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记忆都恢复原状，光华消失，扭曲部位回到正常。像我曾经玩的电子游戏，游戏中的情节并非我真实的生活，当它成为一段过去式，我能回忆到的仅仅是：自己曾经趴在十四英寸球面显示器前面，浪费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我不能回忆说我曾经砍杀了无数的妖魔。
然而，当咖啡店死去之后（这也是一个结束了的电子游戏），我离座，付账，裹着棉衣走出网吧，在黑暗的道路上回头发现游戏中的女妖正跟着我回家。
咖啡店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九四年之前它是个录像厅，放的都是些很无聊的港台片，偶尔也放放所谓的生活片，那只能关起门来看，结果被勒令停业，转行开桌球房。同年，附近的工厂纷纷倒闭，居民区里充斥着下岗职工，火气都很大，有人在桌球房发泄了一通，爆发了一场群殴，很快就关门大吉。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之间，相继开过皮鞋店、盗版碟店、服装店、小吃店，无一幸免，全部以亏本倒闭为结局，直到一九九八年开出一家咖啡店，那一年大学扩招，互联网开始出现，原本土里土气的工学院忽然成了文化地标，小资之风蔚然，新一代的大学生再也不是以前那些穷鬼了。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以前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穷人家的聪明孩子，而扩招以后终于把那些蠢而有钱的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攀着大学这条产业链，咖啡店的生意居然不错，在这一带颇有点名气，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二十一世纪，像是经历了命运转折点，忽然就走上了下坡路，店是越来越破，顾客越来越少，像一棵凋敝在死胡同里的树，终于有一天，完蛋了。
我去到那里时，正有一辆卡车停在店门口，四个工人正在从里往外搬东西。破沙发、旧冰柜、灯具以及扫帚、簸箕全部往卡车上扔。咖啡女孩一手捏着那张《OK Computer》，另一只手夹着《托洛茨基自传》。她告诉我，店没了，只捞出来这两样东西，唱片是她的，书归我。
托洛茨基对我而言已经没有意义，我接过书，把它交给工人。也许他们会爱上他呢。
“老板果然没死，把店盘掉了。”她说，“猜猜看接下来是开什么店？”
“猜不出。”
“洗脚房。”
“难怪破沙发都不要了。”
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忽然收声，变得异常严肃。
我和咖啡女孩站在街头，这时她已经不再是咖啡女孩了，该叫她什么呢？没想明白。暂时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思路。
“你打算去哪儿？”她问我。
“你是说现在还是以后？”
“当然是现在，我管你以后去哪儿干吗？”
“现在，去一个公司面试。”
“一起去。”
我想她心情应该很坏吧，表面上看不出来，相当淡定。这样也好，至少免除了安慰她的麻烦，我经常把人安慰得号啕大哭。
这是天气很好的一天，我怀疑在一年之中再也找不到比这天更加天高云淡的日子了。她走得轻快而安静，不经意地加快步伐，像茶叶在热水中逐渐泡开，浮起又沉落，茶香弥漫。我意识到她并没有心情很坏，她看起来好极了。
“打算去哪里？”这回轮到我问她。
“现在还是以后？”
“当然是以后。”
“不知道。随便去哪儿都可以，我现在住的房子还租着，下个月才到期。”
“继续打工？”
“随便。”她又问我：“面试什么职务？”
“助理。”
“听上去不错。”
“其实很苦的啦，又枯燥，听说还要到流水线上去实习。”
“都说现在的大学生吃不起苦。”
“你这都是报纸上看来的风凉话。”我愤愤地说。
“那我应该怎么说？”她微笑着说，“我高中毕业就在做咖啡馆的女招待，对你们大学生实在缺乏了解。”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应该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往往也就是来自报纸电视，那玩意儿连镜子都算不上，充满了误读。我们说到自己也好，说到世界也好，就是基于这些错误的信息。
那家公司并不远，总部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务楼里。我在前台报了自己的名字，简历和照片什么的都没带，前台发了一张表给我填。看前台小姐的脸色就知道我会出局了。咖啡女孩也领到了一张表，坐在我身边假装也写着什么。
一起面试的还有好几个人，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胖子。我觉得面熟，他凑过来看我填的履历表，说：“啊，校友啊。我也是工学院的。”
“你来应聘什么？”我问他。
“还能应聘什么，当然助理喽。他们只招这个，先送到流水线上去干几个月，回来以后再继续折腾你，淘汰，淘汰，再淘汰。”他继续看我的履历表，说，“你学计算机的干吗来应聘这个？”
我说：“我随便应应，没什么特别的目标。”胖子很同情地说：“你专业不对口啊，学过管理学吗？我是学企业管理的，将来升上去的可能性比你大。你学技术的人到这里来，估计适应不了办公室政治，弱肉强食的社会啊。”
我说：“那你觉得我干什么比较合适？”
“修电脑啊。”
我勃然大怒，又不便发作，只能说：“我无所谓的，到浴室里给人搓澡都行。”胖子显然很迟钝，继续说：“我们学校好几个去搓澡的了，都上了电视新闻了。”我说：“嗯，我说的就是这个。”
轮到胖子进去面试。咖啡女孩说：“你怎么了？”
“有点郁闷。”
“因为那个死胖子？”
“因为掉井里了。”我说。这已经是我和她之间的暗语了。
