来。一瞬间我想起的是什么？仓库区的狼狗在空旷地带扑倒了一只丧失了警惕的野猫，一秒钟之内将其痛快利落地杀死。狼狗所具备的品质、神经质和等量的沉静，绝无一丝游戏精神的强硬姿态——他妈的谁说猫是残酷的？猫是一种常常会丧失警惕的动物，有一点儿诱惑就忘记了其他事情。
那天我出现在咖啡店门口时，酒劲过去了一些，头开始觉得疼。咖啡女孩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我掉井里了。
“那个T，手劲大得出奇。T都是一把好手劲吧？更何况还是鼓手呢。乐队解散了，她可以去做保镖。”我坐在咖啡店里唠叨，完全说给自己听的。咖啡女孩在一边听着。
“这么无聊的东西你都肯去听，喝醉了挨打也活该。”她说。
“不算很醉，就是说话失了点分寸。”
“哎，你怎么知道那鼓手是T？”
“大家都知道。”
“见过T是怎么办事的吗？”
“没有。是什么样的？”
“就跟抽你脸一样。”
我无话可说。她用食指抬起我的下巴，看了看脸说：“还好。”但我自感被打得不轻，酒也醒了一大半，我想了想，幸好没有和女鼓手厮打在一起，否则脸面丢尽。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回学校，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有几道深红色的手指印，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
我将自己扔进沙发，破沙发发出一声剧烈的呻吟，随后便安静了。咖啡女孩递给我一瓶啤酒，我说我不能再喝了，过了一会儿她给我递上一杯茶。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喝茶等她。我说没问题，喝茶，等她。
她不在时，我突发奇想，往唱机里放进《Lovelife》，第一首歌是《Lady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但看到这一段时仍然有所触动，大概是我倒霉运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
到黄昏她也没回来。我在店里走来走去，后来索性坐到店门口去。猛地看见D乐队的一伙人从小巷那边过来，狭路相逢，我呆呆地看着光头妹，他们当然也看见了我，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走过的一刹那，铁匠女鼓手对我竖起中指，一脸的嘲讽。万事有止境，唯独倒霉运是个例外。
真是生不如死的一天。我也有一种卡在井里的感觉。
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做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主观的东西是什么？仇视，还是快乐？新闻媒介似乎认定了，一个人去杀人必定是充满了仇恨的，预设了这个社会是值得仇恨的。事实上，他们都忘记了，杀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毙了，也就结束了。美国的变态杀手很多都是判了长期监禁，接受社会学家的研究，像标本一样地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