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星去上海找工作那阵子，亮亮也找到了实习单位，是我过去干过的那个电脑公司。他央求我把他介绍过去，我给那边的学长打了个电话，学长说正缺人手呢，来吧，还问我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也回去工作，转正是没问题的，这样在毕业之前户口可以留在T市，不至于被送回麦乡。我自然知道这利害关系，但我还想再玩一阵子，混到六月份再说吧。
于是亮亮扛着铺盖卷，像个犯人一样去电脑公司报到，以后就住在爬满蟑螂的员工宿舍里，反正五月份的蟑螂都还很小，不必太介意。他请我在夜排档吃了一顿饭，捎带上齐娜。我问他：“联防队不搞了？”他很郁闷地说：“被保卫科取缔了。”我说：“专政武器怎么可以由你说了算？正义是有力量的，凡是有力量的东西你都没有资格指挥，你只能作为力量的一部分而存在，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懂吗？”
我经常这样教育亮亮，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有时简直像他的爸爸，寄希望于他将来长大了能听懂。
亮亮走后，寝室里就剩了我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寝室仿佛是被抽掉了时针和分针的手表，只剩一根秒针在不停地打转，每一圈固然代表了一分钟的流逝，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上却无从知道。实验型的孤独感充斥并局限在寝室里。
最初几个晚上，我甚至还一相情愿地等待齐娜，希望她再来一次，睡在亮亮床上和我聊几句。可是她再也没来过（Loft的噪音仍然此起彼伏，她肯睡过来才怪）。
有一天我昏头昏脑在食堂里吃面，远远地看见齐娜和小广东在一起吃饭。我以为自己看错了，爱猫人士齐娜，屠猫者小广东，这两个人就像饺子和馄饨一样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碗中。但那确实是他们，梳着马尾辫的齐娜，穿着西装的小广东。等我端起饭盆站起来时，从一个较高的位置，看到齐娜穿着一件低胸的衣服，就五月的气候而言，多少显得急不可耐了点。
对齐娜，我不存在失望，齐娜虽然是个可爱的女孩，但绝不是女神，她和什么样的男人在一起都无可厚非。可是，猫会怎么想呢？钾肥的灵魂会原谅她吗？
翌日齐娜来找我，大白天，我半躺在床上看《酉阳杂俎》，没兴趣和她多说话。齐娜说：“别装蒜了，昨天在食堂里我看见你了，你也看见我了。”我说：“我还看见你的低胸了呢，噢，今天穿高胸衣服了。”齐娜很火暴地把衬衫纽扣解开一颗，说：“想看吗？”我赶紧用《酉阳杂俎》遮住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版本，一股霉味钻进鼻子里。我说：“别解扣子了，上次我都看到了，没必要重温细节。”说完这话，书封面上挨了她一掌，打到了我鼻梁骨。
齐娜说：“我知道你讨厌小广东。”
“你怎么知道？”
“你背地里骂过他不止一次，以前我养钾肥的时候，你还用他吓唬过我。你这个人嘛，当面经常寒碜别人，背地里倒是不常说人坏话，可见你很讨厌他。”
我说：“齐娜，我已经做错过一次，扑到你和老星的床上——噢，对不起，床是我的。反正，我不想再扑到你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床上！这件事在我看来，有点愚蠢。所以你大可不必来向我解释什么。”
齐娜露出幽怨的表情，这表情在她脸上出现，仿佛火星上有了高等生命。她说：“你总应该知道我找工作的事情。”
她的工作，也就是吹嘘了大半年的那家德国公司，应聘的是一个助理职位，还是文职，和技术不搭边，但由于是德国公司，不免像阿Q进了赵太爷家，又惶恐又自豪的。不过事情出了差错，德国公司选助理就像电视里的选秀大赛，过了一关还有一关，前三关连德国人的毛都没看见，尽是些中国人在面试她。到最后一关筛剩五个人，齐娜就在其中，可惜功亏一篑，雀屏中选的不是齐大小姐，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小姐，也是我们学校的应届生。为此齐娜大大地郁闷了一阵子，之前有两份不错的工作都被她回掉了，如今多头落空，沦落到比我还不如的地步，我好歹还能去地下室修修电脑。
可这事和小广东又有什么关系呢？
齐娜说：“那家德国公司，小广东有一个亲戚在人事部做主管，他说可以托人把我弄进去。”
我骂道：“资本主义企业也讲究走后门拉关系，真他妈的腐败。”
齐娜说：“你他妈的好像是火星人，刚来地球啊？”
“咱们就不要互相爆粗口了，这样不好。”我说，“无利不起早。小广东我太清楚了，他一个开中介公司的，就算介绍你上厕所都得收你半张草纸的中介费。你就说说你给了他什么好处吧。”
“操你母亲的。”齐娜不依不饶，用力拽了拽自己的领口，妄图把乳沟暴露出来给我看，其实她没有这玩意儿，她A罩杯而已，“夏小凡，我给了他这个，你他妈的满意了吧？”
“心理彻底扭曲了。”我长叹一声。
“世界存在，但无法理解，同时它神秘、失望。”（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
只是一本文学理论著作中并不起眼的句子，不值得去问为什么，不用将它当做格言警句来对待，不能套用到与文学无关的现实中，不是预言，也不是结论。
