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全家终于离开了托拉博拉山，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再到山上去住了。我看到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非常开心。虽然只要住在阿富汗，无论在哪儿生活都会比较困难，但是再没有比托拉博拉山上的生活更艰苦的了。
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月大家都比较忙。父亲下令让我们和基地组织主要领导人撤离本·拉登山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高兴得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了。从托拉博拉山到贾拉拉巴德是四小时折磨人的路程，但那次一路上竟然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
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停留了几个星期，以便父亲为下属作出安排。我们的行程安排刚刚好，因为差不多是在我们刚到贾拉拉巴德，母亲就生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帕克海雅。而且这样母亲生完孩子也还能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启程开车前往喀布尔。
前往喀布尔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景色非常漂亮。不过我们都没心思去欣赏路边的美景，因为那里的路实在是太乱、太难走了。我们的车就像野马一样在上面颠簸前行。喀布尔在贾拉拉巴德以西一百英里，路程并不远，可是因为路况太差，我们的车一直走了八个小时才到。一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母亲、我那刚出生的妹妹和其他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还好最后我们都安全抵达喀布尔了。喀布尔地处一个小平原上，整个城市被喀布尔河一分为二，四周被兴都库什大山环绕。
最重要的是，母亲和我那刚出生的小妹妹一路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父亲要去看看喀布尔地区，还要见一些人，所以我们一家在喀布尔那个备受摧残的城市停留了几个星期。在等父亲处理各项事务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了租来的一栋两层的房子里。那栋房子很普通，不过能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要知道当时在喀布尔，就连能住在有屋顶的屋子里的人都很少。
喀布尔是一个被战争破坏殆尽的城市的代表。自从苏联人离开阿富汗以后，派系斗争让这个曾一度繁荣的城市变成了一堆瓦砾。虽然城里偶尔还有几处可以住人的房子，但这个城市大多数人都住在像蜂窝一样的混凝土地狱里，那些地方根本就不像是给人住的。
喀布尔整个城市都让人觉得压抑，所以听说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兄弟姐妹还有我都非常高兴，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三百多英里路我们不用再坐车了，而是改乘飞机了。到此，我们终于结束了在阿富汗坐车的日子。
父亲拒绝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他说阿富汗的设备太破了，他不相信阿富汗的飞机能正常飞行。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起上飞机，而是和几个下属一起坐车走了。尽管父亲很担心飞机的安全性，但是要在阿富汗颠簸的土路上行驶，尤其当时还是内战正异常激烈的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那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乘车而不坐飞机，现在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为了视察苏联人遗弃的军事基地。那些军营就建在阿富汗各个主要城市的周边地区。奥马尔告诉父亲说只要是塔利班没有占领的军营，父亲都可以自由使用。
父亲一直为被苏丹驱逐而耿耿于怀，他认为那都是因为美国人，所以父亲很希望能尽快建立训练营，训练出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攻打西方世界。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塔利班的，不过他们很慷慨，让我父亲随便用哪架飞机。上去之后我发现飞机上所有的座位都撤走了：我们一行人太多了，大家必须紧挨着坐在地上。妇女主动坐到了飞机后部，男人们坐在前面。所有男人都带着很多武器，肩上挎着抢，腰上围着手榴弹带。在阿富汗，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仗，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需要随时准备好上战场。
他们告诉我们说一场仗一般只打几个小时。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家都为能有理由待在一起而高兴。年轻的男人们聚成了一堆，年龄比较大的士兵另成一堆。我的心情很少像那时候那样好，能去坎大哈我非常兴奋。我从没去过坎大哈，真希望我能在阿富汗找到一个住起来还算舒服的地方。
我和一个名叫阿布·哈迪的朋友坐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五岁，出生在约旦，不过为了寻求更高的目标，他来到了阿富汗，参加了圣战。我能看到我的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他正在玩手榴弹，不过当时这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飞机起飞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阿布·哈迪突然用手撞我，大声对我说：“奥玛，快看，快看你哥哥！”
我往那儿看了一眼，立刻心跳加速。阿卜杜勒·拉赫曼无意中拉开了一枚手榴弹，保险栓已经掉在了地上。他手里握着的手榴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那我们这架飞机就完了，飞机上所有人都活不了。