胖子的面试时间相当长，想不通就招几个小助理，为何要这么费劲。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胖子才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成了。”说完用手里的塑料文件夹拍了拍我的头，又附在我耳边，不依不饶地说，“这回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表现出对公司很忠诚的样子。他们就吃这套。”
轮到我进去，一张钢化玻璃台面的会议桌对面坐着个中年女人，显然是面试官，穿戴得相当整齐，还给自己配了一副平光眼镜。灰色职业装下面伸出两条修长的腿，用肉色丝袜包裹着，交叠攲侧，很有样子。她的上半身端坐如钟，下半身则像两把船桨，当然，是摆放在船的同一侧的，我期待着它分开，划动。我胡思乱想，递上履历表。她接过履历表看了看，脸色微微挂了一挂，问我：“你就填了这么一点东西？”
“履历平淡，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可言。”我说。
“希望你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不明白这一点。”她适时地开始教育我。
“噢。”
“介绍一下你自己。”
“夏小凡，二十二岁，学电脑的。目前的目标是找一份工作。”我说。然后闭嘴停下，等着她发问。
她停顿了几秒钟，大概意识到我已经讲完了，又问道：“谈谈自己的性格？”
“看上去有点抑郁，其实还是很开朗的。”我说完又闭嘴。
“这样啊。”
她身上，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在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便做出要收场的样子。我见过的HR也有二三十个了，知道自己这回又没戏。我好像是HR的克星，只要坐在他们眼前，就必然会被踢出局，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不过，这一回我可没那么好对付。我说：“刚才那个胖子是我的同学。”
“我看到了，你们都是工学院的。”她说。
“我们一起来的。”
她用手扶了扶眼镜，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凑近她，低声说：“他刚才对我说，特别喜欢你玻璃台面下的小腿。他说你三十多岁了还能保持这种风韵，很让他想入非非——再见！”
祝胖子好运吧。
齐娜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职场寓言。我们这些人除了听黄色笑话以外，就是听点职场故事，再背几句职场格言，以备不时之需。并不是这些故事特别有意思，而是如齐娜所说，将来有一天，主管总会把这些寓言讲给我们听的，就那么几个段子，到时候不要觉得新鲜乃至像个土鳖一样认为自己悟出了职场真理。职场，就是他妈的用寓言和鸡毛蒜皮糅合起来的玩意儿，就算你每天在削铅笔，你也得知道盖茨和巴菲特曾经说过些什么。
这个寓言说的是某个公司里，有个房间是不给任何人进去的，这是一条定律，任何人不得违背。有一天，一个女孩加班到很晚，她出于好奇，走进了那个房间。拉开门一看，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女孩拆开信，信上写着：恭喜你，你升职了，你打破了公司的陈规陋习。
这个故事如果由老星来说，一定是很有喜感的，但出自齐娜之口，怎么听都觉得吓人。我便不停地追问、抬杠，不许进去的房间真的可以进去吗？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暗道？走进去之后会不会消失掉，像掉进了异次元空间？齐娜就骂我是个神经病，被迫害妄想症。
我对齐娜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那一个进不去的房间，所有的房间都进不去，难道不是吗？”
五月份，附近开发区有一家工厂便发生了一场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锁住，有一部分工人们只能砸开窗子往外逃。人们都听说过某某厂一下子烧死几十个女工的故事，所以逃得比兔子还快。
那只是一次很小的火灾，并不足以置人于死地，灭火器两下就解决了问题，但车间位于二楼，有一个女工在跳下来的时候摔断了腿，后面跳下来的人又恰好坐在了她的身上，肋骨也断了，像一块摔碎的苏打饼干一样送进了医院。这女孩就是工学院的实习生，和我同一届，想象不出她有多可怜。
不只是有进不去的房间，还有很多出不来的房间，跑出这个房间，或许也有一封信写在天上——恭喜你，自由了。
那年冬天在地下室装电脑时，我也问自己，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找不到答案，这是一个带病毒的文件，打开它，系统会陷于崩溃。地下室是个糟透了的地方，它和封锁了消防通道的厂房一样，都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残酷感，我一直以为自己拒绝地下室、拒绝流水线是因为恐惧，我需要形式上的通融，就像你遇到的女孩都没心肝，那至少应该漂亮一点，对她的没心肝也就认了。
如果不是地下室呢？如果是在一幢有着中央空调、禁止吸烟、配备高速电梯的甲A级办公楼里，我是不是就比较能够接受装电脑的人生？我估摸着，也许会好一点吧，至少在一开始不会那么令人难受，因为那种清晰无误的可比性。病毒仍然存在，但系统却可以工作。我的任务就是维持系统的运作，尽可能地不让病毒发作——辨识，延缓，控制，备份，杀除。然后，等待好运来临。
我只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个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