在阳光还可以的下午，我到自修教室里去睡午觉。寝室朝北，常年阴暗，唯有在夕阳西下时打开窗，才能有一丝镜面反射的阳光照在我床上，这很不舒服，因为只有光而没有热量，像只有容貌而没有体温的莉莉卡。到自修教室睡午觉便成为我的习惯，或曰恶癖。
醒来时已经是黄昏，觉得有点冷，我起身跳了跳，甩动酸麻的手臂，摸了摸口袋里的零钱还在，决定去新村里上网，看看投出去的几份简历有没有回邮。走出学校时听见有几个女生在我背后哧哧地笑，不明所以，便继续走，到杞人便利买了一包香烟。五月的杞杞终于也脱掉了他的蓝棉袄，换上了一件宽大的蓝布罩衫。这孩子的衣着比实际的季节永远都慢一拍。
我转身想走，杞杞把我叫住，说：“你背后写着字。”
“什么什么？”
他指指我后背。我立刻明白了，脱下衬衫，我当场就怒了。好好的一件白衬衫，我还打算面试的时候穿出去，被人用红色的水笔写了巨大的字母：SB。这个把戏已经玩过一次了，第一次还觉得有点情趣，玩多了实在可恨。
我把衬衫拧成一团，放在杞杞的柜台上，借了个小马扎，穿着汗背心坐在店门口抽烟。黄昏是一天中最疯狂的时刻，夕阳下的景物有一种强烈的收缩感，阴影蔓延，既柔和又锐利，无数被忽略的细节正在此时膨胀开来。有时你会感到自己只是生活在一个“部分存在的世界”中，有时那些无意识的事物需要狠狠地敲打、撕扯，黄昏般地毁坏。
杞杞在我身后说：“你被人恶作剧了吗？”
我没回头，说：“比恶作剧还要麻烦一点。”
这个血红的“SB”不但让我想起了长发女生，还有消失了的小白。小白究竟去了哪里？我曾经在好几个地方打听过她的消息，在家教中介所，在学校的同乡会上，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我也就把这件事搁下了。毕竟小白不是我的什么人，她消失或出现都有她的理由。
但是衬衫上的“SB”像一个巨大的备注，让我无法安心。我暗骂了一声。不管怎么说，我得先确认小白有没有回来，再确认长发女生有没有发疯，人们可以自动消失或出现，也可以拿着水笔到处写大字报，但消失了不再出现，或是把红字写在我背上，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杞杞说：“这个很难洗的。”
我说：“不能洗，这衣服是罪证，我还要找人索赔去呢。”
我带着衬衫、穿着汗背心去女生宿舍找碴儿。到了宿舍门口，管宿舍的阿姨竟然不让我进去，说我衣冠不整，容易出事，又说自从闹了强奸犯以后，本校的女生看见稍微过火一点的男性肉体都要集体晕倒，我这样跑进去能引起骚乱。这个宿舍阿姨比我还能胡诌，我一肚子的火气都被她浇灭了，由愤怒转为沮丧，只能回寝室换衣服，再无心情去网吧，兜了被子就睡。
第二天中午我去小白的寝室，门关得紧紧的，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我没辙，继续在自修教室里睡觉，穿着一件旧衬衫。阳光如昨，依旧无人，其实我睡不着，午饭没吃，饥饿感像是在我的肚子上装了个泵，但我不想动弹。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听见背后蹑手蹑脚地有人贴过来，知道好戏开场了，感到背后痒痒的，我大喊一声，猛跳起来揪住那人的衣领，听到震耳欲聋的尖叫，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撒手。
长头发女生被我揪在手里，不过她已经不是长头发了，变成不长不短的拉面头，保湿效果做得不错。我问她：“这回写了什么字儿？还是‘SB’？”她涨红了脸说：“关你什么事？”说完了，我们两个都觉得这话逻辑不通，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她又说，“撒手撒手撒手。”
“我撒手，你可别跑。”
“我不跑。”
我松开她，下一个动作是脱衣服，看我背后的字。刚把衣服脱下来，她扭头就跑，顺手把水笔扔出窗外，并且大喊：“抓流氓！抓猥亵犯！”我扑过去，勒住她的脖子，捂着她的嘴，把她倒拖回阳光下。教室门口伸进来一个脑袋，不知道是谁，问道：“出什么事了？”我说：“调情呢！”那个脑袋说：“噢，雅兴，雅兴，不好意思。”说完便消失了。
拉面头（现在她只能叫拉面头了）扒开我的手，哭丧着脸说：“讨厌，讨厌！”
“老手啊，第一时间消灭作案工具，逃跑还栽赃。”我抖开衣服，这件并不太值钱的衬衫上被写了一个红色的“S”，“B”字尚未完工，乍看像是5号球衫，十分可笑。我说：“就算我得罪你了，你也不能这么干，我就这么几件衬衫，找工作面试还指望能撑撑门面，背着个红色的‘SB’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太可恶了。”
拉面头说：“我还一肚子气呢，我借给小白七百块钱，到现在还没回音。你知道我‘五一’节是怎么过的吗？身无分文，在学校里闷了四天，吃了四天的馒头。我本来想去黄山旅游的。”
我无心和她讨论这个，说：“问你，小白一直没有回来？”
“当然没有！”拉面头说。
“报警了吗？”
“报了！”
我拍了拍大腿，心想这事儿要捅娄子了。我给自己点了根烟，坐下，除了思考以外还想缓和一下气氛。拉面头果然也跟着坐下了，撇着嘴挠头，虽然没有小白的美丽动人，但这个动作颇有点可爱。我暂时原谅了她。我这个人很容易原谅别人，也很容易原谅自己。拉面头好像是和我心灵相通似的，适时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