阿布·哈迪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跑过去抓住阿布·哈弗斯，并告诉了他眼前的危机。阿布·哈弗斯受父亲委托，负责把我们一家安全送达坎大哈。他从阿卜杜勒·拉赫曼手里把手榴弹抢了过来，然后借助飞机上一位手榴弹专家的帮助，一起把手榴弹暂时稳定了下来，然后去了驾驶室。当时飞机正好飞得比较低，他们就把那颗手榴弹扔到了窗子外面。他们说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了，不过我们都没听到爆炸的声音。
飞机上的女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没告诉她们。
手榴弹事件之后，我们安全降落在了坎大哈。我们降落的机场很小，只有一个主建筑、一条跑道。机场上已经有车在等着接我们了，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我们在坎大哈的家中。我们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坐的车开了很长一段路，距离机场至少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的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前面，那是苏联人在阿富汗的时候建造的，院子四面都是高墙，每个墙角还有一个哨兵岗位。高墙之内大约有八十间中等大小的混凝土造的屋子，全都刷成了粉红色。父亲的下属已经在那些屋子里整修了好几个星期了。自从苏联人1988年撤走以后，那些房子屡遭劫难，虽然父亲已经让人修补过了，但我还是在里面看到了导弹袭击的痕迹和子弹孔。
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当然，那些基地里都没有电和水，父亲拒绝使用在那些军营里使用现代化的东西，他反复说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和战士都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我们都还记得住在托拉博拉山上石头小屋里的情景，所以大家都没抱怨。
母亲和阿姨们都搬到了那个大院子的房子里，她们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很方便，而且那里就她们几个。很快父亲的下属就会给每一栋房子都建上围墙，好让父亲的妻子们能有必要的隐私。
我们院子外面有二十栋大别墅，听说过去全是苏联将军住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房子，过去是给普通士兵住的。那些结了婚、有孩子的士兵就住在里面。而那些没结婚的士兵则住在我们院子外面的房子里。外面还有一栋特别大的军用建筑，那座房子的屋顶上安装着特殊的对空导弹发射炮。
当然，我们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型清真寺，另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办公室供父亲和他的高级军官使用。我们的马厩建在了单身汉宿舍下面。
坎大哈远远不是完美的天堂，我们还是住在一个战火连连的国家。战争并未蔓延到我们的院子里，然而有时我们还是能听到爆炸声和喊杀声。另外，由于长久以来阿富汗人一直陷于战争，很多以前的健康和卫生习惯都没有了，因而这里疾病蔓延，我们随时都有染病身亡的危险。
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小院子里不出去，不过来坎大哈几个月后，我和其他兄弟，还有几个朋友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去市区逛了。在坎大哈，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阿富汗人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出资去当地一家很受欢迎的饭店吃饭。我们当时已经吃惯了那些淡而无味的食物，我们吃的东西就连狗都不爱吃，所以那一次我们都对去饭店吃饭充满了期待。我们点菜之后，同去的一个人注意到我们桌子旁边有几个罐子。他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会感到好奇的人，所以他拿起来一个罐子，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闻了一下就把鼻子捂住了。服务员解释说阿富汗人习惯吃饭前先吐痰清清喉咙，为了防止顾客往地上吐痰，他们饭店提供“痰盂”。
这种倒胃口的东西让我们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坎大哈这个城市本身就很脏，街上到处是露天的污水管，多数污水都是直接从居民家中排放到马路边或是大街上。多数房子都有室内厕所，可却没有自来水。为了方便排污，那里的厕所都建在临街的一面，而且是露天的，这样厕所里的脏东西就可以直接排放到下面的街道上。那里的人普遍认为把垃圾排放到街上当然比留在家里好。
我们住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但父亲在市区租了很多房子，以方便接待客人。有时候我和其他兄弟，或者是朋友们会住在那些房子里，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了当地那种极不卫生的垃圾处理办法。让我们觉得最难堪的是街上的行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如厕者的光屁股。
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这很有趣。比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客人，沙特政府用卖石油的钱把沙特大部分地区都建得很现代化了，沙特人已经习惯了用好东西，我们的那位客人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吃过饭后觉得肚子很难受。我们告诉了他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故意没说厕所下面正对着街道，不一会儿他就很慌乱地跑了回来，说下面的街上有一只狗一直朝着他大叫。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就都跑过去看。我们从那个厕所洞眼里看到他说的那条狗。那里有一只母狗和一群小狗盘坐在那个厕所下面，那只狗妈妈在街上给自己的孩子们找了一个很好的角落，如果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它们就会大叫。所以不用说，我们那位朋友的肚子马上就不疼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用室内厕所了，他宁愿去附近的田地里或者空地上解决问题。
